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语文教育之路｜朱光潜：美的摆渡人

编者按：高等教育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套《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理论资料》丛书，收录夏丏尊、叶圣陶、朱光潜、陈望道等关于语文教育的一系列文章。他们是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拓荒者，怀抱着“使醇醇诸稚展发神辉”的理想探索着“人的教育”。

他们“周身温暖的光泽”首先浸润的就是作为他们教育理想第一实践场域的家庭。我们采访了这些教育家的孙辈，听他们讲述这些教育家在公共教育领域倡导的理念贯穿于家庭生活中，回溯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拓荒年代，对他们在中国现代语文教育领域所做的探索进行一次回望，回到白马湖和分水塘，回到教育的现场，重走现代语文教育之路。

朱光潜

北京燕南园的一间书桌上，稿纸堆积如山，朱光潜伏案疾书，鼻尖几乎贴到纸面。他的视力已严重衰退，却执拗地要与时间赛跑。手边是黑格尔《美学》的德文原著，书架高处，柏拉图、莱辛、维柯的著作静静排列，等待被这位老人渡往中文的彼岸。

这是刻在朱光潜的孙子朱永春记忆里的一幅画面。生命最后的十年里，朱光潜几乎足不出户，沉浸在翻译事业中。朱永春回忆祖父晚年的生活：“他很少离开书桌，要么写作，要么翻译，要么接待来访者，谈学问。”

燕南园朱光潜曾住过的屋子

在家人眼中，朱光潜是位纯粹的学者，温和、自律，每天清晨坚持锻炼，却也曾因坚持去公共澡堂洗澡而昏倒，被工人用板车拉回家。这些生活细节，拼贴出一位将生命能量灌注于知识生产的学者的侧影。

然而，以《西方美学史》《谈美》《诗论》等著作闻名的美学家朱光潜，学术生涯的起点与底色，却与一所偏远的乡村中学紧密相连。上世纪20年代，在浙江上虞的春晖中学，年轻的英文教师朱光潜，开始思考一个贯穿他一生的问题：如何通过美的教育，抵达人心灵的完善？这条从白马湖畔到未名湖畔的漫漫长路，铺就了一位“美的摆渡人”的精神轨迹。

春晖中学校园

从春晖中学到英伦三岛：一条美学道路的开启

1922年，25岁的朱光潜从香港大学教育学专业毕业，面临人生选择。彼时，新文化运动余波未平，教育改革方兴未艾。他接受邀请，前往远离尘嚣的浙江上虞白马湖，在春晖中学教授英文。在春晖，朱光潜步入了一个奇特的“教育理想国”。

春晖中学校长经亨颐胸怀开阔，招徕了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等一批志同道合者。他们住在湖畔自建的简陋居所中，夏丏尊有“平屋”，丰子恺有“小杨柳屋”，朱自清也寓居附近。教学之余，这群年轻教师常在夏家聚会，纵论教育、文学与艺术。夏丏尊夫人精于烹饪，常是“满满的盘碗拿出来，空空的收回去”。湖山之间，弦歌不绝。

朱光潜回忆那一段时光：“学校范围不大，大家朝夕相处，宛如一家人。佩弦和丏尊、子恺诸人都爱好文艺，常以所作相传视。我于无形中受了他们的影响，开始学习写作。”

除了写作，在这里，朱光潜也首次将美学思考融入教学实践。他不仅教英文，更通过文学作品引导学生感受语言之美、人性之深。春晖中学的艺术氛围极浓：丰子恺教美术音乐，为孟郊《游子吟》谱曲作为校歌；朱自清教国文，散文《白马湖》清隽动人。朱光潜浸染其中，开始形成自己的教育观：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性情的陶冶、人格的养成。这一核心理念，贯穿了他后来的著述中。

春晖的宁静并未持续太久。因教育理念与校方发生分歧，朱光潜与匡互生、丰子恺等人于1925年辞职赴沪，创办立达学园，继续实践“人格教育”的理想。在上海，立达同人筹办了开明书店，出版《中学生》等杂志，由夏丏尊和叶圣陶负责，特别重视语文教育。朱光潜是《中学生》重要撰稿人，发表了大量谈语文和读书的文章。

朱光潜与叶圣陶

也是在1925年，朱光潜做出了改变一生的决定：远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文学、哲学与心理学。留学期间，朱光潜一直为《中学生》写稿，留学时期著作几乎全都由开明书店印行，稿费大大减轻了他的生存压力。

