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的孩子都做什么去了？

在科举制实行的朝代，读书人凭考试成绩获得官职，那他们的孩子是不是也还要继续通过考科举来走上仕途呢，可是他们要是考不上，那他们的父亲就这样看着自己的家族“一世而亡”吗，如果他们的孩子不当官的话，又会做什么呢？

在古代，富（官）二代的家里面，有不少是熊孩子，有的坑爹，有的白痴，有的不识好歹，差点命都保不住。

听过评书《杨家将》的人都知道，里面有一位仗义执言、忠心耿耿的“八王赵德芳”。

历史上还真有其人，不过不是赵德芳，而是他的表弟赵元俨。

赵德芳是宋太祖的四儿子，年纪轻轻就死了。

而赵元俨是宋太宗的八儿子，封燕王，镇北虏，威风凛凛，人称“八大王”。

当年的“八大王”威风到什么程度呢？

这么说吧，燕蓟之地，如果小儿啼哭不止，当妈的就说：“再哭八大王来了。”孩子立刻就收声。

如果人们牵牛马过河，也会在牛马耳边说：“八大王在河里哈。”牛马立刻就显得特别听话。

就这样一位大人物，偏偏有个不成器的儿子。

个体异化：马桶上的王爷，特权滋养的“巨婴”

八大王的儿子叫赵允良。这位小王爷特别嗜好，就是爱坐木马子，坐上就不下来，饿了就在木马子上吃饭喝酒，还叫人在面前奏乐歌舞，一坐就是一整天。

这可不是段子，而是欧阳修《归田录》卷下所载：“允良性好坐木马子，终日不去，饮食歌舞其中。”

啥是“木马子”？

这并非那种玩具木马，而是宋代贵族专用的坐便器，常以檀香木雕制，内置软垫、可开合，兼具如厕与休憩功能，其实就是个现代版的“马桶”。

你说，一个天天在马桶上吃喝拉撒（这倒是挺合适），还听乐赏舞的人，还能有啥出息？

我都能轻易想象八王爷出那眉头紧锁，长吁短叹，无奈摇头的惨相~

赵允良的荒诞，在宋代礼法森严的社会，显得格格不入。

士大夫即便如厕也讲究“屏风遮蔽、香炉净气”，而他竟在木马子上设宴奏乐，视体统如无物。

认知锚点：

留下金山银山，不如传下良好家风。靠山会倒，金银会散，唯有家风，绵延不绝。

清初名臣陈廷敬在《午亭文编·家训》中记下一则令人心寒的见闻：山西某显宦之后，家业荡尽，竟沦落到“持银碗乞食于市”。

那银碗并非寻常餐具，而是祖传之物，碗底清晰镌刻着家族堂号“敦本堂”。

要知道，此三字在当地士林中素有声望，识者一见便知出自百年诗礼之家。

有路人认出，劝他：“此碗可当数十金，何不典卖以谋生？”

他却一脸茫然：“这是我吃饭用的碗，怎能换钱？”

陈廷敬以此警醒子孙：奢靡固能败家，但更可怕的是认知的断代。

祖辈辛苦积累的不仅是财富，更是一整套识别价值、运用资源的智慧系统；

而到了后代手中，这套系统彻底失灵——银碗还在，却只被当作乞讨的容器。

真是家门不幸，不在无财，而在无识。

认知锚点：

真正的贫穷，不是没有银碗，而是手握银碗，却不知其为何物——这是比物质匮乏，更加致命的“认知贫困”，阶层堕落，也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唐代吏部侍郎崔湜，与其父国子司业崔挹，堪称史上罕见的“腐败父子兵”。

据《朝野佥载》记载，有求官者向崔父行贿，老崔欣然收金，却未告知身居要职的儿子。

事未成，求官者质问崔湜：“你家亲戚已收我钱，为何不授官？”

崔湜勃然大怒：“谁敢收汝金？吾当鞭之！”

对方冷笑反诘：“若真鞭之，君便须丁忧归乡了。”

“丁忧”是指子女为父母守丧，所以这句话的逻辑是： 那个收钱的人是你父亲，你若把他打死或致其受辱致死，你就得辞官守孝。

言下之意，收钱者正是你亲爹。崔湜闻言，“惭不能对”，面如死灰。

更令人齿冷的还在后头。

唐代瓜果极为稀罕，《唐六典》载，瓜类多为宫廷贡品，民间难得一见。

某年皇帝念崔挹年高，特赐一瓜，命其子崔湜带回家中奉养。

谁知崔湜竟将御赐之瓜私藏，转手送予宠妾享用，对其父只字未提。

此事传出，“朝野讥之”，士林哗然——不孝至此，何以服众？

父子之间，金钱可瞒，恩赐可夺，亲情沦为权势博弈的附庸。

崔湜所失，非仅一瓜，而是士人最重的“孝”与“信”。

正因如此，这段丑闻被史家郑重录下，成为千载笑柄，亦是一记警钟：当权力腐蚀人伦，再高的官位，也不过是遮羞的华服。

认知锚点：

当权力渗入亲情，血缘便成了最高效的腐败通道——因为信任无需凭证，背叛却代价极低。难怪父子背刺，能成为千古奇谈。

武懿宗，乃武则天伯父武士让之孙，凭借皇亲身份封为河内郡王。

《资治通鉴》对其评价极低，称其“性残暴，善谀佞”——对上谄媚逢迎，对下苛酷无情，全无宗室应有的器度与分寸。

一次宫中家宴，武则天难得与亲族共聚，席间笑语晏晏，气氛融洽。不料武懿宗竟突然离席跪奏，请求恢复其封地“直征”旧制，理由是“州县代征赋物，损耗太大”，实则想绕过地方官府，直接向百姓强征，以饱私囊。

此举不仅破坏朝廷赋税制度，更在阖家欢庆之际公然谈私利，毫无场合意识与政治敏感，用现在的话讲，完全没有眼力见儿。

武则天先是愕然，继而怒极反笑，冷冷道：“朕与亲戚饮宴，图一乐耳。汝身为亲王，竟为些许私利惊扰至尊，全无体统——不配此位！”

一语既出，满座皆惊。

武懿宗吓得“免冠顿首，流血被面”，若非众人求情，几近废黜。

在礼制森严的唐代宫廷，连饮酒顺序都有讲究，而他却敢在御前为“损耗”争利，足见其认知早已被权势扭曲——他不是不懂规矩，而是以为规矩只约束别人。

认知锚点：

特权最大的危险，不是个人失德，而是它能在制度缝隙中合法作恶——礼法管得住百姓，却常对“自己人”网开一面。这个反例，恰恰令人觉得稀有难得。

赵允良在檀香木马桶上举杯欢笑之时，他饮下的不是美酒，而是侵蚀家族认知的毒药。

山西大户后人捧着刻有“敦本堂”的银碗沿街乞讨时，他丢失的不是祖产，而是祖上的财富认知能力。

崔湜把皇帝赐给老父的瓜悄悄拿去讨好小妾，伤的不只是孝道，更是父子之间那本该牢不可破的信任。

千年以来，那些豪门、大户盛极而衰的故事反复证明：

特权能买到银碗，却买不到使用银碗的智慧；能封你为王，却封不住你内心的荒凉。

今天的官（富）“二代们”，若只把父辈的权势当作社交名片，把资源当作理所当然，却从不思考如何真正理解规则、承担责任、建立自己的认知护城河。那么历史的剧本就很容易重演——不是成为大宋八王爷家的废柴赵允良，就是变成另一个人人喊打的“协和董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