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赵丹传》《中国电影史》《黄宗英文集》《新疆文史资料》等相关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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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深秋，新疆迪化城外的监狱在萧瑟秋风中显得格外阴森。
高墙之内，囚犯赵丹正在自己那间不足六平方米的牢房里踱步。
墙上用指甲划下的痕迹密密麻麻，每一道划痕都代表着对自由的渴望和对家人的思念。
五年零三个月前，这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演员怀着满腔艺术理想踏进新疆，却因为政治风向的突变而身陷囹圄。
当年那个在《马路天使》中塑造小陈形象、在《十字街头》里演绎失业青年的银幕传奇，如今已是满头华发、形容枯槁的中年囚徒。
监狱里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
每日两餐稀粥配咸菜，冬天没有足够的取暖设备，夏天又闷热难耐。
更残酷的是精神上的折磨：定期的思想教育、无休止的自我反省、同监犯人之间的相互监督。
军阀盛世才的监狱管理严酷而系统，试图从肉体到精神彻底摧垮这些"不安分"的知识分子。
然而，支撑赵丹熬过这漫长岁月的，是对妻子叶露茜和两个孩子的深深思念。
每当夜深人静时，他总是会想起新婚时的甜蜜岁月，想起女儿赵青天真的笑脸，想起儿子赵矛咿呀学语的模样。这些美好回忆是他在绝望中的唯一光亮。
11月的一个下午，铁门突然打开，狱警宣布了一个令所有政治犯震惊的消息：盛世才下台，新政府决定释放一批政治犯。
当听到自己的名字时，赵丹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走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赵丹深深吸了一口自由的空气。
身上只有监狱发放的几件破旧衣物和一点路费，赵丹开始了漫长的回家之路。
从新疆到上海，这段路程在和平年代也需要数日，更何况现在正值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交通极其不便。
一路上，赵丹的心情复杂至极。
兴奋、忐忑、期待、恐惧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他迫不及待想要见到妻子和孩子，但又担心自己的突然出现会给他们带来麻烦。毕竟，在外界看来，他很可能已经死在了新疆的监狱里。
1945年春天，当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赵丹终于踏上了上海的土地。
熟悉的方言、熟悉的街道、熟悉的建筑，一切都让他感到既亲切又陌生。
战争留下的创伤随处可见，许多建筑物都显得破败不堪，街上行人的脸上也写满了疲惫和谨慎。
站在那条通往家中的熟悉街道上，赵丹的脚步突然变得沉重起来。
五年了，叶露茜还在那里等着他吗。孩子们还认得这个久违的父亲吗。家里的一切还是他离开时的样子吗。
带着这些复杂的情感，赵丹缓缓走向了那扇熟悉的门。
他没想到，推开这扇门后，等待他的会是一个完全颠覆他世界观的现实。
【一】银幕传奇的崛起之路
赵丹的传奇人生始于那个风云激荡的民国时代。
1915年6月27日，赵丹出生于江苏扬州一个颇有背景的军官家庭。
父亲赵子超时任北洋军阀营长，在东关街拥有一处气派的公馆，在当地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母亲黄秀芝不仅容貌出众，在当地被誉为扬州美女，而且与扬州望族个园黄家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这样的家庭背景，为赵丹日后的人生道路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文化熏陶。
1916年，年仅两岁的赵丹随父母迁居到了江苏南通。
这座因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而闻名的城市，有着浓厚的文化氛围和开放的思想环境。
父亲赵子超在南通投资开设了新新大戏院，这让幼年的赵丹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各种戏剧艺术形式。
每当有著名演员来南通演出时，小赵丹总是被父亲带去观看，京剧大师梅兰芳、著名老生余叔岩等都曾在他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这些早期的艺术接触，在赵丹心中播下了表演艺术的种子。
他发现自己对舞台上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度和理解力。
即使是在家庭聚会中，小赵丹也总是能够模仿戏台上的表演，惟妙惟肖地再现各种角色，常常引得大人们捧腹大笑。
进入南通崇敬中学后，赵丹的表演天赋开始得到系统性的展现和发展。
他与同班同学顾而已、钱千里、朱今明等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了"小小剧社"，这四个年轻人后来被誉为"南通电影四杰"。
