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关系在东汉时就被扭曲：不是汉承秦制，而是汉反秦制

外来的法家专制，以制度为本位，主张制度高于人，要求人民服从制度，实际就是服从秦始皇的个人意志。而中国固有的仁政模式恰恰相反，以人和人的心性为本位，主张人高于制度，“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里的社稷可以理解为制度，就是“人民为贵，制度次之，皇帝最后”。

所以，作为反秦而起的汉朝，在秩序模式上，将一定是反秦朝、反法家的，一定要回复中国固有的仁政秩序、三纲五常秩序。

不过这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达半个世纪的曲折探索过程。从西汉初年的崇尚黄老，经过七国之乱的大混乱，最后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才最终完成。

可笑和荒唐的是，民国大师们再次对汉武帝的“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做出颠倒黑白的解释。

而且民国大师们还专门造了一个词“独尊儒术”，将“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篡改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独尊”来彰显汉武帝的独裁专制。将本是政府内部的官位设置的改革调整，硬说成是思想专制。

现在普遍把民国大师杜撰的“独尊儒术”当成汉朝古语，并认为这就是汉武帝搞思想专制的铁证。

尽管西汉的治理模式在根本上实现了对秦朝法家专制的否定，回归了固有的仁政模式。但是，在细节上依然继承了秦朝的专制。因此整体来看，汉朝复兴后的仁政秩序，和春秋之前三代时期的仁政秩序又大为不同。更重要的是，混入了法家专制因素，其专制程度大大提升了。

所以才有了东汉班彪的“汉承秦制”一说，给后人带来巨大误导。其实，汉朝制度的主体和根本是反秦朝的，是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所复兴的儒家仁政，其所继承的只是制度末节，就是郡县制。

尽管都是郡县制，汉朝和秦朝有根本不同。秦朝的郡县制，其内核是法家专制，而汉朝的郡县制，其内核则被替换成中国传统的儒家仁政。

这很类似于现代的市场经济。现在的中国也有市场经济，而且很多制度都是从美国学来的，是不是可以说“中承美制”，或“中学美制”呢。显然不能，因为中国在体制上和美国有本质不同，中国是社会主义，美国是资本主义。

班彪在说汉承秦制时，仅仅是针对郡县制这一点的，而非整个的汉朝制度。从制度整体看，是“汉反秦制”。汉朝是儒家仁政，秦朝是法家专制。郡县制和市场经济一样，只是一种中性的制度技术，可以存在于法家专制中，也可以存在于儒家仁政中。

尽管如此，战国以来的法家思想的影响，尤其是秦朝的影响，汉朝的仁政秩序中也被混入了法家专制的因素，出现了仁政的专制化，或者儒家的法家化。在“三纲五常”的“三纲”中混入单向专因素，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再后来甚至出现“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子亡子得亡”的说法。

在西汉之前，尤其是在春秋之前，在君臣、夫妇、父子都是对偶的二人关系。对偶大不对称。对偶是强调其相互性。不对称是因为身份不同。不同身份应该做不同的事，也应该不同地被对待。

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在强调应该做和其身份相符的事。君就是应该像个君的样子，臣就应该像个臣的样子，父就应该像个父的样子，子就应该像个子的样子。

其对偶性就是：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礼记礼运》）。

尽管从整体来说，汉朝是反对秦朝制度的，但也有一些制度的继承，而且也继承了一些法家专制。

这意味着，尽管汉朝在知识体系上复兴了儒家，在制度体系上回归了仁政。但是，汉朝的儒家却一定程度上法家化了，汉朝的仁政也一定程度上专制化了。

也就是说，汉朝的儒家和孔孟时期的独家并非同一个儒家，汉朝的仁政也和三代时期的仁政并非同一个仁政，都混入了法家因素。

东汉的班彪就未能理清秦汉之间的制度关系，仅仅根据一个郡县制，就做出“汉承秦制”的定论，就是犯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错误。

谭嗣同的革命气节固然值得钦佩，但他对秦汉制度的认知显然就受到班彪的误导，是秦汉不分，把两个本来相反的制度形态认成一家，所以才会说“两千年之政，秦政也”，进一步误导后人。

而民国大师们更极端，仅仅因为汉以后的儒家和制度中存在一些专制因素，就将其整体定性为专制的，进而加以否定。不仅没有看到儒家和仁政在根本上和主体上的反专制性，更看不到，汉以后儒家和仁政中的专制因素，就是所混入的法家因素。

最可笑的是，民国大师们在否定儒家的同时，却尊崇和拉抬法家。而他们否定儒家的理由是儒家太专制。全然不知，儒家本来是彻底反专制的，而法家则是彻底专制的。

汉朝的对仁政的专制化，和对儒家的法家化，还体现在对人性的“修正”上，将孟子的四常变成了五常。也可以说，西汉后的儒家都是修正主义儒家，用法家去修正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