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实践：上海科技成果转化赋权改革让“纸”变“钱”，有高校年增70倍

作为科技创新基础研究的重要来源地，高校对全社会基础研究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将研究成果实现转化应用，是创新生态中的重要环节。

今年9月发布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4年全国4059家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总合同金额达2269.1亿元，同比增长约10%，总合同项数达66.1万项。

作为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先行城市，上海处于建设国际科创中心强功能阶段，正全力攻坚成果转化“深水区”，致力于疏通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加速科技成果从“纸”变“钱”。

2024年，上海市高校、科研院所和医疗卫生机构等科研事业单位技术合同额达365.93亿元，较2014年增长6.7倍；2025年1~11月为576.40亿元，较同期增长132.6%。以许可、转让、作价投资三种方式转化成果合同金额多年居全国首位。

不管是成为全国示范的上海交大，还是转化合同金额年增近70倍的华东师范大学，上海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改革做对了什么？

“小切口”撬动象牙塔里的“大收益”

虽然高校院所是科技成果产出的重要来源，但是实验室的成果往往不能直接拿去用，要经过不断试错、迭代才能成功转化。长久以来，我国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一直都面临怕国有资产流失的“不敢转”，由于审批流程长导致的“不愿转”，以及缺乏专业服务导致的“不会转”等核心难题。

2020年起，随着国家科技成果转化改革试点在上海落地，核心逻辑开始松动，改革的矛头直指“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上海试图构建一种新的权利结构：允许高校将成果的全部或部分权利，直接“让渡”给科研团队，从而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同步转移。

作为先吃“螃蟹”的人，上海交大率先破冰，2020年成为国家科技成果转化专项改革试点。

在现任上海市高校科技发展中心总工程师刘群彦看来，“交大模式”的核心，在于彻底的放权与专业的切割。

他告诉第一财经，一直以来，国有资产流失是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紧箍咒”。2015年，国家已将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三权”下放，但因高校院所科研人员的职务发明属于国有资产，若转化失败，科研人员可能因国有资产流失而被追究责任，导致科研人员与管理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缩手缩脚，让沉睡在高校的专利创新资源浪费。

早在2020年2月，中央深改委会议审议通过《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科技部等九部门印发该方案，并在全国40家高校院所启动为期3年的试点；同年10月，上海交大成为首批40家赋权试点单位之一，赋权改革瞄准“不敢转”的核心难题。

“交大的每任校领导都十分重视技术转移工作，在2009年就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刘群彦说。而从2020年以前的部分赋权到全部赋权，如何保证教师们的权益以及保障学校的利益，守住国有资产管理红线成为当时他们改革方案的重点。

当时牵头相关制度建设的刘群彦回忆，2021年形成的上海交大“1+5+20”政策文件体系，就是学校国资、财务、人事、组织、纪检等修改了上百次后形成的改革方案。具体做法包括，首先将专利70%的所有权赋予完成人团队，其次将专利剩余的30%所有权转让给教师。赋权是以产权激励形式支持教师开展创新创业活动，转让是以未来预期收益方式保障学校国有资产权益的法律过程。对于科技成果30%的资金支付，上海交大采取“赊账”办法，即教师可以选择暂时不向学校支付，等到利用科技成果创办的企业实现市场盈利之后再予支付。

以上海交大医疗机器人研究院为例，该院徐凯教授团队的“单孔手术机器人”项目（术锐机器人）便是这一模式的受益者。在旧体制下，徐凯作为在职教授，其技术入股需要经过漫长的国资备案程序。而在赋权改革下，学校通过合规流程，确认了团队对成果的长期使用权和主导权。这带来了两个直接的改变——决策权下移，团队拥有了技术转化的实际控制权，在融资谈判、技术路线选择上无须事事向学校汇报，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风险隔离，学校不再直接介入企业的日常经营。学校仅通过持有的少量股权或未来收益权，分享成功后的红利。

除了这种通过“阳光化”的制度安排，让教授们变成“合规的创业者”，专业的服务人员和校内各部门的协作也必不可少。

2016年选择回国发展的卢策吾，入职上海交大，彼时，他和斯坦福大学校友王世全已经在硅谷创立了非夕科技。

去年，上海交通大学卢策吾教授亲自体验其团队研发成果的过程——在一个具身智能大模型操控下，机械臂完成了刮胡子的动作。受访对象供图

“当时回国的时候我已经有公司了，入职后学校就帮我们做了一些规划，因为学校对于教师创业的政策整个流程非常成熟，你也不用去找谁沟通，整个流程跑下来特别通畅和迅速。”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卢策吾教授告诉记者，除了政策支持之外，学校的科研资源支持也不会少，例如目前由他创办的具身智能企业穹彻智能（由非夕科技孵化）里就有不少上海交大的学子前来实习。

