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25年八月二十八日,北京西市刑场。
前辽东经略熊廷弼被押赴刑场,这位曾经掌控大明辽东数十万军队的统帅,最终被“传首九边”。
头颅被割下,送往辽东、蓟镇、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个边防重镇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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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曾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为何会落得如此下场?
真的是因为丢了广宁城吗?还是背后有更复杂的政治博弈?
熊廷弼被杀的三年多时间里,究竟是谁想救他,又是谁非要他死不可。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后金军围攻广宁。
明军惨败,巡抚王化贞弃城而逃。
此时,身为辽东经略的熊廷弼在哪?他正带着五千兵马驻守在距离广宁四十里的右屯。
得知广宁失守的消息后,熊廷弼做了一个被后世诟病至今的决定:放弃整个关外,全线撤退到山海关。
他下令焚烧军粮、仓库,带着数十万难民一路溃退。
关外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等四十余座城池全部放弃,后金兵不血刃就占领了辽西大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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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朝中许多官员认为,你熊廷弼手握重兵,哪怕救不了广宁,至少也该坚守右屯,收拢败兵,伺机反击。
可你一听败讯,跑得比谁都快,这不是“丧师失地”是什么?
熊廷弼自己倒觉得很冤枉。在《封疆已失疏》里,他辩解说:
“王化贞轻举妄动导致兵败,我早就提醒过朝廷。现在局势已崩,不撤退难道等着被全歼?”
但皇帝和百官看到的只有结果:辽东全丢了。
熊廷弼被革职听勘后,朝堂上迅速分成两派。
想救他的主要是东林党人:
首辅叶向高最早出面,以“关门空虚”为由,请皇帝让熊廷弼“戴罪守关”。
礼部主事刘宗周建议削去他的官职、蟒服,但保留性命。
御史周宗建、江秉谦等人接连上疏,说熊廷弼熟悉辽东,杀了可惜,不如让他戴罪立功。
甚至后来成为蓟辽督师的孙承宗,最初也曾委婉地为熊廷弼说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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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杀他的人背景更复杂:
兵部尚书张鹤鸣是王化贞的靠山,早就和熊廷弼势同水火。他标下的赞画何栋如直接说“经抚同罪,皆罪不容诛”。
一些御史,如冯三元、张修德、魏应嘉,早在熊廷弼第一次经略辽东时,就拼命弹劾他。辽沈失陷后,天启皇帝为了重新起用熊廷弼,曾把这三人各降三级外调。
现在熊廷弼又出事,他们岂能放过机会?
还有一批官员,纯粹是觉得“丧师失地,依法当斩”,比如刑部江西司员外郎徐大化、御史谢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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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皇帝朱由校一开始并没有非要杀熊廷弼。
他甚至给了熊廷弼机会,让他出关收复宁远、前屯等地,戴罪立功。
可熊廷弼的回应是什么?
他对兵部说:“你们非要我出关,那就让张鹤鸣和王化贞去守吧!不如现在就抓我进京,让大家解恨!”
天启皇帝本来就在气头上,一看这奏疏,直接对内侍说了句名言:“熊廷弼走得快,果胜。”
意思是:跑得倒挺快,果然厉害。
随后下旨:王化贞逮问下狱,熊廷弼革职回老家听候审查。
可熊廷弼没回湖北江夏老家,反而在北京附近逗留。
这在皇帝眼里,就是“恋栈京师,窥探朝局”,更加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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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二年四月初一,三法司会审。
参与审理的28名官员一致认定:广宁失守,熊廷弼、王化贞同罪。
明朝律法规定,“守边将帅丢失城池者,斩”。
这一点毫无争议。
争议在于,熊廷弼能不能适用“八议”?
“八议”是古代对权贵、功臣等八类人的特殊司法优待,可以减罪。
刑部员外郎顾大章(东林党)主张:王化贞该杀,熊廷弼可免死,发配戍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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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熊廷弼自己把路堵死了。
会审时,主审官问他:“广宁危急时,你为何不救援?”
熊廷弼答:“王化贞不听我调度,轻敌冒进,导致兵败。我若去救,只会一起覆灭。”
这听起来有理,但官员们不买账。
御史们后来在奏疏里写道:
“就算王化贞有罪,你手握重兵,哪怕去广宁城下打一仗再退,也算尽力了。可你闻败即逃,一口气退到山海关,这是封疆大臣该做的吗?”
