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周总理和外宾会谈，接过工作人员一张小纸条后，总理罕见失态

1954年4月24日傍晚，瑞士日内瓦机场云低风急，灯光却亮得刺眼。中国政府代表团刚一落地，三百多名记者蜂拥而至，闪光灯像雨点落在周恩来身上。周总理侧身，让出了身后的女翻译——龚澎。那一刻，许多外国记者记住了她的从容。

机舱门到贵宾室不过短短几十米，每个人的脚步都被好奇心推着往前。有人低声询问：“那位神态镇定的东方女士是谁？”另一名记者回答：“情报司司长，名字叫龚澎。”自此，新闻电报里多了一个既陌生又频繁出现的中国名字。

时间拨回到1938年初的延安。厚重黄土，高低窑洞，城市青年龚澎第一次真正同工农干部挤在一张长凳上听课。窑洞顶上炭烟卷成漩涡，她却听得入神。几个月后，她随队赴太行，在途中偶遇彭德怀。彭老总拍着马鬃，爽朗地说：“姑娘，你留在总部吧，敢不敢？”“敢！”简单一句，将她的人生轨迹固定在前线指挥部的台账和收发电码之间。

1940年初秋，她抵重庆红岩村，第一次走进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总理放下文件，指着墙上的地图考她：“看清楚了没有？”“欧洲战局、华北抗战，还有一张被帘子挡住的一半。”周恩来轻轻点头，笑意不露声色，“观察力不错。”从那天起，她成了南方局外事组里最年轻的联络员。

夜色中的桂园灯火常常坚持到凌晨四点。周总理批文件、会客、口授电报，龚澎则在一旁跟着记，把煮凉的咖啡一口闷下。一次她打起盹，被总理提醒：“年轻人，还没我精神好。”这句略带调侃的话，她后来提起时总是面带羞涩，却也自豪——能被这样严格的人看在眼里，说明值得信任。

1949年11月，外交部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西花厅召开。龚澎坐在靠窗的位置，被任命为情报司司长。那年她三十五岁，是与会者中唯一的女司长。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只是周总理身边的普通工作人员。”但事实证明，很多急件只有她敢拍板，很多外电只有她翻得又快又准。

有意思的是，周恩来时不时会拿起电话直接拨情报司。“我是周恩来，请帮忙查一下×××的来历。”听筒另一端的人常常愣住两秒才反应过来。龚澎每逢此时便放下手头全部工作，拉着同事搜资料、写要点，天亮前一定把材料送到总理办公桌。

1960年代后期，超负荷的节奏一点点掏空了她的健康。1970年5月，她因胆囊问题住进医院。主刀医生会诊时，周恩来突然到来，站在病床前足足十分钟没说话，只轻轻为她把脉，随后交待一句：“无论如何，要尽全力。”

9月20日下午三时许，西花厅里又有一场重要的外宾会谈。气氛如往常一样友好，话说到一半，随员轻步进门，把一张纸条放到周总理手边。总理低头扫了一眼，指尖却停住了。他抬起头，目光在室内绕了一圈，像在寻找什么。短暂沉默后，他压低嗓音：“她走了……龚澎走了。”发言一度中断，即便老练如他，也难以在瞬间平复。

外宾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看着周恩来的神情，都自觉放慢语速配合气氛。几分钟后，会谈继续，却再没有人提起方才的失态。会议结束，周总理回到休息室，久久没有坐下，只对贴身秘书说了一句：“发讣告，务必准确。”

次日清晨，外交部黑底白字的讣告贴在院门口。干部们接到通知赶来悼念，操场上没有哭声，更多是沉默。龚澎工作过的情报司办公室，桌面上仍摊着她最后一份未修改完的稿件。值班员小声喃喃：“昨天还说手术后要回来加班的。”

她终年五十六岁。毛主席得知消息，只简单评价：“好同志。”话不多，却分量极重。

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西花厅深夜灯光依旧，但再没人能像她那样把纷繁电报捋成几行清晰条目；新闻司的简报格式几经更迭，仍沿用她定下的章法。周恩来偶尔提到女同志的培养，总会补上一句：“龚澎那样的骨干，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