在开明的校长顾敬基（顾而已的父亲）支持下，小小剧社经常在校内外进行各种话剧演出，从经典名著改编到自创剧目，从喜剧到悲剧，他们都敢于尝试。
这些演出活动不仅锻炼了赵丹的表演技巧，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对艺术的严肃态度和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思考。
在那个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即使是中学生的业余演出，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和社会意识。
1930年是赵丹人生的重要转折年。
这一年，上海左翼剧联的重要成员赵铭彝、郑君里、王莹等进步文艺工作者来到南通进行演出交流。
他们的到来不仅为南通的文艺界注入了新鲜血液，更为赵丹等年轻人打开了一扇通向广阔艺术世界的大门。
这些来自大都市的文艺工作者，不仅在表演技巧上远超地方剧社，更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了全新的艺术理念和社会思想。
他们的剧目不再是单纯的娱乐性表演，而是充满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对民族命运的思考。
这种艺术与现实相结合的创作方式，深深震撼了年轻的赵丹。
演出结束后，赵铭彝等人被赵丹他们的热情和才华所打动，临走时不仅给予了大量的指导建议，还将几乎全套的进步剧本留给了小小剧社。
这些珍贵的艺术资料成为赵丹等人继续进步的宝贵财富，也为他们后来走向左翼文艺道路奠定了基础。
在这些进步文艺工作者的影响下，赵丹和他的朋友们开始关注社会现实，关注民族命运。
他们的演出内容也逐渐从纯粹的娱乐转向了具有社会意义的进步剧目，在当地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1931年，16岁的赵丹做出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重大决定：离开南通，前往上海求学。
这个决定得到了开明父亲的支持，赵子超不仅同意儿子的选择，还为他提供了充足的学费和生活费。
就这样，怀着对艺术的无限憧憬，赵丹考入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开始学习中国画。
然而，赵丹在上海美专的大部分时间并没有花在画画上，而是投入到了更加吸引他的戏剧活动中。
他在贝勒路（今黄陂南路）天祥里租了一间小房子，积极参加左翼剧联领导的美专剧团。
这个剧团聚集了一大批有理想、有才华的年轻人，他们不仅在艺术上相互切磋，更在思想上相互启发。
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
这个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也深深影响了赵丹的人生轨迹。
面对民族危机，年轻的赵丹和他的同学们再也无法安静地坐在教室里读书画画。他们走上街头，深入工厂、学校，进行抗日宣传演出。
在这些宣传活动中，赵丹展现出了超乎年龄的成熟和责任感。
他们演出的《山河泪》等抗日剧目，虽然制作简陋，但情感真挚，感染力强，在民众中产生了很大反响。
这些实践不仅锻炼了赵丹的表演技艺，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
1932年，在上海美专20周年校庆的庆典演出中，赵丹主演了话剧《C夫人的肖像》。
这次演出成为他演艺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他精湛的表演技巧和独特的舞台魅力，吸引了在场观摩的明星影片公司总经理周剑云的注意。
周剑云被这个年轻人的表演天赋深深震撼，当即决定将他推荐给公司的著名导演李萍倩。
就这样，赵丹获得了进入电影界的宝贵机会，在无声片《琵琶春怨》中扮演一个纨绔子弟的配角。
虽然这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但赵丹天然的银幕魅力和扎实的表演功底立即显现出来。
他那种自然不做作的表演风格，那种能够深入观众内心的情感表达能力，让所有参与影片制作的人都刮目相看。
这次成功的银幕首秀，正式开启了赵丹的电影生涯。
【二】左翼电影的黄金时代
进入明星影片公司后，赵丹迎来了自己演艺生涯的第一个黄金期。
彼时的明星影片公司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
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后，民族意识空前高涨，观众对那些脱离现实的武侠、言情影片失去了兴趣。
公司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急需寻找新的发展方向。
在这种背景下，以夏衍为首的左翼文艺工作者抓住机会，根据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指示，成功打入明星影业公司。
