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活生生的人，当成冰冷的数字

今天特别累，躺了两个小时，10点才感觉恢复点了，本想按随笔规格简单写写，最终还是4千多字了，挺好，又是没偷懒的一天。

小镇承认，“能做到闭门造车，是一手调研的前提”，这个说法并不严禁。之所以这么说是希望以一种反常识刺激思考，小镇想表达的真实意思是：。

如果一个人连闭门造车搞一份像样调研报告的能力都不具备，那更不可能开展有效的一手调研。

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不必赘述。小镇在《》引用毛主席《反对本本主义》和总书记《调查研究就像“十月怀胎”》阐述调研的重要性。任何理性决策，都应该建立在扎实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而不能寄希望于所谓的“顿悟”。

但绝不能狭隘地将调查研究仅仅局限在前往某个地方、针对某个人群进行一手调研。这对调查者的能力要求极高，如果一个人不具备在现成信息基础上进行辨别、归纳、分析的能力，那就不可能靠一手调研得到什么有效的结论，大概率只会巩固内心既定的结论。

小镇做过一些一手调研，印象最深的有两次，主要是因为开展时间早，一次是就读本科期间，一次是刚参加工作。

之所以开展调查，是受毛主席的影响，想要以实践促进学习。毛主席第一次开展社会调查，是1916年拜访同学期间进行的，当时毛主席23岁，小镇进行这两次调查时的年龄分别是21岁和25岁，平均恰好23岁。

第一次调研：

发生在本科期间，当时组织了一个小团队去北京南站周边调研“上访村”，当时十几个人两两一组，在没有经过任何社会学专业指导，也未进行报备的情况下，直接进入村子，展开随机调研。

调研进行一个多小时后，被叫停了，检查了我们的学生证和身份证，确认学生身份后，让我们赶紧离开。有一位还说“你们还是学生，不了解社会的复杂，刚才这些人对你们说的话，你们不要轻易相信，尤其要注意自身安全”。

小镇当时还非常不满，觉得这些人太可怜了，非常想为他们做什么。但工作多年以后，有了一定的阅历，回过头来回顾当时收下的各种材料，觉得有很多蹊跷之处，再后来，小镇真正接触到群众工作，才明白当年，小镇这群天真的大学生，或许是真的被“骗了”。

后来，小镇又自学了一些社会学知识，才明白，当时小镇这群大学生的做法，极其错误，是好心办坏事。

社会调查是一件非常专业的事情，要特别注意伦理。比如在北美，一切与人有关的调查研究，都需要经过学术单位、伦理委员会的评议和审核，尤其针对社会弱势群体或边缘人群，不规范、不专业的调查，很可能造成被调查者的进一步心理创伤，这是违背基本学术道德的。

当然，小镇当时也不是想着搞什么学术。

第二次调研：

发生在刚参加工作前两年，当时小镇在乡镇，利用日常走访、工作的便利，参考毛主席《寻乌调查》，对该乡镇进行了细致梳理。

重点是商业经济体系和人口结构。期间恰逢村级选举，也进行了一些调研，获得了对基层选举的直观认知，比如贿选和宗族问题，小镇之后就坚定认为，普遍基层自治的基础尚不具备，必须加强党的组织，至于所谓“新乡贤”更是荒诞。

商业方面，基本完成了该镇所有经营主体的调研，包括采石场等对外人比较敏感的；还参考《寻乌调查》，重点对个体工商户情况进行了细致调查，包括门类、规模、经营者情况、商品种类等等，梳理了出现最多的重点商品。

人口方面，重点是关注性别、年龄等情况，观察人的特性与收入水平的关系。

这个调查挺繁琐的，对小镇工作没什么意义，只是为了完成上级安排的任务，利用部分调研数据写了一篇政策建议报告，被上级采纳了，其他就没啥了。

但对小镇理解乡镇很有帮助，尤其是亲手实践了一手调研，深切感知到调研的不易，并想办法解决调研面临的种种难题，这种方法论的实践，对日后的帮助太大了。

小镇也体会到了，为什么毛主席会在《寻乌调查》中说，损失了部分原始调研数据，是他感到最痛心的。

虽然小镇从小在乡镇长大，但学生时代看到的世界，跟工作以后看到的截然不同。所以，现在小镇看到一些社会问题，自然而然就想到当年调研时接触的形形色色的人，这种主观的感知，极为重要。

