革命已去，共和安在？——为一本再版不得不改名的书而写

按：听闻马国川十几年前《告别皇帝的中国》一书再版，不得不改名《变革与迷思：辛亥1911》，想起自己当年还给这本书写过书评。该文删节版曾刊于2012年1月15日的《信息时报》，题为《关于辛亥革命的十二种解答》。

启风/文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只是据自己所见，我列给媒体的辛亥书单上就有六七十种之多。这些新书良莠不齐，侧重点也大不相同，甄别起来殊为不易。如果读者不想过多地知道历史细节，只是希望了解革命的前因后果，那马国川这本《告别皇帝的中国》无疑将是首选。作者访谈了包括朱维铮、章开沅、李泽厚、杨天石、余英时在内的十二位学者，集合了来自海峡两岸，以及海外学界的各种立场，基本囊括了今天对清末新政、对慈禧、对辛亥革命、对孙中山的全部观点。

当时晚清政局如何，为什么立宪失败，导致了革命爆发，而革命又怎么会以很少的流血迅速成功。只要能将这个历史链条捋顺，也就不难对辛亥革命有一个清楚的理解了。朱维铮在访谈中说，“纪念辛亥革命，首先要把历史搞清楚。”但是又如很多史家感知的那样，历史一旦发生，就无法还原，后人能做的只是不断接近真相。马国川的十二个采访其实就是十二种解答，为读者留下了足够的思考空间。

在传统的教科书中，慈禧被恶意丑化，新政被说成一无是处，所谓“预备立宪”更只是一场“欺骗”。近些年来，随着“正统史观”的日趋解体，以及新史料的不断发掘，从前很多被视为“定论”的东西都已经被推倒重评。袁伟时高度评价清末新政，称其为“二十世纪中国最辉煌的记录之一”；萧功秦也说，“清末新政的贡献还是非常大的”。而海外的余英时则肯定地表示，“我认为没有什么‘清末新政’，清王朝只是做了一些行政上的调整来缓和危机而已。”相比之下，杨天石显得更为中立，一方面承认新政有诸如废科举这样的功绩，但因为满洲贵族“寸权不让”，也注定了改革不会有大的进展。

围绕对新政的不同看法，也注定他们要在“革命有没有必要”的问题发生分歧。李泽厚自1995年时即提出要“告别革命”，在他看来，自辛亥革命后中国就开启了不断革命的魔盒，对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而如果慈禧能晚死十年，在她的推动下，改革很可能会取得成功，那样就不会有辛亥革命了。杨天石对此表示了反驳，他认为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已然证明以慈禧为首的满洲贵族无意推行宪政，改革的路走不通，所以革命是必要的。生于辛亥革命前的1906年的周有光，其视角更为开阔，他认为只要是进步的，无论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都能称之为“革命”。而在周老看来，“辛亥革命是真正的革命，了不起。”

“革命”曾经是一个不能，或者说无需讨论的话题，因为“革命”一词具有不容置疑的神圣性。王奇生在《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中有过论述，《告别皇帝的中国》里好几位学者也曾提到，辛亥革命以后，“革命”就是真理，“反革命”成了天大的罪名。而如今“革命”早已走下神坛，任人评说了。韩寒就在去年底连发三篇博文，探讨革命与民主。在韩寒看来，革命必将带来灾难，所以要改革，不要革命；革命不一定带来民主；而在民众整体素质不高的时候，即使以革命获得民主，也只能是劣质的民主。其实我们不妨以辛亥革命为蓝本，来评判下革命的是是非非。

孙中山最早也是改革派，直到上书李鸿章失败，才走向革命。当时中国的开明士绅，同样都是立宪派，为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大声疾呼。然后随着“皇族内阁”和“铁路政策”的出台，立宪派才倒向革命。因此在“改革与革命的赛跑”中，革命不是想避免就能够避免的，当改革的路被堵死，革命的爆发也就是时势使然了。诚如雷颐所讲，“与其说‘革命’是下层‘激进’的结果，不如说是被上层‘顽固’逼迫出来的……”。好在辛亥革命后，在革命党、立宪派、袁世凯与清廷的四方博弈中，以极少的牺牲达成和解。但也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中国人并未就此拥抱共和。但这是国民素质问题吗？我想不是的，如果没有长期战乱的干扰，给民主实践以实践，中国必然可以成为一个成熟的共和国。所以，韩寒的一些看法是对的，而另一些则有待商榷。

图：武汉辛亥革命博物馆及其门前的孙中山像（启风摄）

但有一点韩寒说的很对，那就是民众需要不断给执政者以压力，才能迫使后者推动改革。与此同时，执政者也必须知道，如果错过机遇，后果将是无法逆料的。在有关辛亥革命的各种学术问题上，马国川采访的学者们固然存有不少分歧，可却也有一个共识：慈禧镇压戊戌变法，使清朝错过了最好的改革时机，清朝从此走向毁灭。马国川在《告别皇帝的中国》中采访的许倬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多次与蒋经国私下交谈，谈论“政治体制变革，民主和开放”。我们知道在蒋经国执政的末期，面对来自民间的压力，最终抓住改革契机，结束了台湾几十年的“戒严”，推动了政权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