他们组成了由夏衍、郑君里（郑正秋）、钱谦吾（阿英）、郑正秋、洪深等人构成的编剧委员会，负责电影剧本的创作和改编工作。
在这些进步文艺工作者的领导下，明星影业公司逐渐成为左翼电影运动的重要阵地。
他们创作的影片不再是简单的娱乐产品，而是承载着深刻社会思考和进步思想的艺术作品。
这种转变不仅拯救了公司的经济危机，更为中国电影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
作为公司的新生力量，赵丹积极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左翼电影运动中。
他先后参演了《上海二十四小时》（1933）、《时代的女儿》（1933）、《三姐妹》（1934）、《到西北去》（1934）、《女儿经》（1934）、《空谷兰》（1934）、《乡愁》（1934）、《落花时节》（1935）、《热血忠魂》（1935）等二十多部进步影片。
这些影片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深刻的社会意义。
它们或者反映底层民众的生活疾苦，或者揭露社会黑暗和不公，或者宣传抗日救亡思想，每一部都承载着创作者对现实的关切和对未来的憧憬。
在这个过程中，赵丹不仅在表演技艺上日臻成熟，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不断进步。
他深刻理解了电影艺术的社会责任，认识到演员不仅仅是娱乐大众的工具，更应该成为启发民智、传播进步思想的重要力量。
这种认识贯穿了他的整个演艺生涯，成为他艺术创作的根本动力。
与此同时，赵丹还在话剧舞台上展现着自己的多面才华。
他曾在世界经典剧目《娜拉》中饰演海尔茂，在《大雷雨》中饰演吉洪，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饰演罗密欧。
这些角色跨度很大，从现实主义到浪漫主义，从悲剧到喜剧，赵丹都能够准确把握角色的精神内核，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艺术形象。
在影剧两个方面的出色表现，让赵丹迅速成为上海文艺界的新星。
他那种俊朗的外貌、深邃的眼神、自然的表演风格，很快就征服了广大观众，成为众多少女心中的偶像。
1936年到1937年，赵丹迎来了演艺生涯的巅峰时刻。
他主演的《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相继上映，这两部影片不仅在当时引起轰动，更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不朽经典。
在《十字街头》中，赵丹饰演失业大学生老赵，这个角色天真、纯朴、热情，同时又带有几分可爱的"傻气"。
赵丹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个知识分子形象的复杂性，既展现了他们的理想主义情怀，也刻画了他们在现实面前的无奈和困惑。
这种深入人心的表演，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了深深的同情和思考。
《马路天使》更是赵丹表演艺术的集大成之作。
在这部影片中，他饰演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吹鼓手小陈。
这个角色生活在社会底层，但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和善良的本性。
赵丹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从生活出发，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深刻的体验，真实而自然地塑造了这个充满人格魅力的小人物形象。
影片上映后，小陈这个角色深深打动了全国观众。
那句著名的"四季歌"传遍大江南北，成为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流行歌曲之一。
赵丹也因为这个角色的成功，奠定了自己作为中国电影界顶级明星的地位。
《马路天使》的成功不仅在于其娱乐价值，更重要的是其深刻的社会意义。
影片通过小陈等底层人物的生活故事，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和不公，同时又展现了普通民众的善良、坚韧和相互扶持的美好品质。
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和人道主义精神，为中国电影树立了新的标杆。
凭借这两部经典影片的成功，赵丹不仅成为家喻户晓的大明星，更被评论界誉为"中国电影表演艺术的杰出代表"。
他的表演风格自然流畅，情感真挚深沉，技巧纯熟老练，在当时的中国影坛可谓独树一帜。
【三】战火中的爱情与选择
就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爱情也悄然降临到赵丹的生活中。
1935年，在明星影片公司繁忙的拍摄现场，赵丹遇到了改变他人生轨迹的女子——叶露茜。
这次相遇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都可谓是命中注定的邂逅。
