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与歧途：拜读桑本谦教授大作有感

近日，读到一篇桑本谦教授的文摘（《》），印象深刻。桑教授的文字一如既往地精彩，特别是他将法言法语比作"翅膀"与"笼子"的隐喻，精准地刺中了当代法学教育的病灶——那些沉浸在概念丛林中的年轻头脑，确实需要一次猛烈的认知震荡来唤醒。他提出的"多语言翻译"方案，即用经济学、系统科学等外部视角对法律问题进行"转码"，看起来也确实为僵化的法教义学开辟了一条逃逸之路。

然而，桑教授这一看似革命性的理论突围，似乎亦暗藏着更值得警惕的智识陷阱。当它用一套抽象模型解构法言法语的封闭性时，可能恰恰在不知不觉间建造了另一个更精致、更隐蔽的笼子。

桑教授的核心论证建立在"语言即操作系统"这一现代隐喻之上。他正确地指出，法言法语将复杂的价值判断压缩为可调用的话语模块，这种压缩在提升思维效率的同时，也制造了认知盲区。但问题在于，他对外部语言的"去蔽"功能过于乐观，却对法言法语本身的"反身性"似乎严重低估。当他将"罪刑法定"翻译为"事前激励设计"时，看似获得了新的分析维度，却可能丢失了刑法教义学中最为核心的道德重量。法言法语中的"自由保障""人权尊重"并非无法被转译，而是这种转译本身就在降低这些价值的不可通约性。经济学语言将一切消解为成本收益，系统科学将一切归约为鲁棒性，这种"翻译暴力"何尝不是另一种认知暴政？

笔者更根本的困惑还在于，桑教授似乎预设了一个中立的外部观察者立场，仿佛只要掌握了多种语言，法律人就能自由切换、游刃有余。在我看来，这种预设似乎忽视了语言与权力的共生关系。法言法语的"笼子"之所以坚固，并非因为它天生如此，而是因为它与司法权力、学术建制、职业利益紧密缠绕。一个年轻法官在判决书中使用"构成要件该当性"而非"成本最小化"，不仅是思维习惯问题，更是制度合法性的要求。桑教授建议的"多语言内化"，在现实的权力结构中可能演变为一种学术表演——在CSSCI论文里堆砌数学模型以显示"科学"，在判决书中回归法言法语以维持"正统"，最终双重语言的意义可能仅仅只是增厚了学术资本的壁垒，却未曾真正触动司法实践的神经。

在我看来，桑教授对"经验语言"的贬低似乎也透露出某种精英主义的傲慢。他将"不能开口子"这类民间智慧视为"身体记忆"，认为其缺乏理论深度。然而，这种扎根于司法实践的"经验语言"，往往承载着法言法语所无法捕捉的"默会知识"。一位老法官的"不能开口子"，可能压縮了数十年冤假错案的血的教训，这种直觉的深刻性远非几个博弈论模型所能抵达。当桑教授用经济学的"激励相容"去"校准"这种直觉时，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他或许正在用理论的清晰性遮蔽实践的真问题——那些无法被量化的正义感、那些拒绝被计算的人性尊严……

尤为重要的是，桑教授警示法言法语会成为"笼子"，但他所推崇的经济学、系统科学语言本身又何尝不是更为森严的笼子？当"法的安定性"被转译为"信息成本最小化"时，法律的价值选择就被偷换为纯粹的技术优化问题；当"程序正义"被转译为"对抗鲁棒性"时，程序自身的内在价值就被消解为系统稳定性。这些外部语言并非中立透明，它们携带着强烈的还原论基因和功利主义偏好。法学若真的被这些语言"内化"，最终结果不是认知解放，而是法律自主性的彻底丧失——法律问题将不再是道德困境，而是沦为了算法可以求解的优化难题。

桑教授的方案，本质上是"用技术主义拯救法教义学"，但这可能是一条死路。在我看来，真正的破局之道不在于向外翻译，而在于向内深耕——激活法言法语内部的批判性资源。从耶林的"目的法学"到海克的"利益法学"，从德沃金的"建构性解释"到阿列克西的"原则理论"，法教义学从不缺乏自我更新的能力。真正的"翅膀"不是逃离法言法语，而是学会在教义学内部展开价值权衡、在概念体系中注入历史意识、在教义推演中保持实践敏感。这需要法律人做的不是学习更多语言，而是培养一种"反身性"——在使用法言法语时，始终警觉其背后的权力结构、历史语境与价值预设。

或许，桑教授最该关注的不是法言法语的"可翻译性"，而是为何中国法学界如此渴求外部语言的拯救。这种渴求本身，是否恰恰暴露了法学研究在本土实践中的贫困？当我们的法教义学无法回应"正当防卫"的司法异化，无法解释"寻衅滋事"的权力滥用，无法为"数字权利"提供教义学根基时，学者们才会转向经济学、系统科学寻求理论庇护。因此，真正的笼子不是法言法语，而是法言法语与实践问题的脱节。不是语言背叛了思考，而是思考背叛了语言——我们用法言法语编织的概念茧房，本就与现实隔离开了。

所以，与其在多重语言间疲于奔命，不如努力重建法教义学自身的生命力。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要让"罪刑法定"重新连接公民自由的恐惧，让"诚实信用"重新对话市场伦理的崩溃，让"程序正义"重新回应民众对司法可见性的渴望！只有当我们敢于用法言法语直面血淋淋的实践难题，而非在故纸堆中玩味概念游戏时，它才能真正成为思考的翅膀。否则，无论是法言法语还是经济学模型，都不过是智识懒惰的借口和学术生产的道具而已。

我认为，桑教授的警告值得铭记，但他的处方却极可能药不对症。法学的未来不在于成为跨学科的杂食动物，而在于成为能够自我反思、自我更新的教义学。翅膀与笼子的辩证法，最终指向的不是语言数量的叠加，而是思考品质的淬炼。真正的自由，是在一种语言中抵达它的边界，并用自己的头脑，而非他人的公式，去触碰边界之外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