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我跟姑娘表白，将两斤猪肉塞她手里，她红脸：你个傻子

1980年的春天总透着股犹豫，梧桐枝桠刚冒出头的嫩芽，被一场猝不及防的倒春寒打得蔫头耷脑。我抱着个用油纸层层裹紧的包裹，在纺织厂家属院三号楼的老槐树下站了近十分钟，手心的汗把外层油纸浸得发潮，连心跳都跟着乱了节拍。

包裹里是两斤上好的五花肉，肥瘦相间得恰到好处，是早上五点就去副食品店排了俩小时队才抢到的宝贝。肉票攒了整整三个月——厂里每月发半斤，我跟同宿舍的单身汉老张换了一斤，又偷偷拿两条“大前门”，从食堂王师傅那儿换来了剩下的半斤。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两斤五花肉，足以让邻里街坊羡慕好几天。

“李建国，你杵在这儿当电线杆子呢？挡着路了。”

清脆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我浑身一激灵，猛地回头，就见刘映雪推着自行车站在那儿。浅蓝色的纺织厂工作服衬得她肤色白净，两条乌黑的麻花辫垂在胸前，脸颊被微凉的春风吹得泛着红晕，一双眼睛亮得像刚被雨水洗过的星星，比枝头的嫩芽更添几分生机。

“映、映雪同志……”我舌头瞬间打了结，下意识把油纸包往前递了递，“这个，给你。”

她愣了愣，双手还扶着自行车把手，没接：“啥东西？裹得这么严实。”

“猪、猪肉。”我恨自己嘴笨，之前在宿舍演练了无数遍的话全忘在了脑后，只憋出三个字，“两斤。”

刘映雪的眼睛倏地睁大，随即“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眉眼弯弯：“李建国，你没事儿吧？好端端的，给我送猪肉干啥？”

“我、我就是想给你。”我硬着头皮往下说，声音都有些发颤，“你上次不是说想吃红烧肉吗？这五花三层的，炖出来最香了。”

这话是半个月前在她表妹张秀英家说的。秀英是我机械厂的同事，那天做了土豆烧肉，肉少土豆多，刘映雪夹了块土豆，轻声叹了句：“等啥时候肉票够了，真想好好做顿红烧肉，要炖得烂烂的，入口即化那种。”我当时扒着饭，没敢搭话，却把这句话牢牢刻在了心里。

刘映雪的脸更红了，这次不是被风吹的，而是从脸颊蔓延到耳根，像染上了胭脂。她咬着下唇，左右飞快扫了一眼，见没人注意，才压低声音：“你疯啦？两斤肉票多难攒你不知道吗？快拿回去自己吃。”

“我不！”不知哪来的勇气，我一把将油纸包塞进她的车筐，按住车把不让她动，“给你就是给你了，我一个单身汉，吃不吃都行。”

她瞪着我，好看的眼睛里情绪复杂，有惊讶，有羞涩，还有几分无奈。伸手就要去拿车筐里的肉，我死死按住车把，心跳如鼓，终于说出了那句藏了许久的话：“映雪，我喜欢你。”声音小得像蚊子叫，却清晰地落在了两人耳中。

刘映雪的手停在半空，整个人像被按了暂停键，连呼吸都慢了几分。几秒钟后，她脸涨得通红，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你个傻子！”说完，猛地推开我，推着自行车就往楼道里跑，车筐里的油纸包随着车身颠簸，晃得我心也跟着悬了起来。

我站在槐树下，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门洞，心里空落落的。完了，肯定是被拒绝了。垂头丧气地往回走，机械厂的单身宿舍在三站地外，那天却觉得这条路长得没有尽头。经过国营饭店时，橱窗里摆着的红烧肉样板油亮诱人，香气飘得老远，反倒像在故意提醒我，刚才的表白有多莽撞。

“建国！等我一下！”

我回头，就见张秀英骑着自行车追了上来，气喘吁吁地停在我身边：“你跟我表姐说啥了？她脸通红地跑回家，抱着个油纸包发呆，问她啥也不说。”

“我……给她送了两斤猪肉。”我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

“两斤？”张秀英眼睛瞪得溜圆，“你哪儿弄来这么多肉票？这可是稀罕物！”

“攒了三个月，跟老张换了点，又找王师傅换了点。”我低声说，“然后我跟她说，我喜欢她。”

张秀英沉默了三秒，突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笑声，引得路人纷纷侧目。她扶着车把笑得直不起腰：“李建国啊李建国，你可真是个人才！哪有人表白送猪肉的？也太实在了！”

我有些委屈：“她不是想吃红烧肉吗？我想着，送她喜欢的东西总没错。”

