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特工史上首位双重间谍，1951年临刑之际才坦言：陈赓和周总理都知道我

“我要见陈赓！我要见周恩来！他们能证明我的身份！”

1951年，南京草鞋峡刑场边上，一个被五花大绑的干瘪老头突然吼了一嗓子。

就在几分钟前，周围的老百姓还在朝他吐口水，恨不得生吞了他，因为公告上白纸黑字写着，这是个罪大恶极的国民党特务头子。

谁也没想到，这都要吃枪子儿了，这老头还能喊出新中国总理的名字，行刑的战士手里的枪一下子就端不住了，这事儿太大了，没人敢担这个责任。

01 街头那个倒霉的卖烟老头

这事儿得从1951年的南京街头说起。那时候有个不起眼的小烟摊，摊主是个快六十岁的老头，背有点驼，穿着件破棉袄，整天缩在墙角里，也不怎么吆喝。

这老头平时看着挺窝囊，谁买烟要是少给个一分两分，他也不恼，就那样木木地坐着。周围邻居都觉得这人就是个被旧社会压垮了的可怜虫。

那天，几个穿着制服的人走到了烟摊前。老头正低头数着手里的几张毛票，一抬头，眼神刚和对面碰上，整个人就僵住了。对面那人指着他的鼻子，声音都在抖，大喊了一声：“杨登瀛！你是大特务杨登瀛！”

这一嗓子，简直就是往油锅里泼了一瓢冷水。周围的老百姓一听“特务”两个字，那火气“蹭”地一下就上来了。那个年代，谁还没受过国民党反动派的苦？大家伙一拥而上，摊子给掀了，烟卷踩得稀碎。

老头被人按在地上，脸贴着冰凉的水泥地，他没反抗，就是在那喘粗气。

到了审讯室里，气氛压抑得吓人。在大家眼里，这人就是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审讯人员把厚厚的一摞材料往桌子上一拍，那上面全是他在上海滩当国民党“特派员”时的记录。

按照当时的“镇反”政策，这种级别的中统特务头子，那是必须得严办的。判决书下来得很快，死刑，立即执行。

就在押往刑场的路上，这个沉默了一路的“哑巴”终于爆发了。他喊出了开头那句话。

这一喊，把现场所有人都给喊愣了。一个国民党的大特务，说是周总理的人？审讯人员第一反应是这人疯了，为了保命开始胡言乱语。

但事情到了这一步，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南京方面不敢怠慢，一封加急电报直接拍到了北京。

没过多久，北京那边的回电来了。看到电报内容的那一刻，南京这边的审判人员，估计后背都得冒冷汗。电报上不仅确认了他的身份，还特意嘱咐：此人对革命有重大贡献，每个月要发津贴养起来。

这个在街头卖烟、差点被当成反革命枪毙的老头，到底是何方神圣？

02 拿着国民党的钱，办共产党的案

要把时间拨回到1928年。那是个什么世道？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上海滩每天都有共产党人被抓、被杀，空气里都带着血腥味。

杨登瀛这人，年轻时候的履历光鲜得吓人。他是广东人，和孙中山是老乡，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日语说得比日本人还溜。

那时候他就是个典型的“海归精英”，穿着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但他这人有个特点，就是看不惯蒋介石。1927年蒋介石搞“四一二”大屠杀，杨登瀛气不过，公开发表反蒋言论，结果被国民党抓进去蹲了大牢。

这时候，国民党中统的大佬陈立夫看中了他。陈立夫觉得杨登瀛这人路子野、朋友多，又是日本通，简直就是天生的特务胚子。

陈立夫亲自出马，给了杨登瀛一张委任状，让他当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驻上海的“特派员”。

这官衔听着不大，但在当时的上海滩，那权力大得没边。国民党给了他吉普车，给了他巨额经费，还配了保镖。在上海，抓谁、放谁，基本就是他一句话的事儿。

按理说，这日子过得够滋润了吧？可杨登瀛心里不痛快。他是个有良知的读书人，看着国民党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心里跟明镜似的。

就在他最纠结的时候，陈赓找到了他。

那时候陈赓化名“王庸”，在上海特科负责情报。两人一见面，那是干柴烈火……不对，是志同道合。陈赓把道理一讲，杨登瀛那股劲儿就通了。

周恩来总理当时就拍板：这条线，那是绝密中的绝密，除了陈赓和周恩来，谁也不能知道。

于是，中国谍报史上最骚的操作出现了：国民党每个月给杨登瀛发几百大洋的活动经费，还给他配豪车、配手下。结果杨登瀛转手就把这些钱变成了共产党的经费，把那辆国民党配的别克汽车，变成了运送共产党干部的“专车”。

陈立夫要是知道自己花大价钱养了个“掘墓人”，估计棺材板都压不住。

03 那些年，他在敌人眼皮底下玩“魔术”

杨登瀛这人，情商高得离谱。国民党那几个头头，像张道藩、徐恩曾，都被他忽悠得找不着北。

徐恩曾好色贪财，杨登瀛就带他吃喝玩乐，把这帮国民党高层伺候得舒舒服服。这一来二去，杨登瀛成了中统高层眼里的“自己人”。徐恩曾甚至拍着胸脯跟他说：“在上海，只要是用钱能解决的事，中央都依你。”

