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我在中俄边境，用一车暖水瓶，从一个将军手里换了四辆坦克。

我叫杨建国。

1993年，我站在满洲里的寒风里，感觉自己跟路边那条快冻僵的狗没什么两样。

风跟刀子似的，一刀一刀往你骨头缝里捅。

我身后，是两万个“英雄”牌暖水瓶。红色的，上面印着一朵巨大的牡丹花，俗气，但是个念想。

这是我全部的家当。

从国营保温瓶厂下岗的时候，厂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建国啊，你脑子活，出去闯闯，肯定比在厂里有出息。

我信了。

我揣着全部的积蓄，又跟亲戚朋友借了一圈，凑够了钱，从厂里以“内部价”拉了这一整车的暖水瓶。

当时的口号是，去俄罗斯“倒爷”的天堂，把暖水瓶卖给需要温暖的俄罗斯人民。

天堂？

我呸。

等我吭哧吭哧把车皮搞到满洲里，才发现，这里是“倒爷”的地狱。

所有你能想到的，衣服、罐头、方便面、暖水瓶，堆得跟山一样。

我这车“英雄”牌，淹没在“长城”牌、“友谊”牌、“飞天”牌的海洋里，连个浪花都翻不起来。

俄罗斯人倒是需要温暖，但他们更需要伏特加和面包。

一个暖水瓶，他们最多给你一百卢布。

当时一百卢布能干嘛？买两个黑面包，或者半瓶劣质伏特加。

我这两万个暖水瓶，就算全卖了，刨去运费、打点的费用，我得赔得底裤都不剩。

我在小旅馆里住了半个月，烟一根接一根地抽，嘴里全是燎泡，嗓子眼儿里往外冒火。

每天晚上，我都梦见我老婆那张脸，她说，杨建国，你要是敢把钱折腾没了，咱俩就离婚。

我不能就这么回去。

回去就是个死。

那天晚上，我把最后一瓶二锅头喝完，决定出去碰碰运气。

外面的夜市，与其说是夜市，不如说是一个巨大的、流动的销赃市场。

各种口音的中国话，夹杂着半生不熟的俄语，混着烤串的孜然味和廉价香水的味道，在零下二十度的空气里搅成一团。

我漫无目的地走着，听着那些真假难辨的财富神话。

“……一车皮的袜子，换回来一架米格-25的发动机，转手卖给南边来的老板，这个数！”一个穿着貂皮大衣的胖子，比划了一个“八”。

吹牛逼。

我心里骂了一句，继续往前走。

“……你那算啥，我哥们儿，跟红星农场那边搭上线了，人家现在缺啥？啥都缺！前两天用几箱方便面，换回来一个柴油发电机……”

我的脚步停住了。

我挤进人群，凑到一个正在唾沫横飞的瘦子跟前。

“哥们儿，打听一下，你说的那个红星农场，是哪个？”

瘦子斜眼看我，满脸的精明和不屑。

“怎么着？你也想去发财？”

我赶紧递上一根“大前门”，帮他点上火。

“发财不敢想，就是想找条活路。我手里砸了一车暖水瓶，哥们儿给出个主意？”

瘦子深吸了一口烟，吐出的烟雾在冷空气里凝成一团白。

“暖水瓶？”他嗤笑一声，“那玩意儿现在狗都不要。”

我的心沉了下去。

“不过……”他又拖长了调子，“你要是胆子够大，路子够野，也不是没机会。”

我的眼睛亮了。

“什么路子？”

“越过边境线，往西一百多公里，有个军事基地，番号27号。那地方，以前是个坦克师的驻地。”

坦克师？

我脑子有点懵。

“苏联垮了，那地方现在就是个空壳子。当兵的几个月没发过饷，耗子都快饿死了。别说暖水瓶，你就是给他们一袋盐，他们都能给你磕个头。”

“只要你敢给，他们就敢卖。从军靴到子弹，你要是价钱给到位了，将军的老婆他都敢卖给你。”