“那也不是这么个送法啊！”张秀英抹掉笑出来的眼泪，语气却软了下来，“不过算你有心。我表姐那人，表面看着泼辣，其实脸皮薄得很。厂里追她的人不少，技术科的小王、宣传科的老赵，条件都比你好，她从来没动心过。”

我心里一动：“那她……”

“她要是真讨厌你，早把猪肉扔你脸上了。”张秀英神秘兮兮地压低声音，“她收下了，还抱回家捂得严实，这说明啥？你自己琢磨去。不过我可提醒你，我表姐命苦，你要是真心对她，就好好疼她；要是敢耍花样，我第一个不饶你。”

张秀英骑车走后，我站在原地愣了半天，心里的失落渐渐被一丝期待取代。或许，事情真的没那么糟。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在厂区里绕来绕去，却总也遇不到刘映雪。去张秀英家吃饭，她也总说表姐有事不来。我心里七上八下，那两斤猪肉像石沉大海，连点回响都没有。

直到周五下班，车间主任叫住我：“建国，下周一你去纺织厂送批零件，这是介绍信。”我眼睛瞬间亮了——纺织厂，那不正是刘映雪工作的地方？

周一一大早，我换上最挺括的中山装，头发抹了点水梳得整整齐齐，骑着厂里的三轮车，小心翼翼地载着零件往纺织厂赶。交完零件正要走，身后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李建国？”

我回头，就见刘映雪站在车间门口，穿着白色的工作围裙，帽子把头发全裹了进去，露出光洁的额头。阳光落在她身上，柔和得不像话。“映雪同志。”我赶紧下车，心跳又开始不争气地加速，“真巧。”

“巧什么，秀英说你今天要来。”她走过来，手里提着个铝饭盒，递到我面前，“给你。”

我接过饭盒，沉甸甸的，还带着温热的触感：“这是？”

“红烧肉。”她声音轻轻的，脸颊微红，“用你送的猪肉做的。我不能白收你的东西。”

我迫不及待地打开饭盒，浓郁的酱香味瞬间扑鼻而来，深红色的肉块整齐地码在里面，油光锃亮。我顾不上找筷子，直接用手拈了一块放进嘴里，肉质酥烂，肥而不腻，咸甜适中，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红烧肉。

“好吃吗？”她睁着眼睛，期待地看着我。

我使劲点头，喉咙发紧，说不出话来——长这么大，除了母亲，从来没人专门为我做过红烧肉。这份心意，比肉本身更让人动容。

刘映雪笑了，像春天里绽放的第一朵花：“傻子，好吃也不用这样啊。”

“真的好吃。”我终于憋出一句话，“特别好吃。”

“那……”她顿了顿，声音更轻了，“下周日我休息，你要是没事，来家里吃饭吧。肉票我不能白要你的，我妈也想谢谢你。”

我狂喜过望，连连点头：“我有空！我一定来！”

她脸一红，转身跑回了车间。我捧着饭盒站在原地，直到看门大爷催我，才恋恋不舍地骑车离开。那天剩下的时间，我像踩在云彩上，回到厂里，把剩下的红烧肉分给工友，每个人都赞不绝口。老张咂着嘴问：“哪儿买的？我也去排排队。”我挺着胸脯，骄傲地说：“买不到，是别人专门给我做的。”

周日一大早，我拎着水果罐头和麦乳精，站在刘映雪家门口，紧张得手心冒汗。开门的是位五十多岁的妇人，眉眼和刘映雪十分相似，只是身形消瘦，气色不太好。“阿姨好，我是李建国，映雪的朋友。”

“哦，建国啊，快进来。”刘阿姨热情地侧身让我进屋，“映雪念叨好几天了，说今天有客人来，一早就去厨房忙活了。”

屋子不大，只有一间正房一间里屋，却收拾得一尘不染，桌椅擦得发亮。刘映雪从厨房探出头，手里还沾着面粉：“你来了，先坐，还有两个菜就好。”我想去帮忙，却被她推了出来：“你是客人，坐着等就行。”

刘阿姨给我倒了杯热茶，拉着我聊天，问得很细致——厂里的工作、工资多少、家里有什么人。我一一如实回答，心里清楚，她是在替女儿把关。从谈话中我得知，刘映雪的父亲早逝，刘阿姨身体不好提前病退，十八岁的映雪顶职进了纺织厂，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

“这丫头倔，这些年不少人给她介绍对象，有干部子弟，也有吃商品粮的，她都婉拒了。”刘阿姨叹了口气，眼神里满是心疼，“我知道，她是怕嫁了人，没人照顾我这个病秧子。”

