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七年的冬至,北京刮着能穿透骨头缝的西北风。紫禁城坤宁宫东暖阁里,万历皇帝朱翊钧正斜倚在铺着三层貂裘的暖炕边,太监捧着鎏金熏笼侍立两侧,炉内红箩炭烧得正旺,连呼吸都带着温润的暖意。而城外永定河畔的破窑里,卖炭翁王老汉裹着打满补丁的粗麻短褐,把灶灰扒进泥盆里勉强取暖,冻裂的手指渗着血丝,却还在担心怀里仅剩的半筐木炭卖不上价。
这不是虚构的场景,而是古代寒冬最真实的写照。当我们如今靠着暖气、空调安稳过冬时,古人早已在严寒中摸索出了一套生存智慧,但因阶层差异,宫廷与民间的过冬方式堪称“天壤之别”——一边是耗资巨万的奢华暖意,一边是拼尽全力的烟火求生。让我们循着史料记载,走进古代的寒冬,看看两个世界的冷暖人生。
秦汉:帝王的“恒温宫殿”与百姓的“火塘求生”
早在秦汉时期,帝王将相就已懂得用建筑设计和专属器具抵御严寒。1974年,秦都咸阳一号建筑遗址出土的大型壁炉,揭开了古代皇室取暖的雏形。这个壁炉高1.02米、纵深1.1米、宽1.2米,炉身用土坯砌成,炉膛呈倒扣的瓮形,能让热气充分循环,炉顶“入”字形设计扩大了散热面积,可同时向三个方向供暖,连浴室都能覆盖,堪称秦王专属的“古代浴霸”。炉口前设灰坑,左侧有炭槽,能延长木炭燃烧时间,确保室内长时间恒温。考古学家推测,这座建筑兼具厅堂、卧室、浴室功能,可见秦始皇即便在寒冬,也能享受舒适的生活 。
到了西汉,皇室取暖更是升级为“化学+物理”双重保障。《西京杂记》记载,汉武帝时期的温室殿,“以椒为泥涂壁,香桂为柱,设火齐屏风,鸿羽帐”。花椒性温,捣碎和泥涂墙,既能保温又能散发香气,这种“椒房”后来成为后妃居所的代称,西晋石崇还曾“以椒为泥涂室”与王恺斗富,将取暖变成了炫耀财富的手段 。除了椒房,西汉巧工丁缓发明的卧褥香炉,更是宫廷冬日的“黑科技”。这种铜制香炉内置环形支架,无论被褥如何翻滚,炉体始终保持水平,可放入炭火与香料,既能暖被窝又不用担心烧衣,司马相如在《美人赋》中就曾提及这种取暖神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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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皇室的奢华不同,秦汉百姓的过冬方式只有“生存”二字。北方最普遍的取暖工具是火塘,即在屋内挖个土坑,烧柴取暖,做饭、取暖二合一。但火塘排烟极差,屋内往往烟雾缭绕,百姓常因煤气中毒死伤,即便如此,火塘仍是寒冬里唯一的生机。南方无火塘习俗,百姓只能在室内点燃柴草,用浓烟驱散寒意,不少人因此患上呼吸道疾病。
衣物方面,百姓只能穿“短褐”御寒。《五柳先生传》中“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生动描绘了粗麻布短衣的窘迫——这种衣服工艺粗糙、保暖性差,即便打满补丁也难以抵挡严寒 。秦汉时期棉花尚未普及,百姓只能用麻、葛织布,富户可穿羊皮袄,而赤贫之家连麻衣都穿不完整,只能将稻草、麻絮塞进破旧衣物里,聊胜于无。寒冬时节,北方百姓多闭门不出,靠储存的干菜、杂粮度日,南方则需冒严寒耕作,冻毙于田间地头的情况屡见不鲜。
唐宋:暖炉盛行与“石炭救国”的阶层分野
唐宋时期,宫廷取暖愈发精致,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过冬礼仪”。每年农历十月初一,朝廷启动“开炉”仪式,官府向宫中进献暖炉炭,太庙更换祭品祭告冬朔,皇宫内开始全天设炉取暖,直至次年二月初一结束,与现代北方采暖季时长基本一致 。宋徽宗《宣和宫词》中“谁制暖炉新样巧,云龙突镂遍金箱”,描绘的就是宫廷专用暖炉——炉身雕刻云龙纹,鎏金装饰,既实用又彰显皇权。