瘦子这话说得像个段子，但我的心脏却砰砰地跳了起来。

一个疯狂的念头，像一颗野草，在我心里疯长。

我问瘦子，“那……坦克呢？”

瘦子被烟呛了一下，咳了半天，用看疯子的眼神看着我。

“兄弟，你魔怔了吧？那玩意儿是废铁？拉回来能干嘛？当花盆？”

我没说话，脑子里却在飞速地转。

谁说我要拉回来当废铁？

南边那些新开的游乐园，军事主题公园，正愁没东西撑场面呢。

那是个连航空母舰都敢买回来放码头当景点的年代。

一辆真坦克，哪怕就是个空壳子，摆在那里，那是什么样的噱头？

我越想越激动，手心全是汗。

“哥们儿，帮我牵个线。事儿要是成了，我给你这个数。”我伸出两根手指。

“两千？”

“两万。”

瘦子盯着我的眼睛看了足足一分钟，想从我脸上看出一丝开玩笑的痕迹。

他失败了。

“你他妈是个疯子。”他最后说。

“疯子才能发财。”我说。

瘦子叫刘三，外号“刘麻子”，脸上真有麻子。

他是这条线上的地头蛇，专门给两边的人牵线搭桥，赚点中介费。

两万块钱的诱惑，足以让他把亲爹卖了，更何况是陪我这个疯子走一趟。

三天后，我坐上了刘麻子的嘎斯69吉普车。

车斗里，塞了二十个“英雄”牌暖水瓶，红得刺眼。

这是样品，也是敲门砖。

跨过边境线的那一刻，我心里没什么激动，只有一种不真实的荒谬感。

路是真正的搓板路，车子颠得我五脏六腑都快移位了。

窗外的景色单调得让人绝望。枯黄的草原，稀疏的白桦林，偶尔能看到废弃的农庄，木屋的窗户黑洞洞的，像死人的眼睛。

这就是那个曾经让整个世界颤抖的红色帝国？

我心里嘀咕着，把军大衣裹得更紧了。

开了大概四五个小时，一个巨大的、由铁丝网和水泥墙围起来的轮廓出现在地平线上。

27号基地。

门口的哨兵，穿着不合身的呢子大衣，背着AK-47，眼神和草原上的狼一样，空洞又饥饿。

刘麻子熟练地跳下车，递上两瓶伏特加和几句我听不懂的俄语。

哨兵的脸上挤出一丝僵硬的笑容，挥挥手，路障被挪开了。

车子开进基地，我的心跳得更快了。

这里就像一个巨大的钢铁坟场。

一排排的军车停在空地上，轮胎干瘪，车身上落满了灰尘，有些甚至长出了锈。

营房的玻璃大多都碎了，用木板钉着。

偶尔有几个士兵从营房里晃出来，看到我们的车，眼神里没有戒备，只有一种麻木的好奇。

他们看起来比门口的哨兵更瘦，更饿。

刘麻子带我进了一栋看起来还算完整的三层小楼。

“将军的办公室就在里面。记住，少说话，看我眼色行事。”

我点点头，拎了两个暖水瓶，跟在他身后。

走廊里一股机油混合着劣质烟草和汗酸的味道。

一个胖得像熊一样的上尉拦住了我们。

刘麻子又是一通熟练的操作，塞钱，递烟，陪着笑脸。

胖上尉掂了掂手里的美金，又看了看我手里的暖水瓶，眼神里闪过一丝贪婪。

他叽里咕噜说了一通，刘麻子翻译给我听。

“他说，将军只见你十分钟。”

“够了。”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一股浓烈的酒精味扑面而来。

一个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的男人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

他的军装还算挺括，但眼神里的疲惫和颓丧，是军装掩盖不住的。

这就是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波波夫将军。

他甚至没抬头看我们，只是盯着桌上的一个玻璃杯，里面是半杯琥珀色的液体。

刘麻子把我们带来的暖水瓶放到桌上，陪着笑说了一长串。

将军终于抬起眼皮，扫了一眼那两个俗气的红色暖水瓶。

他的眼神，就像在看两块垃圾。

“他说，”刘麻子小声翻译，“中国人，你们又带来了什么破烂？”