叶露茜是当时影坛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她不仅拥有天使般美丽的容貌，更难得的是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和独立的人格品质。
与当时许多只重外表的女演员不同，叶露茜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既保持着江南女子的温婉含蓄，又具备了现代女性的自主自立。
她的表演自然真挚，很快就在影坛崭露头角。
两人的初次见面就产生了强烈的化学反应。
赵丹被她的美貌和智慧深深吸引，而叶露茜也对这个才华横溢、风度翩翩的青年演员心生好感。
在那个相对保守的时代，两人的恋情很快成为上海滩最受关注的娱乐新闻。
他们的爱情充满了浪漫色彩。
在繁忙的拍摄间隙，赵丹经常陪叶露茜漫步在上海的街头巷尾，或者在黄浦江边谈论彼此的艺术理想。
他们一起讨论剧本，交流表演心得，在艺术追求上相互启发，在感情上相互依恋。
1936年4月，经过一年多的恋爱长跑，赵丹与叶露茜终于决定步入婚姻殿堂。
他们选择在杭州钱塘江畔风景如画的六和塔下举行婚礼，这个选择本身就充满了诗意和浪漫色彩。
这场婚礼堪称当时影坛的盛事。
不仅邀请了著名爱国人士沈钧儒先生担任证婚人，更特别的是，同时举办婚礼的还有另外两对影剧界的明星：蓝苹（后来的江青）与唐纳、顾而已与杜明洁。
三对新人同时结婚的盛况在中国娱乐史上绝无仅有，一时间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
婚礼现场星光璀璨，几乎整个上海文艺界的名流都前来祝贺。
鲜花、香槟、祝福声，营造出了童话般美好的氛围。
新娘叶露茜身穿洁白的婚纱，美丽动人；新郎赵丹身着笔挺的西装，英俊潇洒。
两人在众人的祝福声中交换戒指，许下了白头偕老的誓言。
新婚燕尔的生活确实如他们期望的那样美好。
赵丹继续在银幕上发光发热，叶露茜也在电影界开创着自己的事业天地。
两人不仅在工作上相互支持，在生活中更是恩爱有加。
1936年，女儿赵青的降生为这个家庭增添了无限欢乐；1939年，儿子赵矛的出生让他们的幸福更加圆满。
那段时光里，赵丹一家可谓是上海滩最幸福的明星家庭。
他们经常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
赵丹事业有成，叶露茜美貌如花，一双儿女聪明可爱，这样的完美组合让无数人羡慕不已。
然而，历史的车轮并不会因为个人的幸福而停止转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日战争正式开始。
这场关乎民族命运的伟大斗争，也彻底改变了赵丹一家的生活轨迹。
战争的阴云很快笼罩了上海。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上海成为中日激战的主战场。
三个月后，上海沦陷，整个城市陷入了日军的统治之下。对于中国的文艺界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面对侵略者的铁蹄，中国的文艺工作者们被迫面临痛苦的选择：是屈服于敌人的淫威，接受日伪政权的"招安"，还是坚持民族气节，拒绝与侵略者合作。
这个选择不仅关乎个人的前途命运，更关乎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未来。
对于赵丹来说，这个选择从一开始就是清晰明确的。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作为一个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他绝不可能与民族的敌人同流合污。
当日伪政权多次派人前来"招揽"，希望他出演所谓的"中日友好"、"大东亚共荣"题材的电影时，赵丹的回答干脆利落："免谈！"
这种坚决的拒绝态度，自然引起了日伪当局的不满和恼怒。
他们开始对赵丹实施各种威胁和恫吓：派遣特务跟踪监视他的日常生活，对他的家人进行骚扰，甚至公然威胁要对他采取"特殊措施"。
在这种高压环境下，许多原本意志不够坚定的文艺工作者纷纷选择了妥协。
有的开始出演日伪电影，有的改名换姓远走他乡，还有的干脆金盆洗手，彻底退出文艺界。
整个上海的文艺环境变得一片萧条，昔日繁荣的电影业几乎陷入停滞状态。
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有骨气的文艺工作者选择了抵抗。
赵丹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不仅自己坚决拒绝与敌人合作，还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赵丹立即加入了"上海救亡演剧三队"，与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文艺工作者一起，深入华东各地进行抗日宣传演出。
他们不顾路途的艰险和生活的困苦，辗转于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用自己的表演唤醒民众的抗日意识，鼓舞人民的斗争精神。
这些演出活动虽然条件简陋，设备简单，但却充满了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每当赵丹等人在台上激情澎湃地表演抗日剧目时，台下的观众总是群情激昂，热泪盈眶。许多年轻人看完演出后，立即报名参军，奔赴抗日前线。
