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傅作义请吃饭，陈长捷：按照我过去的脾气，今天我都不会来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下达了第一批特赦令，释放了包括末代皇帝溥仪在内的33名战犯。

这对于那些在功德林里改造了十年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们来说，无异于重获新生。

就在特赦令发布后不久，一场特殊的饭局在北京悄然拉开了帷幕。做东的人，是当时新中国的水利部部长，也是曾经叱咤风云的“华北王”傅作义。

而被请的客人们，则是刚刚走出监狱大门的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人。在这群客人中间，有一位身形消瘦、神情复杂的老人，他就是傅作义当年的爱将、前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

这顿饭，名义上是老长官给老部下接风洗尘，但实际上，桌子底下的气氛却比当年的战场还要微妙。

尤其是陈长捷，他看着眼前这位红光满面的老上级，心里那是个什么滋味，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酒过三巡，当傅作义端起酒杯表示歉意时，陈长捷流着泪说了句大实话：“按照我过去的脾气，今天我都不会来！”

一场迟到了十年的“谢罪宴”

1959年。当时的傅作义，那是新中国的部长，受人尊敬，生活优渥；而坐在他对面的陈长捷，刚刚脱下囚服，虽然获得了特赦，但毕竟顶着“战犯”的帽子改造了十年，脸上写满了沧桑。

傅作义是个重感情的人，他知道这批特赦名单里有陈长捷的时候，心里是既高兴又愧疚。高兴的是老兄弟终于出来了，愧疚的是，这十年的牢狱之灾，说到底是他傅作义一手造成的。

所以，他特意在家里备下了丰盛的酒席，把还在北京的这些黄埔系名将都请了过来，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最想见的，其实就是陈长捷。

可是，当陈长捷走进傅作义家大门的时候，那个表情是极其僵硬的。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热络地寒暄，而是默默地找了个角落坐下，眼神里甚至带着一丝回避。

对于陈长捷来说，傅作义不仅仅是老长官，更是他心里的一根刺。这根刺扎得太深，拔出来带肉，不拔出来钻心。

要知道，当年在国民党军界，傅作义和陈长捷的关系那是出了名的铁。他们都是山西人，都出身于阎锡山的晋绥军，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交情。抗战时期，陈长捷跟着傅作义打过长城抗战，打过绥远战役，那叫一个勇猛，人送外号“常胜将军”。

傅作义对陈长捷也是信任有加，把最重要的任务都交给他。可就是这么一对“黄金搭档”，怎么就反目成仇了呢？这事儿，还得回过头去，从1949年的那个寒冬说起。

天津卫的死守令

时间倒回到1948年底，那是平津战役最紧要的关头。当时，傅作义坐镇北平（现在的北京），手里握着几十万大军，正在和共产党方面进行艰难的谈判。而陈长捷呢，被傅作义委以重任，担任天津警备司令。

解放军已经把北平和天津分割包围了，傅作义成了瓮中之鳖。但他还想争取更有利的谈判条件，想保住自己的军队编制，甚至想搞个“局部和平”。

为了增加谈判桌上的筹码，傅作义需要一个支点，这个支点就是天津。

于是，傅作义给陈长捷下了一道死命令：“死守天津，只要你守得住，我就有办法！”他对陈长捷说，天津一定要坚守，只要能顶住解放军的攻势，北平这边就能谈出一个好结果，到时候大家都有出路。为了让陈长捷放心，傅作义还信誓旦旦地承诺，会给他派援军，会提供空投补给。

陈长捷这人是个典型的职业军人，讲究的是服从命令，更讲究的是“士为知己者死”。既然老长官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那我就得豁出命去干。他到了天津之后，那是真的拼了命。

他把天津城变成了巨大的堡垒，拆了无数民房修碉堡，甚至在护城河里通了电，扬言要让天津变成“东方的斯大林格勒”。

在被围困的日子里，陈长捷每天都盼着傅作义的消息。那时候，傅作义在电报里还在给他打气，告诉他：“只需坚守，自有办法。”陈长捷信了，他是真信了。

他觉得老长官绝对不会坑他，他在天津多守一天，老长官在北平就多一份安全。他就像一个忠诚的卫士，拿着盾牌挡在最前面，却不知道身后的主人已经准备放下剑了。

你在北平喝茶，我在天津当了炮灰

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对天津发起了总攻。刘亚楼将军指挥着大军，万炮齐发。陈长捷虽然防守严密，但在解放军排山倒海的攻势面前，天津城防不到29个小时就彻底崩溃了。