我的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我来这里不是当孙子的。

我拨开刘麻子，自己走到桌前，拿起一个暖水瓶，拧开盖子。

然后，在将军和刘麻子错愕的眼神中，我从军大衣里掏出一个用棉袄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号暖水壶，里面是我早上在旅馆灌的开水。

我把滚烫的开水倒进暖水瓶里，盖上盖子。

办公室里只有水流的哗哗声。

我做完这一切，看着将军，一字一句地对刘麻子说。

“你告诉他，这不是破烂。这是温暖，是尊严。”

“你问他，他的士兵，有多久没喝过一口热水了？他的妻子，在冰天雪地里排队领面包的时候，是不是也希望能有一杯热水暖暖手？”

“你再告诉他，我带来的东西，能让他的部下，在零下三十度的冬天里，也能喝上一口热茶。能让他的军官，在回家的时候，给妻子带去一个比任何勋章都更实在的礼物。”

刘麻子脸都白了，他没想到我敢这么跟将军说话。

他结结巴巴地把我的话翻译过去。

将军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表情。

不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颓丧，而是一种复杂的，被刺痛了自尊的神情。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他拿起桌上的暖水瓶，手指在光滑的瓶身上摩挲着。

“他说，”刘麻子的声音有点抖，“他说，你想要什么？”

我笑了。

“告诉他，我全车两万个暖水瓶，换他四辆坦克。”

刘麻子直接瘫在了地上。

将军愣住了，然后，他爆发出一阵大笑。

笑得前仰后合，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仿佛听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

“他说，你是个疯子。”刘麻子面如死灰。

“你告诉他，一个暖水瓶，在这里，或许只值两个面包。但在中国南方，一个富裕的家庭，愿意花一百美金买一个。而我，有两万个。”

“你再告诉他，他的坦克，在他这里，就是一堆生锈的废铁，是需要他向上级报告的麻烦。但到了我的手里，它就是黄金。”

“我们不是在做生意，将军同志。我们是在各取所需，是在为彼此解决麻烦。”

我的声音不大，但在空旷的办公室里，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将军的笑声渐渐停了。

他又恢复了那种面无表情的样子，只是眼神里，多了一丝算计。

“他让你明天再来。”

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我后背的衣服已经湿透了。

不是热的，是冷的。

“你他妈是想死吗！”一坐上车，刘麻子就对我咆哮起来，“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波波夫！在这儿，他就是沙皇！他一枪崩了你，就跟捏死个蚂蚁一样！”

我没理他，从兜里掏出烟，点上，深吸了一口。

烟雾呛得我眼泪都快出来了。

“他会同意的。”我说。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因为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跟我一样的东西。”

“什么？”

“穷途末路。”

接下来的三天，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三天。

我们每天都去将军的办公室，但什么都不谈。

就是喝酒。

伏特加，一杯接一杯地往下灌。

将军一句话不说，就是看着我喝。

这是在考验我的胆量，也是在消磨我的意志。

我知道，谁先开口谈条件，谁就输了。

我不能输。

我带来的钱，大部分都折在满洲里了，剩下的，在刘麻子和那些关卡的孝敬下，也所剩无几。

我每天就靠黑面包和红菜汤吊着命。

到了第三天晚上，我的胃里像有把刀在绞。

我们又坐在将军的办公室里，桌上摆着伏特加，还有几片酸黄瓜。

将军的脸色看起来比我还差，眼窝深陷，胡子拉碴。

“中国人，”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说的是俄语，“你的胃还好吗？”

刘麻子赶紧翻译。

我笑了笑，“托您的福，还没穿孔。”

