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经济学之父（一）

（学之智经济原创）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哲学家、作家，被称为“经济学之父”，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资本主义、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他的一生处于18世纪欧洲的思想巨变时期，代表作《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至今仍是人文社科领域的经典巨著。

早年生活与教育

1723年6月5日（旧历），斯密出生于苏格兰法夫郡（County Fife）的柯科迪（Kirkcaldy），这是一个港口小镇，往来的船只、商人较多。他的父亲也叫亚当·斯密，做过律师，后来担任当地港口关税局的监督官员，同时兼任军法官。父亲是一个有才干的人，在当地有一定势力，但是在斯密出生前几个月就去世了。母亲为了纪念早逝的父亲，给他取了与父亲相同的名字。

亚当·斯密的母亲名叫玛格丽特·道格拉斯（1694－1784），是当地一名大地主的女儿。斯密的母亲始终是斯密生活的中心，母子关系极为亲密。在斯密的整个幼年和少年时代，母子一直相依为命，母亲对斯密非常溺爱。在他长大成人并成为名人之后，仍时常回到他母亲身边，与少年时代没有什么不同，始终对母亲怀着美好的眷恋和尊敬的感情，一直到母亲90岁高龄时去世。

斯密小时候是一个瘦弱的孩子，从孩提时代起就养成了独自出神和自言自语的习惯，一生未改。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长壮了，到了入学年龄后进入了柯科迪市立学校。当时在苏格兰这是一流中学，相传校长戴维·米勒先生是那时最优秀的教师。在学校里，斯密是一个学习勤奋、喜欢读书、记忆力很强的引注目的学生。到十四岁那年，斯密在古典文学、数学等方面都已经充分具备进入大学的能力。

1737年，斯密离开柯科迪市立学校，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在格拉斯哥这座美丽的城市，他遇到了对其思想产生深远影响的道德哲学教授弗兰西斯·哈奇森。哈奇森倡导自由、理性与实用哲学，主张“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理念，深刻塑造了斯密后来的伦理学与经济学思考。以至斯密多年后，斯密仍尊称他为“永远不会被遗忘的哈奇森博士”。斯密勤勉好学、兴趣广泛，不仅深研道德哲学，也对数学和自然科学抱有浓厚兴趣。凭借出色表现，他于1740年获得斯内尔奖学金，转入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继续深造。

斯密金融牛津大学后，对这里保守的教学氛围感到失望。但他依然勤勉，大部分时间里自学哲学、文学与政治理论，广泛阅读大卫·休谟、伏尔泰等思想家的作品。在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之后，1746年夏末，23岁的斯密离开牛津，回到家乡柯科迪，回到母亲身边，从此再未回过牛津。之后的两年时间里，斯密一直和母亲住在家里。

学术生涯与思想形成

1748年，在被称为“苏格兰伏尔泰”的法学家亨利·霍姆（后来成为凯姆斯勋爵）的邀请下，亚当·斯密在爱丁堡大学开启了重要的公共讲学生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斯密面向一批以法学和神学学生为主的听众，举办了一系列公开讲座，主要讲授修辞学、文学与法学。这些讲座不仅让他得以向公众系统阐述自己的思想，也促进他逐渐构建起社会演进与法律理论框架。当时爱丁堡独具一种宽容而文雅的文化氛围，各种公民、学术、专业乃至商业团体在此和谐共存，宗教上亦保持温和与敏感。正是在这种开放、多元且充满思想激荡的环境中，斯密日后那些影响深远的经济学与哲学学说的种子，很可能已悄然萌芽。

斯密在爱丁堡大学驻足了3年，期间结识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挚友与思想伙伴——大卫·休谟。这位比他年长12岁的哲学家，被后世誉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无疑，休谟的哲学思想深刻影响了斯密，尤其在经验主义、人性论与社会分析等方面，两人在知识谱系上可谓一脉相承。不过，斯密绝非简单的追随者，他在道德哲学、经济机制与社会秩序等领域都逐渐发展出了独立而系统的理论。两人的思想既有深度的重叠与共鸣，也存在分歧与互补，在持续的思想交锋中也有不少争论。

1751年，时年28岁的亚当·斯密重返母校格拉斯哥大学，接替去世的逻辑学教授约翰·克雷吉，被任命为新的逻辑学教授。这一任命得益于他在爱丁堡的杰出讲座表现以及苏格兰学术圈的推荐，尤其是他的恩师弗朗西斯·哈奇森和友人亨利·霍姆等人的力推。仅仅半年后，凭借出色的学识与教学声望，斯密于1752年4月全票当选为更具影响力的道德哲学教授。这一教席涵盖了他日后思想体系的核心领域：伦理学、法学、自然神学以及后来逐渐成形并成为其标志性贡献的政治经济学。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持续任教了约13年，是他学术生涯中至关重要的阶段。

斯密的课堂以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而著称，吸引了来自苏格兰、英格兰乃至欧洲大陆的众多学子。他不仅是理论的传授者，更是思想的启发者。讲座内容广泛，从人性的基础、正义的原则，到财富的性质与原因，逐步构建起他关于社会运行与个人行为之间关系的宏大理论框架。正是在这段长达13年的教学生涯中，他系统发展了自己的核心理论思想。这段经历不仅奠定了他作为思想家的学术基础，也塑造了他作为教师与学者的完整人格。学校也对他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认可，于1762年授予他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期间，斯密于1759年春天出版了伦理学巨著《道德情操论》。该书一经出版便受到知识界热烈推崇，奠定了斯密在欧洲学术界的崇高声誉。这本书深入探讨了人类道德情感的根源，创造性地提出“同情共感”（sympathy）是道德判断的心理基础，并系统阐述了“公正的旁观者”（impartial spectator）这一核心概念，为理解社会秩序与个体行为构建了精妙的伦理框架。