在那最后的时刻，陈长捷还在给傅作义发电报求援，但那边已经是一片沉默。当解放军冲进他的地下指挥部，把他俘虏的时候，陈长捷整个人都是懵的。他不明白，为什么答应好的援军没来？为什么坚固的城防这么快就破了？

而让他真正崩溃的消息，是在他被俘后不久传来的。仅仅在天津解放后的十几天，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傅作义接受了改编，成了起义将领，受到了礼遇。

这个消息对于正在战犯管理所里的陈长捷来说，简直就是五雷轰顶。他那一刻才突然明白，自己成了那个被牺牲掉的棋子。傅作义是用天津的“打”，换来了北平的“和”；是用他陈长捷的“死磕”，换来了傅作义自己的“生路”。

这种心理落差谁受得了？我在前线拼死拼活，背上了“顽抗到底”的罪名，成了战犯；你在后方喝着茶，签个字就成了功臣，成了座上宾。陈长捷觉得自己被最信任的大哥给卖了，而且卖得干干净净。他在监狱里气得直哆嗦，破口大骂傅作义不讲义气。

从那以后，在功德林里，只要有人提“傅作义”三个字，陈长捷就跟谁急。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十年来，他心里的那个疙瘩越结越死。

十年铁窗苦，心结难解

在功德林改造的那十年，陈长捷过得很苦，这种苦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他是个要强的人，觉得自己打仗没输给谁，是输给了政治，输给了被出卖。

而傅作义这边呢，其实心里也不好受。他知道自己对不起陈长捷。在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曾经多次想要去探望陈长捷，但由于各种原因，再加上他也知道陈长捷正在气头上，去了反而可能激化矛盾，所以一直没能成行。

但他一直关注着陈长捷的情况，听说陈长捷在里面表现不错，还在积极写回忆录，傅作义心里多少宽慰了一些。

这十年里，傅作义担任了水利部部长，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新中国的水利建设中，似乎是想通过拼命工作来弥补内心的某种亏欠。

他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大河，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那个还在铁窗里的老兄弟，心里肯定也是隐隐作痛的。

到了1959年，特赦的消息传来，傅作义是跑得最勤快的人之一。他四处打听名单，当确认陈长捷在第一批特赦名单里时，他激动得不行。他知道，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个结，必须由他亲手去解开。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场饭局。

一杯泯恩仇，迟到的和解

回到1959年的那个饭桌上。气氛一度非常尴尬，大家都知道这俩人的过节，谁也不敢多说话。傅作义看着沉默寡言的陈长捷，心里五味杂陈。他站起身来，端着酒杯，没说什么官话套话，而是当着所有人的面，诚恳地说了一句：“长捷，是我对不起你。”

这一句话，没有任何辩解，只有坦承。

傅作义承认，当年为了北平的和平，为了更多人的生命，他确实是在战术上牺牲了天津，牺牲了陈长捷。这是他作为一个统帅的无奈选择，也是他对兄弟的亏欠。

陈长捷听到这句话，原本紧绷的脸终于崩不住了，眼泪刷地一下流了下来。他端起酒杯，手都在抖。这时候，他说出了那句著名的：“按照我过去的脾气，今天我都不会来。”

紧接着，他又说：“但是，这十年的改造，让我明白了许多道理。当年的事，是从大局出发，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如果没有天津的打，就没有北平的和，也就没有后来的一片祥和。我现在，想通了。”

这句话说完，陈长捷把杯中酒一饮而尽。这一杯酒，喝下去的是十年的委屈，咽下去的是半生的恩怨。

在座的杜聿明、宋希濂等人，看到这一幕，无不感慨万千。他们都是败军之将，都经历了大起大落，太能理解这种心情了。

傅作义紧紧握住陈长捷的手，两个花甲老人，当着众人的面，像孩子一样红了眼眶。

那天这顿饭，后来吃得非常尽兴。陈长捷放下了包袱，傅作义卸下了重担。

从那以后，陈长捷在上海工作，傅作义在北京，虽然相隔千里，但书信往来不断。

傅作义还经常给陈长捷寄去一些生活用品，关心他的身体。

这段曾经断裂的兄弟情，在晚年终于重新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