将军也咧了咧嘴，露出一口被烟草熏黄的牙。

“我的仓库里，有十二辆T-62坦克。它们参加过阿富汗战争，履带上沾过帝国的尘土。”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但它们现在只是废铁。我需要向上级申请，把它们报废，然后当成废钢卖掉。手续很麻烦，而且卖掉的钱，也进不了我的口袋。”

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你的暖水瓶，确实很漂亮。我的妻子一定会喜欢。”

“但是，一车暖水瓶，就想换走四辆坦克……你在侮辱一位苏联将军的智商。”

来了，正题终于来了。

“将军同志，”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平稳，“我不是在侮辱您。我是在提供一个双赢的方案。”

“一车暖水瓶，两万个。我把它们全部运到你的基地。你可以把它们分给你的士兵，当成军饷。一个士兵，哪怕只分到两个，也足以让他对你感恩戴德。在这个冬天，没有什么比热水更重要。”

“你还可以拿出一部分，去黑市上换成伏特加、面包、黄油。我相信，会有很多人愿意交换。”

“你解决了部队的补给和士气问题，而我，帮你处理掉了四台让你头疼的‘废铁’。你不需要向上级打任何报告，这四台坦克，会从账面上彻底消失。”

我盯着他的眼睛。

“将军，你得到的，不仅仅是一车暖水瓶。你得到的是忠诚，是时间，是让你能在这个该死的位置上，坐得更稳一点的筹码。”

办公室里一片死寂。

只有墙上的挂钟，在滴答作响。

“我怎么相信你？”将军突然问，“我把坦克给了你，你去哪里找两万个暖水瓶给我？”

“不。”我摇摇头，“你误会了。是我先把两万个暖水瓶运到你的基地，你验收之后，再把坦克交给我。”

这一次，轮到将军愣住了。

他没想到，我会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他的人品上。

一个穷途末路的苏联将军的人品。

“你真是个疯子。”他喃喃自语。

“你只需要告诉我，成交，还是不成交。”

将军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会叫卫兵进来，把我就地枪决。

最后，他缓缓地伸出手。

“成交。”

从基地出来，坐上车，我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刘麻子看着我，眼神像在看一个怪物。

“你……你真的把身家性命都赌上去了？”

“不然呢？”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白桦林，“不赌，就是个死。赌一把，还有一线生机。”

回到满洲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那两万个暖水瓶。

它们还静静地躺在仓库里，像一群被遗忘的红色士兵。

接下来，是整个计划中最困难的一步：运输。

把一整车的暖水瓶，悄无声息地运进俄罗斯境内，送到一百多公里外的军事基地。

这比把坦克运出来还要难。

因为坦克是“废铁”，有文件。而我的暖水瓶，是走私。

刘麻子发挥了他地头蛇的全部能量。

他找来一辆巨大的、带篷布的“乌拉尔”卡车，又通过他的关系，买通了边境检查站的一个小头目。

光是打点费，就花光了我身上最后的一点美金。

出发那天，天还没亮。

我亲自押车，坐在副驾驶上，怀里揣着一把防身的弹簧刀。

车子在黑夜里，像一个巨大的幽灵，悄悄滑向边境。

过关卡的时候，我的心脏都快从嘴里跳出来了。

那个被买通的小头目，装模作样地检查了一番，然后挥了挥手。

卡车驶入俄罗斯境内，我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接下来的路，更加难走。

雪开始下了，路面结冰，车子好几次都差点滑进路边的沟里。

司机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毛子，满嘴酒气，但把着方向盘的手，稳得像焊在上面一样。

我们整整开了一天一夜。

当我再次看到27号基地的铁丝网时，我几乎虚脱了。

将军已经在等我了。

他没有多余的废话，只是挥了挥手，一群士兵就冲了上来。

他们打开车厢的篷布，看到那满车的、红得发亮的暖水瓶时，所有人都发出了惊叹的呼声。

那不是贪婪，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将军亲自拿起一个，在手里看了又看，然后递给了他身后的副官。