英伦七载，是朱光潜学术视野彻底打开的时期。他系统研读了西方哲学、心理学、美学与文学经典，从康德、黑格尔、克罗齐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学术探索向历史深处不断延伸。1930年，他完成了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获得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博士学位。留学期间，他并未忘记国内青年，以书信形式写下了《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读书、谈作文、谈人生修养，文笔亲切而睿智，由开明书店出版后风靡一时，奠定了他作为青年精神导师的地位。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理论资料·朱光潜专集》

朱永春对澎湃新闻提及，祖父晚年仍保持着留洋时期养成的严谨作息与学术习惯，“非常有规律”。这种中西交融的生活与学术训练，塑造了朱光潜独特的治学风格：既有桐城派古文扎实的功底（他少时在桐城中学受教，古文根基深厚），又有西方学术的逻辑与系统；既能写《诗论》这样融合中西诗学的精深专著，也能写《谈美》这样娓娓道来的普及读物。

朱光潜的文章，在同时代由文言转向白话的作家中显得格外“清通”——清晰而通达。“当时很多人的白话文都不免有些晦涩，但他的文章应该是超出那个时代的。今天你去读，如果不告诉出自什么时代，你很难相信是那个时代写的。”朱永春评价道：“他对于文字的标准，就是清通，清楚了，通顺了。”

“思想是实体，语文是投影”

1933年，朱光潜学成归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同时兼任清华大学、中央艺术学院等校课程。他进入了学术创作的黄金时期，先后出版了《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等代表作。他对语文教育的系统性思考，也在此时期成熟，集中体现于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文学与语文》等系列文章中。

青年朱光潜

在这些文章中，朱光潜提出了“思想就是使用语言”的命题。在当时的观念中，语文多被视为一种工具，一种承载思想的、外在的、技术性的媒介。他反对将语文视为纯粹交际工具的观点，认为思想和语言是同步发生、不可剥离的统一体。他提出一个著名论断——“思想是实体，语文是投影。”在他看来，思想与语文是平行一致、同时成就的，犹如光与影不可分离；情感、思想和语言三者是相互贯通的，不能彼此独立。

“语文的最大德性是精确妥帖”，朱光潜在《文学与语文（上）：内容、形式与表现》中写道。这并非仅指用词准确，更意味着思想本身的清晰与真诚。他进一步强调：“思想必须与语文同一，人格必须与风格同一。”换言之，一个人的语言面貌，直接映射其思维品质与人格境界。文风的浮夸，可能源于思想的空洞；表达的晦涩，或许反映了思维的混乱。因此，语文教育的目标，远不止于教会学生遣词造句，本质是思维训练和人格修炼。

这一思想，与他的挚友夏丏尊的“语感论”遥相呼应。夏丏尊强调对语言文字的敏锐感受，朱光潜则深入语言与存在的关系内核。他认为，文学是“最高的人性表现”，是人生的映照。“志趣旷达则情感纯厚，情感纯厚则人格高雅”，这一切都需通过精准、妥帖、富有美感的语言文字来呈现，才能真正做到《易经》所说的“修辞立其诚”。

在教学方法上，朱光潜极具实践智慧。他极度重视“读”，尤其推崇朗读，认为声音能直抵心灵，是培养“语感”的最佳途径。他主张中学生应精读《孟子》，如《鱼我所欲也》章，不仅学习其“舍生取义”的思想，更要体味其语言的逻辑力量与雄辩气势：“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种斩钉截铁的句式与排比递进的结构，展现了汉语的凝练与思辨深度。

对于阅读，他提倡“精读”优于“泛览”：“与其读十部无关轻重的书，不如以读十部书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一部真正值得读的书。”他强调“学文艺如学画，须先临摹前人范作”，通过深度模仿经典，领会语言艺术的精髓。朱永春回忆，祖父对当时大学里流行的教科书很不满意，“他主张读原著”，认为二手材料往往失真或流于浅薄。

在写作上，朱光潜提出了“有话必说，无话不说，说须心口如一，不能说谎”的真诚原则。他将写作境界分为“疵境、稳境、静境、化境”四层，这既是技艺的进阶，更是人格修为的升华。他认为写作材料不外乎“情、理、事、态”四大范畴，教导学生从这四方面观察生活、积累素材，并通过记日记、勤思考等方式持续练习。

风暴中的沉思与晚年的摆渡

新中国成立后，朱光潜的学术生涯进入了复杂而深邃的新阶段。上世纪50年代，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美学大讨论”。在这场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划界的思想交锋中，朱光潜作为旧时代来的“资产阶级美学家”，自然成为重点讨论甚至批判的对象。

朱光潜并未沉默，他以惊人的坦诚与学术勇气，深入参与了这场讨论。这场辩论对他而言，并非只是压力，也是一次思想的淬炼与升华。朱光潜后来也指出，脱离具体文艺实践的空洞哲学争论价值有限，这一看法逐渐得到学界认同。

