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说真话的好官儿，一直就不多

在古代的朝堂上，言官绝对是最特立独行的一群人。别人靠“拍马”升职，他们靠“找茬”出圈；别人怕触怒龙颜，他们偏要把“逆耳忠言”当主业。

一、魏徵

要是给古代言官排个“战力榜”，魏徵绝对是断层第一。他不是在提建议，就是在准备提建议的路上，连唐太宗李世民都私下吐槽“这老头比我爹还管得多”。

魏徵的“怼人套路”特别讲究，不骂街、不撒泼，专挑皇帝最在意的“治国脸面”下手。李世民刚登基时想修座宫殿，理由是“彰显大国气象”，魏徵直接递上奏折，开篇就戳痛点：“陛下还记得隋朝怎么亡的吗？杨广修洛阳宫，劳民伤财，老百姓活不下去才反的。”

接着又算经济账：“现在全国还有一半百姓没饭吃，您要是把钱花在宫殿上，明年赈灾的粮从哪儿来？”李世民被怼得没脾气，只能把工程叫停，还得硬着头皮夸“魏爱卿说得对，是朕考虑不周”。

更绝的是，魏徵连皇帝的私人生活都要管。李世民晚年想选一批年轻宫女充实后宫，魏徵又出来反对：“民间适龄女子本来就少，陛下把人选进宫，老百姓娶不上媳妇，谁来种地缴税？”

气得李世民私下跟长孙皇后抱怨“真想把这老头赶走”，结果长孙皇后反而劝他：“陛下，能有人敢这么跟您说话，说明您是明君啊！要是没人提意见，您跟昏君有啥区别？”

就这么连怼了十几年，魏徵去世后，李世民哭着说“朕失去了一面镜子”。

二、包拯

提到包拯，很多人想起的是“断案如神”，却不知道他还是宋朝最硬核的谏官之一。别人提建议是委婉提醒，他提建议是直接开怼，连皇亲国戚都敢拉出来公开曝光。

包拯当监察御史时，怼倒了张尧佐。这位张大人是宋仁宗宠妃张氏的伯父，仗着皇亲身份，兼任了四个重要官职，相当于现在“身兼财政部长、交通部长、国资委主任、央行行长”，妥妥的权力超标。包拯看不过去，直接上书弹劾：“一个人管四个要害部门，权力太大容易滋生腐败，陛下要是真为国家着想，就该把他的职位撤了。”

宋仁宗一开始想和稀泥，说“张尧佐能力强，多兼几个职怎么了”，结果包拯直接在朝堂上跟他说：“陛下，您要是因为宠妃就给她家人搞特权，老百姓会怎么看您？史书会怎么写您？”说着说着，还激动得唾沫星子溅到了仁宗脸上，吓得皇帝赶紧擦脸，当场答应“朕这就撤了张尧佐的职”。

除了怼皇亲，包拯连皇帝的家务事都敢插手。宋仁宗没儿子，想立侄子赵曙为太子，又怕大臣反对，一直拖着不表态。包拯直接上书：“陛下，立太子是国家大事，您要是一直拖着，万一哪天身体不好，朝堂乱了怎么办？”宋仁宗反问他“你想让朕立谁”，包拯毫不客气地说：“臣不管立谁，只希望陛下赶紧定下来，别让百姓担心。”

宋朝的谏官之所以敢这么“横”，跟当时的制度有关。宋朝规定“谏官可以风闻奏事”，哪怕只是听说某官员有问题，不用查实证就能上书弹劾，而且“言者无罪”，骂错了也不会被追责。包拯就是靠着这股“不管你是谁，不对就怼”的劲儿，把“谏官”的职责尽到了极致，也让“包青天”的名声不仅靠断案，更靠“敢说真话”传了千年。

三、海瑞

如果说魏徵是“委婉怼”，包拯是“直接怼”，那明朝的海瑞就是“往死里怼”。他敢当着嘉靖皇帝的面，把他骂成“昏君”，还写下《治安疏》，把皇帝的“黑料”一条一条列出来。