“卸货。”他下令。

士兵们像一群快乐的蚂蚁，开始往下搬运暖水瓶。

他们小心翼翼，仿佛手里捧着的不是一个几块钱的暖水瓶，而是一件稀世珍宝。

我看着这一切，心里五味杂陈。

一个小时后，两万个暖水瓶，整整齐齐地码放在基地的空地上，像一片红色的海洋。

将军走到我面前。

“杨，”他第一次叫我的姓，“你的货，我收到了。”

“我的坦克呢？”我问。

他指了指不远处，四个被巨大篷布盖住的庞然大物。

“它们是你的了。”

他递给我一叠油腻腻的文件，上面盖着各种红色的印章。

“这是它们的退役证明和废铁处理文件。记住，天亮之前，把它们弄出我的基地。天亮之后，它们是废铁还是导弹，都与我无关。”

我点点头。

“合作愉快，将军同志。”

“合作愉快，疯子先生。”

将军转身走了，没有再回头。

现在，轮到我面对最大的难题了。

四个庞然大物，总重超过一百四十吨的“废铁”。

我该怎么把它们弄回中国？

刘麻子看着那四个大家伙，脸比雪还白。

“建国，我们……我们怎么搞定这玩意儿？”

“凉拌。”

我当然不是真的要凉拌。

来之前，我就已经想好了。

我让刘麻子通过关系，在附近找了四个最大的平板拖车，和两个技术最好的吊车司机。

当然，还有一支由退伍兵组成的“拆卸队”。

我付给他们的报酬，是现金，还有暖水瓶。

在那个年代的俄罗斯，一个“英雄”牌暖水瓶，比卢布好用得多。

天黑之后，拆卸工作正式开始。

基地里，德米特里将军“体贴”地熄灭了大部分的探照灯，只留下几盏昏暗的照明灯。

这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完美的掩护。

那帮退伍兵的技术确实不是盖的。

他们用氧气切割机和巨大的扳手，熟练地把坦克上最敏感、也最重的东西——炮塔和炮管，给拆了下来。

火花四溅，金属的呻吟声在寒冷的夜里传出很远。

我紧张地盯着，生怕出一点差错。

拆下来的炮塔和车身，被巨大的吊车稳稳地吊上平板拖车。

然后用厚厚的帆布盖住，伪装成普通的机械设备。

整个过程，像一场紧张而有序的外科手术。

一直忙到凌晨四点，四辆坦克终于被大卸八块，妥善地安置在了四辆拖车上。

我付清了所有人的报酬。

那些俄罗斯大汉，拿着美金和暖水瓶，高兴得像孩子，一个个上来拥抱我，把我的骨头都快勒断了。

“出发。”

我下令。

四辆拖车，加上刘麻子的吉普车，组成了一个奇怪的车队，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驶出了27号基地。

回去的路，比来时更加凶险。

拖车载重巨大，速度很慢，像蜗牛一样在结冰的路上爬行。

每过一个镇子，都会有当地的警察或者不知道什么部门的人来盘查。

这时候，就轮到刘麻子和我准备好的“礼物”上场了。

伏特加，香烟，美金，还有暖水瓶。

是的，暖水瓶。

我发现，一个红色的、印着牡丹花的暖水瓶，有时候比一百美金还好用。

它能让那些面无表情的俄罗斯警察，脸上露出真诚的笑容。

我们就这样，一路“送礼”，一路前行。

在离边境线还有二十公里的地方，我们遇到了最大的麻烦。

一辆拖车的发动机，熄火了。

在零下三十度的野外，发动机熄火，基本就等于判了死刑。

司机急得满头大汗，无论如何也发动不起来。

天，就快亮了。

一旦天亮，我们这个奇怪的车队，就会彻底暴露。

“怎么办？怎么办？”刘麻子急得团团转。

我死死地盯着那辆抛锚的拖车，脑子飞速地转着。

放弃？

不可能。

这上面是我的全部身家，是我的命。

“把另外三辆车上的帆布，全部解开。”我突然说。

“什么？”刘麻子以为我疯了。

“解开！”我吼道，“把坦克露出来！”