宋代皇室对木炭的要求极为苛刻,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北宋御炉炭“率斫作琴样,胡桃纹,鹁鸽青”,南宋时更是要求御炉炭必须是“胡桃文、鹑鸽色”,每一块都要精挑细选 。除了取暖,宫廷还将炭火用于风雅之事,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吴郡王府的翠堂专为歌姬练声所用,从十月到二月,每日供给五十斤“笙炭”,用锦缎熏笼托着笙器,以四和香熏焙,确保高丽铜制笙簧音色纯正,这种为乐器专门供炭的奢侈,普通百姓难以想象 。
唐代宫廷则盛行“暖炉会”,白居易《问刘十九》中“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虽写的是私人宴请,却也反映了上层社会的过冬常态 。宫中暖阁设计更为完善,用绣幕分隔空间,内置炭炉、手炉,皇帝朝会后会赐大臣热茶热酒驱寒,雪天还会额外赏赐酒肉,整个冬天暖意融融、宴饮不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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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民间取暖有了一定进步,石炭(煤)的普及成为重要突破。北宋熙宁年间,宋神宗下诏“石炭自怀至京不征”,鼓励石炭运输,怀州(今河南焦作)的石炭大量进入京城,因其热值高、储量大,逐渐取代木炭成为主流燃料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汴河南北两岸各有十座石炭场,可见当时石炭供应之充足 。
但燃料短缺仍是民间寒冬的最大难题。北宋大中祥符五年,京城大雪,木炭价格暴涨至每秤二百文,宋真宗下令三司出炭四十万秤,以半价卖给贫民,却因百姓争抢发生踩踏致死事件 。宋仁宗庆历四年,京城积雪成灾,“寒冻之人,死损不少,薪炭食物,其价增倍”,欧阳修上书直言,不少百姓因冻饿投井投河,只求一死 。为应对燃料危机,百姓发明了多种省钱办法:条件稍好的人家用泥盆装灶灰取暖,将炭火余烬反复利用;文人则自制简易暖具,南宋陆游在房中打造小暖阁,“薪炭南山来,地炉晨暮红”,靠狭小空间聚暖 。
衣物方面,宋代百姓开始穿棉衣,但棉花种植尚未普及,棉价昂贵,多数人仍以麻衣为主。黄庭坚诗句“千钱买脚婆,夜夜睡天明”中的“脚婆”(汤婆子),成为民间最受欢迎的取暖器具——陶制或铜制容器,灌上热水放入被窝,价格低廉,保暖效果好 。但赤贫之家连脚婆都买不起,只能夫妻、子女挤在一起抱团取暖,用身体体温抵御严寒。
明清:故宫“地暖”与小冰期下的民间绝境
明清时期,宫廷取暖技术达到顶峰,紫禁城的“火地”系统堪称古代地暖的典范。这种设施在宫殿地面下铺设火道,添火的炭口设在殿外廊檐下,烧炭后热气顺着火道蔓延至整个宫殿,还能直通御床和暖炕,形成暖阁。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在回忆录中赞美道:“按照欧洲取暖的方法,当我们双足还冷时,头已很热了。在北京双脚却总是舒适而暖和,适度的热量均匀地充满在房间的每个角落 。” 如今坤宁宫东暖阁、养心殿等建筑,仍保留着这种火道遗迹 。
宫廷取暖的核心燃料是“红箩炭”,由涿州、通州等地用硬木烧制,炭色乌黑发亮,燃烧耐久、火力旺,且无烟无味。这种木炭需先运至红箩厂(今西安门外)锯截、装筐,再送入宫中,专供皇室使用 。清代乾隆年间,宫中按份例供炭:皇太后每日一百二十斤,皇后一百一十斤,皇贵妃九十斤,即便最低等的答应,每日也有十斤炭供应 。明代宛平知县沈榜《宛署杂记》记载,万历十八年一次殿试,就用了一千多斤木炭,可见宫廷用炭之奢靡 。