从这个意义上讲，脱贫攻坚的重要性仍然被低估了，更大的意义要在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后，才能充分显现。那就是对未来中坚党员干部群体的锻炼，不必回避，当代已经出现了城市与农村、劳动群体与脱产学生之间的割裂，才有了对“三门”干部的批判。

脱贫攻坚实现了人类历史上首次消灭绝对赤贫，同时也磨炼了一大批以百万计的年轻党员干部，超过1800人牺牲在脱贫攻坚第一线，这就是和平时代的“战争”，这批人经受过了“战争”的考验。

其中很多刚刚从学校走出来，哪怕这些参与农村脱贫攻坚工作的年轻人，多数只是做一些寻常的工作，也没取得多少成绩，甚至不乏抱怨和不理解。

但经过这几年的磨炼，亲眼看看中国这片土地最贫困的地区是什么样的，理解中国不仅仅只有城市，这对于脱产的学生重新回归社会极为重要。更亲身理解贫困地区的人是什么思维模式、他们的生活状态如何，亲眼见证了在党和全社会共同努力下，这些看似没有希望的人，重获新生，这是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样一批经过磨炼的青年党员干部，深知现实的复杂，亲眼见识到人性的淳朴善良与奸诈狡猾，就算一时不理解，但随着工作生活经验的累积，终究有一天会想明白，由此大大加强对人性的理解。

这批人在未来将成为基层、中层乃至高层领导干部，甚至有的能参与到顶层的决策。这几年融入真实世界的经历，可以确保我们的国家在未来几十年，不会跑偏。

不跑偏的关键，就是要发自内心的明白什么是异常。

这次美国“斩杀线”的讨论，就说明了这一问题。

一些移民美国的华人，对“斩杀线”的讨论很不理解，觉得流浪汉跟他们的生活无关，这些人之所以成为流浪汉，是因为吸毒、与亲朋割裂关系等等个人问题。这种想法就是被西方思维给污染了 ，已经搞不清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这两次调研之所以令小镇印象深刻，一是因为早期年轻时代，当时对社会认知很浅薄；二是出于自我主动筹划。

后来十几年，调研很多，但个人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空间就小了很多，多数是跟着安排走，虽然看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本质上还是“二次分析”，也就是不亲自收集数据信息，而是在他人收集整理的一次数据基础上，进行再分析。

但，正因为小镇搞过一手调研，才知道这事儿很不容易搞，也特别费时间，在没有扎实基础的情况下，也很难得到有意义的调查结果。对大多数人而言，最有价值、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调研方式，还是“二次分析”，而“二次分析”也是有效的一手调研的前提。

很多人脑子里的一手调研，无非就是去某个地方、找到当地的几个人、问一些自己想好的问题，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愿意接受询问的对象也不好找，很多人对外人存在警惕，仅仅获得被调查者的信任，就需要大量工作，更取决于调研人给人的感知。

小镇经过调研实践后，最感慨的不是毛主席的洞察力，而是他为什么这么容易就能获得被调查者的信任，就像《寻乌调查》，短短二十多天，怎么就能这么细致？

举个例子，想要对当前边缘人群进行调研，比如说“精神小妹”“精神小伙”，这一群体对认同非常在意，不是说一个人跑过去问几个问题，人家就搭理，调性得匹配才行；又比如“三和大神”，有两个比较有名的调查报告，一个是《三和往事》，另一个是《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都可以看到“三和大神”群体的复杂。

如《岂不怀归》以人力市场为切入口进行观察，涉及的调查对象不仅仅是“三和大神”本身，还包括人力经理、NGO组织、政府部门等等群体，因为“三和大神”这一群体能够出现，必然与复杂的社会环境有关，如果只调查“三和大神”本身，这顶多只能作为自媒体赚取流量罢了。