刘麻子虽然不解，但还是照做了。

当帆布被揭开，三座黑洞洞的炮塔，在晨曦的微光中，露出了它们狰狞的面目。

我让另外三辆拖车，排成一个品字形，把抛锚的那辆车，护在中间。

然后，我让刘麻子把车上所有的AK-47（当然也是从基地“买”的）都拿出来，分给我们的司机。

虽然里面一发子弹都没有。

“建国，你这是要干什么？要跟俄罗斯军队火拼吗？”刘麻za快哭了。

“不，”我摇摇头，点上一根烟，“我们这是在演戏。”

“演戏？”

“对。从现在开始，我们不是走私犯，我们是一支神秘的、正在执行秘密任务的‘中国军事代表团’。”

我把最大的一面五星红旗，插在了我的吉普车头上。

然后，我让所有的司机，都穿上我从国内带来的、崭新的87式军装。

虽然尺码不一定合身，但看起来，人模狗样。

我自己也换上了一身，还戴上了一副平光眼镜，手里拿着一份印着俄文的文件，那其实是我们厂的暖水瓶说明书。

“记住，”我对所有人说，“从现在开始，任何人问，都不要说话。板起脸，拿出我们是来接收‘苏维埃遗产’的架势。”

就这么等了大概一个小时。

一辆俄方的军用巡逻车，出现在了路的尽头。

它在我们面前停下。

车上下来一个中尉，和两个士兵。

他们看到了我们的阵仗，特别是那三座炮塔，明显愣住了。

中尉犹豫地向我们走来，脸上的表情充满了警惕和疑惑。

我推开车门，走了下去。

我没有笑，也没有说话，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刘麻子跟在我身后，吓得腿肚子直哆嗦。

中尉走到我面前，敬了个军礼，叽里咕噜说了一通。

我一个字都听不懂，但我没有让刘麻子翻译。

我只是从口袋里，慢条斯理地掏出那份“文件”，在他面前晃了一下，然后用中文，沉声说道：

“军事机密，无权奉告。”

然后，我指了指那辆抛órán的拖车，又指了指东方的天空，皱起了眉头，露出了极为不耐烦的神情。

我的演技，绝对是奥斯卡级别的。

那个中尉被我这通操作彻底搞蒙了。

他看看我，又看看我身后那三座黑洞洞的炮塔，再看看我们这一群穿着崭新军装、面无表情的“中国军人”。

他犹豫了。

他不敢赌。

他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来头。万一真是哪个部门的大人物在执行秘密任务，他一个小小的边防中尉，担不起这个责任。

最后，他竟然向我敬了个礼，然后指挥他的两个士兵，帮我们把抛锚的拖车，拖到了路边的一个维修站。

危机，就这么解除了。

当我们的车队，终于出现在满洲里口岸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

中国的边防武警，看到我们这个浩浩荡荡的“装甲车队”，也惊呆了。

所有人，如临大敌。

我让车队停下，独自一人，拿着德米特里将军给我的那叠文件，向口岸走去。

“同志！请待在原地不要动！”一个年轻的武警军官用扩音器对我喊道。

我没有停下，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他面前。

“同志，你好。”我对他笑了笑，“别紧张，我们是回来报效祖国的。”

我把那叠“废铁处理文件”递给他。

“这是我们公司，从俄罗斯合法购买的一批‘特种钢材’，准备运回国内，支援国家建设。”

年轻的军官看着文件，又看看我身后那几辆半遮半掩的坦克，脸上的表情，比那个俄罗斯中尉还要精彩。

他显然不相信我的鬼话。

但他同样不敢做主。

这件事，惊动了口岸的最高领导。

我被请进了一间办公室。

一个小时后，一个穿着便服，看起来很精干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他自我介绍说，他姓王，是安全部门的。