“人工智能需要快速做实验验证，如果没有一个工业产品化的团队来支撑的话，实验做得会很慢，有些学生就愿意来企业做实验。”卢策吾说。

在他看来，过去经常会把人才培养和企业割裂开，科研机构培养人才，顶尖人才去支持企业的核心。但这一轮创业很多都是科学家驱动的，上一轮是工程师驱动的。今天的创业和科研本质上是一体化的，并不矛盾。“具身智能领域的人才还是太稀缺了，我们公司今天的很多核心技术和顶尖人才就是因为我们背后有高校的体系化培养和支持。”

就在前不久，上海交大发布公告，宣布即日起拟增设具身智能本科专业，该专业的带头人将会由卢策吾担任。

像卢策吾、徐凯等老师创办的教师创业企业，上海交大目前有超200家。上海市科委数据显示，通过赋权改革等一系列举措，上海交大科研人员直接持股企业达209家，融资总额超过190亿元，市场估值超1200亿元。

年增70倍的“黑马”

不只是上海交大，自2023年11月，上海市科委等7部门在上海39家高校、科研院所和医疗卫生机构启动推广试点。在此基础上，上海进一步放权松绑，在明确本单位科技成果转化权益的前提下，推出了“全部所有权赋权”模式。自2024年以来，试点单位完成赋权成果384项，其中全部所有权赋权218项，转化金额27.1亿元，孵化公司247家，吸纳投融资近75亿元，有效激发了产业与资本活力。

这种“完全赋权”模式也跑出了一匹“黑马”。第一财经从华东师范大学获悉，2024年，该校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金额达4.76亿元，较2023年增长近70倍，较“十三五”末的2020年增长了115倍；截至2025年12月已签订转化项目合同金额达10.3亿元，呈现持续高速增长态势。

一年增长近70倍，华师大做了什么？

以华东师范大学的优势学科软件领域为例，不同于硬件设备，软件类成果转化面临更特殊的难题：代码看不见摸不着，如何定价？如何防止核心人员流失带来的技术“空心化”？

华东师大科技处副处长熊申展告诉记者，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一般可以通过转让、许可、作价入股3种形式进行，但是前两种转化形式相当于交由他人进行实施，如果科研人员想将知识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持续性地进行研发、转化，最好的方式就是自己成立公司，将知识产权作价入股。

以往的作价入股学校国资公司需要代持入股，国资公司要以股东身份参与创业公司的股权监管工作，行使和履行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并派驻董事、监事等。各种复杂的管理规定和操作手续让科研人员望而却步，不愿意迈出创业的那一步。

去年6月，华东师范大学建立科技成果转化赋权改革、尽职免责等一系列机制，从管理体系、专业队伍、知识产权等多个方面不断发力，重点解决校内科研成果“不敢转”“不会转”“不愿转”的问题。

在制度设计上，华东师大针对软件行业人才流动性大的特点，在转化政策中特别强调了“股权激励”的长期绑定作用。学校允许科研人员在岗创业，并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利益冲突管理机制，确保教学科研与商业化互不耽误，从而构建起“科研+资本”互相赋能的增强螺旋。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华东师大孵化出的多家专注于工业软件和数据库技术的企业，不仅在商业上获得了数亿元的融资，反过来也成为了学校科研数据的“回馈者”，形成了“科研—应用—数据反哺”的良性闭环。

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施国跃表示，有了这个赋权模式之后，学校可以赋予教师100%的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然后作价入股成立公司，科技成果作价形成的股份全部归教师所有。目前学校正有多个项目在转化中，涉及金额超过5亿元。

第一财经在采访中发现，之所以能出现“交大系”“华师大系”等成果转化典型频出背后，“尽职免责”也是多位教师和转化负责人提到的一个关键词。

在过去，高校资产管理部门最怕的就是“贱卖”。一项技术评估值1000万元，最后市场成交价800万元，差额的200万元很容易被定性为国有资产流失。这导致管理人员倾向于“高估价”，结果就是企业“买不起”，成果烂在实验室。

而《上海市促进医疗卫生机构科技成果转化操作细则》以及相关高校配套政策明确指出：只要转化过程公开、透明、合规，并在交易场所公开挂牌，即便最终成交价格低于评估价，也不追究决策者的责任。

目前，上海正在形成一种“科学家+技术经理人+耐心资本”的铁三角模式。根据去年发布的新一轮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方案（《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2024-2027年）》），围绕高校院所科技成果供给侧，行动方案重点聚焦深化职务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健全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尽职免责制度，以进一步畅通转化通道、健全制度保障、营造良好氛围。

来源：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