这场思想风暴的结晶，便是出版于1963年的《西方美学史》。这部巨著是中国第一部系统阐述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的著作，体大思精，资料翔实，立论公允，至今仍被公认为该领域的权威之作。有学者曾盛赞其成就，甚至将其与西方权威的美学史家鲍桑葵相比，认为在清晰性与可读性上更胜一筹。朱光潜以他融通中西的学识，成功构建了一个中国人理解西方美学的经典框架。

进入风暴逐渐平息的晚年，朱光潜仍未停止思索。进入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后，他将绝大部分精力投入了西方美学经典的翻译事业。黑格尔的《美学》、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莱辛的《拉奥孔》、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以及他晚年倾尽心血、在病榻上仍在校对的维柯《新科学》……这些卷帙浩繁的译著，构成了中国学术界理解西方美学思想的基石。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翻译维柯的《新科学》。这项工作始自1980年，朱光潜时年83岁，但伏笔埋在上世纪20年代。他在欧洲学习美学的入门老师克罗齐，就是维柯的学生，克罗齐曾说，美学的真正奠基人就是维柯。他用两年完成维柯代表著作《新科学》后，又着手翻译《维柯自传》，并撰写了一些维柯评介文章。朱光潜注重维柯，是因为维柯和马克思的历史观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维柯历史哲学最核心的命题、也是最重要的贡献，在 于强调了人类历史是由自己创造的，这也为朱光潜最终的美学观——作为历史哲学的人道主义美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力支持。

为何在耄耋之年选择如此艰辛的“摆渡”工作？朱永春透露了部分缘由：“他可能认为这些更重要。他那时候觉得好像时间不多了，他要把这些西方经典都翻译过来。”当时高层领导人也曾鼓励他从事翻译，认为如此艰巨的文化工程，非他这样的大家难以胜任。朱光潜自己则有一种文化的紧迫感，他意识到这些思想资源对于未来中国学术建设不可或缺。

他的翻译并非简单的语言转换。每一部重要译著，他都附有详尽的评注、前言或后记，其中蕴含着他数十年研究的心得与批判性思考。朱永春说：“他很多观点都放在注解中间了，后来很多人引用他注解中的某些观点。”这些脚注本身，就是一部部微型的学术专著，朱光潜谦逊地将真知灼见附于大师文字的旁侧。

1986年3月6日，朱光潜先生病逝于北京，享年89岁。在他最后的书桌上，依然摆着未完成的译稿与密密麻麻的笔记。消息传来时，孙子朱永春竟是从报纸上才得知祖父去世的讯息。追悼会上，学界同仁与受其文字滋养的读者，默默送别这位将一生献给美与思想的摆渡人。

1973年，朱光潜与孙辈们的合影

美育：指向生命完整的语文

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朱光潜的语文教育思想，其核心愈发清晰：语文教育的终极目的，是“怡情养性”，是培养“纯正的趣味”与“健全的人格”，是导向生命的完整与丰盈。

他始终坚信，“没有其他东西比文艺能给我们更深广的人生观照和了解，所以没有其他东西比文艺能帮助我们建设更完善的道德的基础。”语文，尤其是文学，在这里被提升到人生的高度。它不仅是学习其他知识的工具，其本身就是人性得以展开、精神得以成长的土壤。

在语文教学时常陷入技术化训练的今天，朱光潜的警示依然有效。当写作沦为套路的演练，阅读变成信息的提取，语言失去了与鲜活生命体验的联结，语文便失去了它的灵魂。朱光潜当年所倡导的真诚写作，深度阅读，以及对语言本身精确妥帖之美的追求，恰恰是纠正当下语文教育弊病的一剂良方。

朱永春后来成为一名建筑学者、福州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从建筑美学的教学视角回顾祖父的思想，他认为其超越时代的价值在于抓住了教育的本质：“他解决了最根本的几个教育问题：第一，教育对象是谁？是大众，教育是促进社会公平进步的手段。第二，教育目的是什么？不仅是传授知识，而是要塑造完整的人，包括审美、情感、人格。第三，教育方式是什么？要知行合一，通过实践运用知识。”

从白马湖畔那个带着学生领略文学之美的青年教师，到未名湖畔那个将毕生智慧注入译著与著述的美学学者，朱光潜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何为“以美育人”。他像一位虔诚的摆渡人，一端连接着西方深邃的思想源泉，一端连接着中国学子渴求成长的期望；一端是严谨的学术体系，一端是鲜活的人生实践。

燕南园的书房已空，但白马湖的风，依然在吹。朱光潜留下的，不仅是一个美学体系，也是一条通过语文教育抵达生命丰盈的永恒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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