1937年春节期间，赵丹还参加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组织的南京演出活动。
他们精心准备了《大雷雨》、《欲魔》、《醉生梦死》三部世界经典剧目，为南京的观众献上了高水平的艺术享受。
当时正值"西安事变"刚刚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开始合作抗日，整个社会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
随着战局的发展，华东地区的抗日宣传活动变得越来越困难和危险。
1938年初，赵丹等人被迫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大后方继续进行抗日宣传工作。
他们先是到达汉口，与当地的文艺团体合作演出了《塞上风云》、《夜光杯》、《故乡》等剧目，在当地产生了很大反响。
武汉沦陷后，大批进步文艺工作者汇聚到重庆这个战时陪都。
1938年初夏，赵丹随著名导演沈西苓来到重庆，在中央电影摄影厂担任导演和演员。
在这里，他参与拍摄了充满抗日激情的电影《中华儿女》，这部影片后来成为抗战电影的经典之作。
然而，重庆虽然相对安全，但条件却极其艰苦。
日军的轰炸几乎每天都在进行，电影拍摄工作时常被迫中断。
更重要的是，由于各种物资的极度短缺，电影制作变得越来越困难。
许多原本计划拍摄的影片都无法如期开工，整个电影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潮。
就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一个看似充满希望的机会出现在了赵丹面前。
这个机会最终将把他带向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也让他经历了生命中最痛苦的考验。
1939年初春，重庆的文艺界开始流传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消息来源于新疆的军政长官盛世才。
这个控制着中国西北边陲的实力派人物，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的"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并且热情邀请全国各地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前往新疆，参与边疆地区的文化建设事业。
对于当时正处于事业瓶颈期的许多文艺工作者来说，这个消息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重庆虽然是大后方，相对安全，但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文艺创作的环境也很不理想。
相比之下，新疆的邀请听起来充满了诱惑力：不仅有稳定的工作保障，还能够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开展文化事业，为边疆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盛世才公开宣称的"亲苏"政策，让许多左翼文艺工作者看到了接触苏联先进文化的机会。
当时的苏联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心中代表着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现代文明的方向，能够到一个"亲苏"的地方工作，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前往苏联学习，这对于追求进步的文艺工作者来说无疑是极大的诱惑。
赵丹对这个机会尤其感兴趣。
作为一个对表演艺术有着高度追求的演员，他一直梦想着能够接触到世界先进的表演理论和技巧。
特别是苏联著名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创立的表演体系，在当时被认为是最科学、最先进的表演方法，是每一个有志于表演艺术的演员都梦寐以求的学习内容。
在重庆期间，赵丹偶然读到了一些介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译文，立即被其深刻的理论内涵和科学的训练方法所吸引。
他深深感到，要想在表演艺术上达到更高的境界，就必须接受这种先进理论的指导。
而盛世才的"亲苏"政策，似乎为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与此同时，已经在新疆工作的茅盾等文化名人，也不断传来关于新疆文化建设蓬勃发展的消息。
茅盾在信中描述了盛世才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对知识分子的礼遇，以及新疆各族人民对汉族文化工作者的热烈欢迎。这些信息进一步坚定了赵丹前往新疆的决心。
然而，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