有了这层护身符，杨登瀛开始了他的“表演”。

1929年8月，出大事了。中共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在上海被捕。这事儿太蹊跷了，彭湃开会的地方极其隐蔽，肯定是内部出了鬼。

周恩来急得不行，给陈赓下了死命令：必须查出来是谁出卖了同志。

陈赓连夜找到杨登瀛。杨登瀛二话没说，直接利用他在国民党内部的特权去查卷宗。那时候国民党特务抓了人，都得在杨登瀛这儿备案。

没几天，他就锁定了一个人——白鑫。

这个白鑫，还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居然为了点荣华富贵把彭湃出卖了。杨登瀛不仅查出了叛徒是谁，还把白鑫躲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出门、要把情报送给谁，查得底掉。

杨登瀛告诉陈赓：“白鑫这小子吓破了胆，正准备跑路去国外，就在霞飞路的那个公寓里藏着。”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中央特科的红队在白鑫出门的一瞬间，乱枪齐发，这个叛徒当场毙命。

这还不算完，更绝的是救任弼时那次。

任弼时当时被捕，情况万分危急。这要是暴露了身份，必死无疑。杨登瀛知道消息后，直接开着那辆国民党的车到了巡捕房。

他大摇大摆地走进去，把桌子拍得震天响，指着巡捕的鼻子骂：“这人是我们抓错了的线人，我要带回去审问，你们要是耽误了军国大事，脑袋还要不要了？”

巡捕房哪敢得罪这位“特派员”啊？还要靠他跟国民党高层拉关系呢。于是，杨登瀛就这么当着敌人的面，把任弼时大摇大摆地接了出来。

出了巡捕房的大门，杨登瀛还得装模作样地骂几句，等车开远了，才长出了一口气。这操作，简直就是把国民党的脸按在地上摩擦。

04 惊魂一刻：那个红色的手提箱

要说最惊险的，还得是1931年救关向应那次。

那天关向应在租界被捕，被捕时他随身带着一个箱子。那箱子里可不是什么金银财宝，全是中共中央的绝密文件。这要是被敌人看懂了，整个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都得遭受灭顶之灾，多少人得掉脑袋。

这时候，运气站在了正义这一边。抓人的英国巡捕不认识中文，看着那一箱子文件犯嘀咕。他们想到了“老朋友”杨登瀛——这位可是精通多国语言的“专家”。

于是，巡捕房把杨登瀛请了过去，让他帮忙“鉴定”一下这些文件。

杨登瀛走进审讯室，一眼看到那个箱子，心脏估计都停跳了半拍。他随手翻开一本，那上面密密麻麻写的都是绝密情报啊。

但他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甚至还慢悠悠地点了根烟，随手翻了翻，然后一脸嫌弃地把文件扔回桌上。

他用流利的英语跟巡捕说：“这都是些没用的学术论文，写得狗屁不通，这人估计就是个穷酸书生，一点油水都没有。”

英国人一听，既然“专家”都说没事，那就没事呗。

这还没完，杨登瀛怕夜长梦多。他找了个机会，让陈赓派人化装进入巡捕房，把这箱真文件给换走了。

等到国民党特务反应过来要复查的时候，箱子里早就是一堆废纸了。关向应也因此捡回了一条命。

这种事儿，哪怕有一个环节掉链子，杨登瀛就是脑袋搬家的下场。但他硬是凭着过人的胆识，在刀尖上跳了一支完美的舞蹈。

05 英雄的落幕与迟到的正名

1931年，顾顺章叛变了。这个顾顺章，是中央特科的负责人之一，他这一叛变，简直就是一场地震。

杨登瀛的身份虽然没有直接暴露，但国民党也不是傻子，开始怀疑他了。他被撤了职，还被关了一段时间。虽然最后因为没有确凿证据被放了出来，但他在上海滩呼风唤雨的日子算是到头了。

抗战爆发后，杨登瀛拒绝了去台湾，他选择留在了大陆。那时候他已经没了权势，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

新中国成立后，他隐姓埋名，在南京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直到那天在街头被认出来。

当北京的证明信函发到南京，当审判长宣布他无罪释放的时候，这个倔强的老头，眼泪终于没忍住，顺着那张干瘪的脸流了下来。

陈赓将军没有忘记他，周总理没有忘记他，国家也没有忘记他。

虽然因为历史原因，他的身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公开，但政府每个月给他发津贴，让他安度晚年。

他从那个刑场走下来的时候，依然穿着那身破旧的衣服，背依然有点驼。没人知道，这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老头，曾经在最黑暗的年代里，凭一己之力，在敌人的心脏部位，为中国革命保留了多少珍贵的火种。

1969年，杨登瀛因病去世，终年76岁。

他这辈子，前半生是花花公子，中间是人人畏惧的“活阎王”，后半生是个不起眼的卖烟老头。但无论身份怎么变，在那段最残酷的岁月里，他把良心放在了正确的那一边。

有些英雄，不需要把名字刻在碑上。因为历史的转角处，总有人记得他们提灯走过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