我心里一紧，终于明白张秀英说的“命苦”是什么意思。这个看似开朗的姑娘，背后藏着这么多不易。

开饭时，桌上摆了四菜一汤：红烧肉、西红柿炒鸡蛋、清炒菠菜、凉拌黄瓜，还有一碗紫菜蛋花汤。在那个年代，这算得上相当丰盛的招待了。刘映雪一个劲地给我夹菜，尤其是红烧肉，把最大的几块都放进了我碗里。

刘阿姨吃得很慢，没吃几口就放下了筷子，说去里屋休息。映雪等她关上门，才轻声说：“我妈胃不好，吃不了多少东西。”

“你照顾她，肯定很辛苦吧。”我看着她，心里满是怜惜。

“自己的妈，说什么辛苦。”她笑了笑，可笑容里藏着掩不住的疲惫。

那天我们聊了很多，从厂里的琐事聊到各自的爱好。她说喜欢读散文，我就说我订了《人民文学》，以后可以给她带；她说想学裁剪做衣服，我就说能托老家的亲戚找本裁剪书。都是些普通的话题，却因为对面是她，每一句话都透着甜。

饭后我抢着洗碗，笨手笨脚地打碎了一个勺子，刘映雪站在门口，笑得前仰后合。“李建国，你在厂里摆弄机器也这么毛手毛脚吗？”

“厂里的机器我熟得很！”我不服气地辩解，“这碗太滑了，不怪我。”

她走过来接过碗，指尖不经意间碰到我的手，两人都愣了一下。“还是我来吧，不过算你有心。”

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落在两人身上，暖洋洋的。安静了片刻，刘映雪突然说：“那猪肉，谢谢你。我知道肉票多难攒，你肯定攒了很久。”

“没事，我一个人花不了多少。”我挠了挠头。

“为什么是我？”她转头看我，眼睛清澈明亮，“厂里年轻姑娘不少，秀英说想给你介绍对象的人也多。”

我认真想了想，如实说：“第一次在秀英家见到你，你在帮她补袜子，手指翻飞，特别灵巧。阳光照在你头发上，有一圈淡淡的光晕。我当时就想，这姑娘真好，要是能娶回家就好了。”

刘映雪低下头，耳根通红。许久，她轻声说：“我家里情况你也看到了，我妈身体不好，我得一直照顾她。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可能会拖累你。”

“我知道。”我握住她的手，语气坚定，“两个人一起照顾，总比一个人强。以后我就是你们家的顶梁柱，重活累活我来干，你不用一个人扛着。”

她抬头看我，眼睛里闪着泪光，轻轻点了点头。那一刻，阳光正好，岁月安然，我觉得全世界的温柔都聚在了这间小小的屋子里。

从那以后，我成了刘家的常客。周末休息，我就去修漏水的龙头、换坏掉的灯泡、买米买面，把所有重活都包了。刘阿姨的病需要中药调理，我托老家的亲戚在山里采了新鲜药材寄来，看着她气色渐渐好转，心里比什么都高兴。

夏天来时，刘映雪带我去城郊的河边乘凉，还特意做了红烧肉和白面馒头。我们坐在树荫下，听河水潺潺，看夕阳染红天际，她靠在我肩上，轻声规划着未来。我说要考六级工，多挣钱养家；她说想攒钱买台缝纫机，给我和妈妈做新衣服。

后来刘阿姨旧病复发住院，手术费要两百块，这在当时是天文数字。我拿出所有积蓄，又跟工友们凑了些，终于凑够了费用。刘阿姨出院那天，拉着我的手，哽咽着说：“建国，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儿子。”

秋天，两家人见了面，我们没办盛大的婚礼，就领了结婚证，在厂里申请了一间十二平米的宿舍当新房。搬家那天，映雪只带了一个箱子，里面是她的衣服、几本书，还有父亲的遗照。我在旧货市场淘了个书架，把她的书和遗照摆得整整齐齐。

晚上，映雪做了红烧肉，我们以茶代酒，举杯相碰。“李建国同志，往后请多指教。”“刘映雪同志，我一定好好待你。”

第二年冬天，女儿出生了，我给她取名李念雪，念着那个春天的相遇，念着这份因两斤猪肉结缘的情谊。如今几十年过去，女儿早已长大，我和映雪也添了白发，但家里的餐桌上，总少不了一碗红烧肉。

我总说，1980年的那两斤猪肉，是我这辈子买过最值的东西。它换来了一个温柔的妻子、一个美满的家，还有一辈子细水长流的幸福。这份幸福，就像慢火炖着的红烧肉，历经岁月沉淀，愈发醇厚绵长，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