“杨建国同志，”他开门见山，“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那四台‘特种钢材’，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在他面前，任何谎言都没有用。

我决定实话实说。

当然，是“有选择”的实话实说。

我把我在俄罗斯的经历，添油加醋地讲了一遍。

我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为了给国家“创汇”，为了把流失在国外的“国有资产”拿回来，不惜深入虎穴，与狡猾的俄罗斯将军斗智斗勇的孤胆英雄。

当然，我没提暖水瓶的事。

我说，我是用一整车“高科技电子产品”，才换回了这些即将被当成废铁卖掉的国之重器。

王科长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我。

等我说完，他沉默了很久。

“你的意思是，你用一车……嗯，电子产品，就换回来了四辆T-62主战坦克？”

“是退役的，而且拆除了武器系统。”我赶紧补充。

“但它们依然是坦克。”

“是，但手续是合法的。它们是以废旧钢铁的名义报关的。”

王科长又沉默了。

他拿起那叠文件，翻来覆去地看。

最后，他站起身，走到我面前，伸出手。

“杨建国同志，我代表国家，感谢你。”

我的心，终于放回了肚子里。

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

我的四辆“废铁”，被允许入境。

当然，不是由我拉走的。

它们被军方的专业拖车，直接拉进了一个神秘的军营。

王科长告诉我，国家需要对这些“特种钢材”进行研究。

作为补偿，国家会按照国际废旧钢铁的价格，给我一笔“收购款”。

价格，比我预想的，要高得多。

不仅如此，我还得到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爱国商人，为国争光”。

我拿着那笔巨款，和那面锦旗，回到了我的家乡。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欠亲戚朋友的钱，连本带利，全部还清。

然后，我给我老婆买了一件她做梦都想拥有的貂皮大衣。

她抱着我，哭得稀里哗啦。

她说，杨建国，我就知道你不是一般人。

我成了我们那个小城里的传奇人物。

所有人都知道，下岗工人杨建国，去了一趟俄罗斯，发了大财，还给国家弄回来了好东西。

至于到底是什么好东西，没人知道。

版本有很多，有的说我弄回来了飞机，有的说我弄回来了潜艇。

最离谱的版本，说我把克里姆林宫的红星给摘回来了。

我从不解释。

我只是笑笑，深藏功与名。

后来，我用那笔钱，开了一家贸易公司。

我不再倒腾暖水瓶了，我开始做正经的，大宗的进出口贸易。

生意越做越大。

几年后，我成了我们省都有名的企业家。

我偶尔还会想起1993年的那个冬天。

想起满洲里刺骨的寒风，想起27号基地那个巨大的钢铁坟场，想起德米特里将军那张颓丧而又精明的脸。

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我不知道，他和他的士兵，靠着我那两万个暖水瓶，撑了多久。

我也不知道，那四辆T-62坦克，最后被研究出了什么名堂。

我只知道，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也是一个狗熊遍地的年代。

一个可以用一车暖水瓶换回四辆坦克的年代。

一个充满了荒谬、危险，也充满了无限机遇的年代。

我只是一个被时代洪流，偶然推上风口浪尖的小人物。

我抓住了那个机会。

仅此而已。

去年，我儿子从国外留学回来，他对我做的事业不感兴趣，整天鼓捣他的那些互联网、元宇宙。

有一天，他拿了一张打印出来的照片给我看。

“爸，你看，这是国外一个军事爱好者论坛上发的帖子。说90年代，中国边境，有人用日用品换了俄军的坦克，你说这事儿真的假的？太魔幻了吧？”

照片有些模糊，是黑白的。

背景，是一个破败的军事基地。

一辆巨大的“乌拉尔”卡车旁，一群穿着旧军装的俄罗斯士兵，正围着一堆红色的东西，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

在人群的角落里，一个瘦高的中国男人，穿着一件不合身的军大衣，正背对着镜头，点燃一根香烟。

烟雾缭绕，看不清他的脸。

我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假的吧。”

我对儿子说。

“这世界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