在格拉斯哥，斯密的个人生活也得到了悉心照料。他的母亲玛格丽特和他十分喜爱的表妹珍妮·道格拉斯随他迁居至此，为他料理家务。这两位女性是斯密一生情感与生活的重要支柱，使他得以全身心投入教学与研究。斯密本人对这段时光充满深情与自豪。多年后，他回顾在格拉斯哥任教的时期，称之为“迄今为止我受益最多的一段岁月，也是我一生当中最快乐、最光荣的一段岁月”。

游历欧洲与《国富论》的酝酿

1764年，亚当·斯密的人生轨迹发生了一次重要转折。他辞去了在格拉斯哥大学备受尊敬且深爱的道德哲学教职，主要原因是他收到了一份极具吸引力且报酬丰厚的私人邀请。发出邀请的是当时英国政坛的重要人物、财政家查尔斯·唐森。唐森聘请斯密担任其继子——年轻的布克莱公爵（亨利·斯科特）的私人导师，并陪伴这位贵族青年前往欧洲大陆进行为期数年的游历，以历练这位年轻的公爵。这份工作不仅提供了斯密作为教授年薪两倍以上的丰厚报酬，每年约300英镑外加旅行期间的额外津贴，更重要的是，还提供了前往欧洲思想文化中心的机会，并承诺充裕的写作时间。

对于已完成《道德情操论》、正潜心构思更宏大经济学著作的斯密而言，这是一个既能保障经济收入，又能开阔视野、专注研究的难得机遇。因此，斯密接受了邀请，于1764年初正式离开了执教13年的格拉斯哥大学，陪同年轻的巴克卢公爵游学，开启了思想生涯中承前启后的欧洲之旅。斯密的欧洲之行并非广泛周游，而是以法国为核心深入接触思想界。他在图卢兹和巴黎的长期居留，使他得以系统反思与写作，并直接对话推动欧洲思潮的关键人物。除了法国之外，斯密还去了瑞士日内瓦，还可能短暂到访过德国莱茵地区或普鲁士，也有推测可能到过意大利。

然而，当初抵法国时，斯密的体验并不愉快。作为一名习惯于苏格兰朴素严谨学风和俱乐部式平等辩论的学者，他对法国贵族社交场中繁复的礼仪、刻板的等级以及流于表面的谈笑感到格格不入。在写给挚友大卫·休谟的信中，他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对这种浮华氛围的厌倦，抱怨难以找到真诚而深入的智识交流，文化隔阂带来的疏离感一度让他颇感不适。但这种初期的挫败感并未持续太久。随着旅居深入，凭借已出版的《道德情操论》带来的学术声誉，以及休谟等友人的间接引荐，斯密逐渐被引介到法国启蒙思想界的核心圈子。他最终成功融入了巴黎最富盛名的沙龙，并与顶尖哲人们建立了直接联系。

在巴黎，斯密结识了当时欧洲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派，即重农学派的核心人物。他见到了该学派的创始人、宫廷御医弗朗索瓦·魁奈，还与思想深邃、后来成为改革家财政大臣的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魁奈试图用《经济表》揭示经济循环的系统性，以及将农业视为生产性劳动、视土地为财富。这极大地激发并深化了斯密对一系列根本问题的思考：如何更科学地定义“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劳动？国民财富的真正来源与增长机制究竟是什么？一个经济体系内在的“自然秩序”与系统性关联应如何被理解和描绘？

在此期间，斯密专程多次前往凡尔纳（Ferney）（今瑞士日内瓦附近）拜访了启蒙运动的巨人伏尔泰。这位年迈的哲人虽身处法国边境，他的思想和声望却照耀着整个欧洲。伏尔泰对理性的至高推崇、对思想与信仰自由的激烈捍卫、以及对旧制度下特权与不公的辛辣批判，与斯密内心深处对自然自由秩序的追求产生了强烈共鸣。伏尔泰的信念进一步巩固了斯密思想中已萌芽的核心理念：社会的真正进步有赖于个人自由的扩展与非人格化法治的保障；任何政府权力的正当性，在于其能否维护这种允许个体理性与创造力自然生长的框架，而非直接干预或取代社会自身的运作。

1766年10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悲剧打断了这次意义深远的游学：布克莱公爵的弟弟休·坎贝尔·斯科特在法国病倒，不久后便不治身亡。同年11月初，斯密与公爵肩负着沉重的使命，护送休的遗体返回英国。至此，这场持续了近三年、对斯密思想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欧洲之旅被迫戛然而止。

游历期间，亚当·斯密所经历的密集而高质量的思想交锋，成为学术生涯的关键熔炉。与重农学派、启蒙哲人们的直接对话，迫使他对自己在格拉斯哥教学时期已然萌芽的经济理论进行严格的审视、批判与重构。这段旅程为他正在潜心构思的巨著《国富论》注入了不可或缺的思想养分，斯密更清晰地勾勒出经典论述的框架：经济自由是财富增长的源泉；税收应遵循公平与效率的原则，避免扭曲自然秩序；而政府的角色必须是有限却关键，政府应像“守夜人”一样，负责国防、司法与某些公共工程，为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提供一个安全、公正的框架，而非直接干预经济。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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