除了火地,宫廷还有各种取暖器具:鎏金薰笼重数百斤,高达一米多,青铜鎏金或掐丝珐琅工艺,放在大殿中供暖兼装饰;手炉、脚炉做工精美,炉盖镂空雕花,可放入炭火或余烬,供妃嫔、太监随身携带;铜暖砚则专为文人设计,砚台内层设抽屉,内置炭火,防止墨汁结冰 。崇祯年间虽逢小冰期,煤炭供应紧张,但崇祯皇帝仍能穿三层貂裘过冬,宫廷暖意丝毫不受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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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宫廷的安稳不同,明清小冰期(1600-1644年)让民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抗寒绝境。据《明实录》记载,1618年冬,长江中下游冰封四十余天,商船冻在江面无法航行;1620年海南琼山降雪,热带地区出现“草木皆冰”的景象,持续三日才融化 。《北游录》则描述北京冬季“气温骤降至零下20℃,运河冰封110天”,漕运中断,北方土地冻裂深达一尺 。
燃料短缺成为致命难题。小冰期导致草木枯萎,木炭产量大减,石炭开采难度增加,价格暴涨,普通百姓根本买不起。《荒书》记载,陕西、河南等地“饥民以蓬草为食,继以石子熬汤,死者十之七八”,百姓只能燃糠、烧秸秆,甚至挖树根、剥树皮取暖,不少人因吸入浓烟窒息而死 。赤贫之家发明了“纸衣”御寒,据《天工开物》记载,用多层油纸糊成衣物,涂桐油防水保暖,但在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中,纸衣根本不堪一击 。还有百姓“以雪搓身”,靠刺激身体产热抵御寒冷,实则是无奈之举,不少人因此冻伤、病死 。
明清百姓的过冬场景,满是心酸与挣扎。北方农户靠火炕取暖,但火炕需持续添柴,贫困人家只能省着用,白天烧一次火,晚上靠余温过夜,老人、孩子常因低温冻伤手脚;南方百姓无火炕,只能在室内点燃湿柴,用浓烟取暖,屋内又冷又呛,不少人在寒冬中默默死去。《明实录》中“冻毙街头者日以百计”的记载,成为小冰期民间寒冬的真实写照 。
古代的过冬方式,从来都是阶层的试金石。宫廷的奢华暖意,建立在对人力、物力的极致消耗之上——红箩炭的烧制、火地系统的修建、取暖器具的打造,都需要大量百姓付出辛劳;而民间的烟火抗寒,不过是为了在寒冬中活下去的本能挣扎。这种差距,并非技术鸿沟,而是阶级固化的必然结果 。
白居易《卖炭翁》中“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道尽了底层百姓的矛盾与无奈——他们烧炭却穿不起暖衣,盼着天冷卖炭换钱,又怕天冷冻毙街头 。而皇宫中,皇帝、后妃穿着狐裘貂裘,围着鎏金熏笼,早已忘了寒冬的模样。这种冷暖对比,贯穿了整个古代社会,直到近代工业文明兴起,集中供暖、化纤衣物普及,才逐渐打破这种阶层带来的冷暖鸿沟 。
如今我们坐在温暖的房间里,不必再为燃料发愁,不必再靠身体硬抗严寒。回望古代的寒冬,那些宫廷的奢华与民间的窘迫,不仅是取暖方式的差异,更是一段段鲜活的生存史。它让我们明白,如今的安稳暖意,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而是无数人努力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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