毕竟，新疆距离内地数千里之遥，交通极不便利，一旦前往，短期内很难返回。
更重要的是，他要带着妻子叶露茜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一起前往，这意味着全家人都要承担未知的风险。
叶露茜对丈夫的决定虽然有些担心，但最终还是表示了支持。
作为一个进步女性，她理解赵丹对艺术理想的追求，也愿意为了丈夫的事业发展而承担一定的风险。
更何况，按照盛世才的宣传，新疆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机遇的地方，全家人去那里开始新的生活，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1939年6月，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和考虑，赵丹最终做出了这个改变他一生命运的重大决定。
他带着妻子叶露茜、4岁的女儿赵青、刚满百日的儿子赵矛，与好友徐韬、王为一、朱今明、易烈等十几个文艺工作者一起，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队伍，踏上了前往新疆的漫长旅程。
这次远行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
一行人都是怀着满腔热忱，希望在祖国的边疆地区开创一番文化事业。
他们设想着在新疆建立现代化的剧院，创办进步的文艺刊物，培训当地的文艺人才，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边疆建设做出贡献。
然而，现实很快就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到达新疆迪化不久，赵丹就敏锐地察觉到了危险的信号。
盛世才虽然表面上对这些从内地来的文化人热情接待，但他的真实面目很快就暴露了出来。
原来，盛世才是一个典型的投机分子和野心家。
他之前宣扬的"六大政策"完全是为了迎合当时的政治形势，争取苏联的支持。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他个人政治立场的调整，他对这些进步知识分子的态度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更令人担忧的是，盛世才是一个极其多疑和残酷的独裁者。
他对任何可能威胁到自己统治的因素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而这些从内地来的知识分子，在他看来正是潜在的危险分子。
他们的进步思想、他们与内地的联系、他们可能的政治倾向，都让盛世才感到不安。
茅盾作为较早到达新疆的文化人，对盛世才的性格和手段有着比较深刻的了解。
在一次私下的谈话中，他悄悄地警告赵丹："盛世才这个人捉摸不透，极其多疑，你们要格外小心。既然已经来了，就先安下心来工作一段时间，等找到合适的机会再想办法回去。"
然而，历史没有给他们准备的时间。
1939年秋天，新疆政治局势突然发生剧变。
盛世才以所谓的"杜重远案件"为借口，开始对在新疆的进步人士进行大规模的逮捕和清洗。
赵丹等一大批文艺工作者被以"进行反苏宣传"、"从事颠覆活动"等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
那是一个秋风萧瑟的夜晚，赵丹正在简陋的住所里为第二天的排练做准备，突然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冲了进来。
他们没有任何解释，也不出示任何法律文书，就将赵丹强行带走。
叶露茜抱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眼睁睁地看着丈夫被押上囚车，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当赵丹被推进那间阴暗狭小的牢房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关就是整整五年零三个月。
更残酷的是，为了斩草除根，盛世才还故意制造和散布假消息，声称这些政治犯已经被处决。
叶露茜等家属被告知赵丹已死，随后被强行"遣送"出境，与狱中的亲人彻底断绝了联系。
而当五年后赵丹终于重获自由，满怀期望地回到上海寻找妻子时，等待他的却是一个完全颠覆他世界观的现实。
推开那扇阔别五年的家门，赵丹看到的景象让他的世界瞬间坍塌。
房间里的陈设基本没有变化，墙上还挂着他们结婚时的合影，书桌上还放着他离开前正在阅读的剧本。
但是，坐在沙发上的却不只是叶露茜一个人。
叶露茜确实还在那里，五年的岁月让她显得更加成熟美丽，但神情中却带着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复杂表情。
更让赵丹震惊的是，她身边还坐着一个他完全不认识的中年男子，而叶露茜的腹部明显隆起，显然已经怀孕数月。
听到开门声，屋内的三个人同时抬起头来。
那一刻，空气仿佛瞬间凝固，时间也停止了流动。
没有人说话，没有人移动，整个房间陷入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寂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