小镇个人认为《岂不怀归》的作者大概率没有进行多少一线调查，他写这个报告，主要还是“二次分析”，所以也只能用白描的形式，缺乏系统综合性，感觉就像手头有什么就写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想了解“三和大神”现象，更推荐《三和往事》。

又比如调查农村供暖问题，这也非常复杂，比如到底调查哪个村子？自己的调查是这个村子的特殊情况，还是一大片地区的普遍情况？又该如何提问、如何交流、如何把村民的话进行总结提炼？

以小镇当年开展农村调查的经验，一定要把自己的问题转化为被调查者能够理解的话。比如现在网络上对取暖问题关注的是补贴、费用问题，但如果跑到农村问老人现在每月天然气补贴是多少、一个月费用是多少，大概率老人是听不明白的，更回答不上来。

比如，现在很多农村老人，在不得不使用天然气的时候，会很小心地把天然气阀门打开一点点，觉得开的阀门小了，用的气就少了，往往看不懂天然气计量仪表；至于天然气补贴、阶梯气价等等，基本不可能通过一手调研直接获得一个答案。

小镇没有去任何一个村子直接进行调研，但小镇能够想得到，前去调研，能够获得的直观数据，是一个村子有多少老人白天在外面晒太阳、有多少人家里能够看到堆着的木柴，有多少煤炭需要获得信任之后才能问出来；至于煤改气之后的费用，就需要问相对年轻一点的中年人或者村干部，但如《小镇喧嚣》作者所说，与村干部等群体进行交流，对方往往以下级迎接上级检查的心态，很难获得全面信息。

又比如美国“斩杀线”问题，有一些人表示美国哪有这样，想要去美国做调研，或者批评说“斩杀线”的人没有去调研。

但真跑过去调研，就能搞清楚这个问题吗？

很难，正如对“三和大神”现象的调研，绝不能仅仅停留在针对“三和大神”群体，还要对产生这一现象的复杂社会环境相关各方开展调研。那么要想调研美国“斩杀线”问题，绝不能仅仅调研流浪汉本身，还要去调研美国联邦政府、地方政府、福利部门、NGO组织、雇主等等群体，还要设置对照组，调研美国其他相关的群体状态。

实际上，仅仅对流浪汉群体进行有效调研，就非常难了，一般花几个月甚至一两年时间都很正常。

如人民大学潘绥铭教授，有“中国性学第一人”之称，他发表的《存在与荒谬》，建立在从1998到2010年，对中国23个“红灯区”、1132位“小姐”、239位“妈咪”或老板以及212名嫖客的调研基础上，想要获得其中任何一个人的信任，得到相对真实的一手调研，都很难。

总结一下：

小镇一直建议多进行调查研究，一个人一生中的重大决策，最好建立在调研基础上，而非拍脑袋的感性判断，比如就业、购房、谈婚论嫁等等。

但调查研究并非一定要去实地一手调研，在现代社会，一手调研的效率和可信度反而不高。

小镇个人认为，当前时代，对普通人而言，开展一手调研，重点是建立一种主观感性的认知，并对调研的方法论进行实践学习；要想获得更真实的认知，从而有利于个人决策，关键还是“二次分析”，连“二次分析”都做不好，就别妄想一手调研了。

就算是一手调研，也有了新的工具。比如短视频等社交平台，只要善于利用这些工具，可以非常简单地看到任何一个群体相对真实的状态和态度，不需要先建立线下信任关系，只要样本量足够大，对现实的认知已经足够了，反而是线下的调研，更容易有假。

就如前面提到的，经受过脱贫攻坚锻炼的青年党员干部，他们只要人待在农村，亲眼看到、见证，就已经够了，心中留下对复杂中国、底层生活的主观感知，那么在他未来的一生中，当需要做出某种决策的时候，当看到一个个数字时，他就不会仅仅认为是数字，脑海中会闪现过一个个生动真实的人。

所以，当前一些部门，仍然延续要求干部借助春节假期开展一次调研，并非指望通过几天时间的调研就能得到多少有效信息，关键在于要求干部们保持对现实的主观感受，不要把活生生的人，当成冰冷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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