海瑞当户部云南司主事时，嘉靖帝正沉迷修道，二十多年不上朝，把朝政交给严嵩等人，老百姓被盘剥得苦不堪言。

海瑞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干脆写了一篇《治安疏》，开篇就骂嘉靖“陛下您年号叫‘嘉靖’，可现在老百姓都说‘嘉靖嘉靖，家家皆净’。家里的钱都被朝廷榨干了，这就是您修道修出来的结果？”接着又吐槽“您天天求长生，可连忠臣都不用，奸臣都不除，就算长生了，也是个亡国之君。”

写完奏折后，海瑞知道自己必死无疑，提前买好了棺材，跟家人告别，就等着嘉靖下令把他砍头。没想到嘉靖看完奏折后，气得把奏折扔在地上，吼着“把这疯子抓起来”，可冷静下来后又说“海瑞说得对，可他骂得太狠了，朕要是杀了他，不就成了昏君吗？”

最后，只是把海瑞关进大牢，没杀他。后来嘉靖去世，隆庆皇帝继位，海瑞被放出来，官复原职。

四、孙嘉淦

清朝的言官制度不如唐宋开放，多数人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孙嘉淦偏要做例外。他敢在雍正皇帝刚继位、杀了一堆兄弟的高压期，直接上书提“三个不要”：不要搞文字狱、不要过度征兵、不要跟百姓争利。

雍正刚登基时，朝堂气氛特别紧张。他刚收拾了胤禩、胤禟、胤褆等兄弟，大臣们都怕说错话被牵连，连走路都不敢大声。孙嘉淦却在这时递上奏折，开篇就说“陛下，现在朝廷有三个问题，要是不解决，会影响国家稳定”，接着就把“文字狱太严，文人不敢写书”、“征兵太多，农村没人种地”、“官府跟百姓抢生意，商人活不下去”这三个敏感话题摆到了台面上。

大臣们都以为孙嘉淦死定了，连雍正自己都气得拍桌子：“这小子是不是活腻了？”可仔细看完奏折后，雍正却笑了：“孙嘉淦虽然敢跟朕抬杠，但他说的都是实话，这样的人朕得重用。”不仅没罚他，反而把他升为国子监司业，让他专门负责给官员讲课，意思是“你们都学学孙嘉淦，别只会拍马”。

后来乾隆继位，孙嘉淦继续谏言。乾隆想搞“闭关锁国”，禁止民间跟外国通商，孙嘉淦又上书反对：“跟外国做生意能赚银子，还能了解外国的情况，要是全禁了，咱们跟瞎子有啥区别？”虽然乾隆没完全听他的，但也没为难他，还夸他“忠心可嘉”。

孙嘉淦的幸运，在于他遇到了雍正、乾隆这样“听得进劝”的皇帝，但更重要的是，他懂得提建议的艺术，先肯定皇帝的政绩，再委婉指出问题，既给了皇帝台阶下，又把建议传达到位。这也说明，言官不是越狠越好，而是要“既要敢说，又要说得有用”。

五、说真话的好官儿，不能少

盘点完这些古代的好官儿，会发现一个共同点：他们不是为了“怼而怼”，而是“为百姓说话、为国家避坑”。魏徵怼唐太宗，是怕他重蹈隋朝覆辙；包拯怼宋仁宗，是怕他搞特权乱了朝纲；海瑞骂嘉靖，是怕他沉迷修道误了国事；孙嘉淦劝雍正，是怕他高压统治失了民心，而劝乾隆，是怕闭关锁国后沦为三流国家。

这些人或许脾气倔、说话直，甚至有点不近人情，但他们却是当时社会的好人、好官，敢对皇帝说“不对”，敢提建议。

放到今天，虽然没有“言官”这个岗位，但“听建议”的道理从来没变。公司听员工的建议，能避免决策失误；政府听群众的建议，能在办事时不伤害群众利益；就连个人听朋友的建议，都能少走弯路。

连封建王朝都知道“兼听则明”，现代社会作为更开放、更文明的时代，当然没有理由把建议当成洪水猛兽。下次再有人说“别给我提意见”，不妨回他一句：“你比古代皇帝还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