当初朝廷为调和经抚矛盾,曾下旨明确:“功则同功,罪则同罪”。
现在王化贞判了斩刑,你熊廷弼凭什么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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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以为熊廷弼是东林党,其实不是。
他只是和东林党一些人关系较好,比如杨涟、左光斗。东林党保他,更多是为了政治对抗。因为想杀熊廷弼的人里,很多是后来阉党成员。
但东林党内部也不统一。
比如左都御史邹元标(东林元老)就主张宽恕,而御史马鸣世、刘徽等人则坚持“法不可枉”。
天启皇帝在二者之间摇摆:
天启二年秋决,首辅叶向高说情,熊廷弼没被勾决。
天启三年秋决,叶向高再次说情,又缓一年。
天启四年,孙承宗甚至上疏请求免熊、王二人死罪,改为戍边。
事情到天启四年十月发生逆转。
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开始全面清洗东林党。
熊廷弼案成了最好用的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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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五年三月,阉党抓了一个关键人物——汪文言。
他是东林党与宫廷之间的联络人,被关进锦衣卫北镇抚司。
阉党干将许显纯对他严刑拷打,逼他供出一份名单:
周朝瑞收熊廷弼一万两,十天内四次上疏保他。
顾大章收四万两,把熊廷弼的案子从“斩立决”改成“缓决”。
杨涟、左光斗各收二万两,为熊廷弼奔走脱罪。
魏大中、袁化中也收了重贿。
这份供词是真是假?
历史上多数学者认为是阉党伪造。
汪文言被打得奄奄一息时,曾对杨涟哭喊:“他们让我诬陷你们,我死也不会承认!”
这份供词一出,熊廷弼的罪就不仅仅是“丧师失地”了,还加上了贿赂朝臣、结党营私。
天启皇帝最恨结党,看到供词后勃然大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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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五年七月,一本叫《辽东传》的书在北京流传。
这本书把熊廷弼写成忠臣良将,把朝廷写得昏庸无能。
大学士冯铨(阉党)把书拿给天启皇帝看,还特意翻开第四十八回,标题是“冯布政父子奔逃”。
冯铨父亲当年在辽东当布政使,后金打来时弃城逃跑,这本小说把他写成了丑角。
冯铨哭诉:“这是熊廷弼编的书,他故意羞辱我,更是诽谤朝廷!”
天启皇帝翻了几页,越看越气。
书中把熊廷弼吹成“辽事唯一支柱”,把失败全归咎于朝廷不支援、同事拖后腿。
皇帝当场大骂:“丧辽辱国,便寸斩尚有馀辜。”
熊廷弼自己有没有责任?
实事求是地说,有。但熊廷弼的能力确实突出。
他第一次经略辽东时(万历四十七年至泰昌元年),整顿防务,后金不敢来犯。
他被撤换后,继任的袁应泰很快丢掉了沈阳、辽阳。
天启皇帝不得不再次起用他,这才有了“经抚不和”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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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1625年八月二十五日,诏书下达:“着即处决,传首九边。”
三日后,熊廷弼被押赴西市。临刑前,他赋诗一首:
“他日倘拊髀,安得起死魄。绝笔叹可惜,一叹天地白。”
监刑官张时雍问:“还有什么话要说?”
熊廷弼冷笑:“我是朝廷御史,岂能偷生?”从容就戮。
熊廷弼的头颅被涂上石灰防腐,装入木匣,送往九边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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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明熹宗实录》记载,直到崇祯二年(1629年),才有御史请旨“收葬廷弼首级”,此时距离他被杀已四年。
而替他收尸的,是当年被他斥为“不懂军事”的兵部郎中徐日晅,他曾因反对放弃关外被熊廷弼骂过,却敬重熊的才干,冒险安葬了他。
熊廷弼死后三年,崇祯皇帝为东林党平反,但并未赦免熊廷弼。
直到清乾隆年间修《明史》,才在传记末尾写下一句:
“廷弼不死,辽东或不至此。”
可大明江山,早已在1644年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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