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74年6月20日，北京中南海。
88岁的朱德正扶着窗框往外看，那神情，跟幼儿园门口等家长接的孩子没啥两样。
他在等儿子朱琦，按照老规矩，今天儿媳妇赵力平会带这独苗儿子来看他。
老帅脸上挂着笑，手都在微微发抖，一看到赵力平进院子，那只挥斥方遒的枯瘦手臂立马举了起来。
可他万万没想到，这是一场根本等不到的团圆。
赵力平进屋后，没敢看公公的眼睛，直接贴到婆婆康克清耳边嘀咕了几句。
也就几秒钟，康克清的脸“刷”地白了，一点血色都没有。
还没等朱德回过神来，康克清红着眼圈，硬是把这句比刀子还锋利的话递了过去：“老总，别等了。
朱琦…
十天前就已经走了。”
瞒了整整十天。
怕老爷子受刺激，家里人连追悼会都开完了，才敢把这事儿端出来。
朱德当时就愣住了，这位当年把日寇和蒋介石打得满地找牙的“红军之父”，那一刻连句整话都凑不齐。
他一屁股瘫在椅子上，半天才憋出一句哽咽的埋怨：“你们…
你们不对啊，怎么能瞒着我呢？
我就这一个儿子啊！”
这事儿吧，真不怪家里人狠心。
这对父子的缘分，那是真的苦，说它是半部中国近代史的缩影，一点都不夸张。
咱们把时间轴拉回1916年。
那会儿朱德还不是总司令，是护国军的一员猛将。
为了讨伐想当皇帝的袁世凯，他只能把刚出生几个月的儿子“保柱”（朱琦小名）和老婆萧菊芳扔在家里，自己去了泸州前线。
这一走，就是父子俩半生飘零的开始。
后来萧菊芳病死了，朱琦就被扔给了继母陈玉珍。
朱德呢？
为了找救国的路子，直接跑到欧洲去了。
这一别，就是整整15年。
这15年里发生了啥？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那年头兵荒马乱的，朱德不知道儿子是死是活，朱琦更离谱，压根不知道自己亲爹是谁。
最荒诞的一幕发生在1937年。
那时候全面抗战刚爆发，国民党在四川到处“抓壮丁”。
虽然当时的规矩是“独子免役”，但在那个乱世，谁跟你讲道理？
只要是男的，绑了就走。
作为红军总司令唯一的儿子，朱琦竟然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国民党军队强行抓了壮丁，塞进了队伍里。
这画面太有冲击力了：共产党的总司令在延安指挥抗日，他的亲儿子却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大头兵，搞不好父子俩还得在战场上互殴。
转机出在1937年8月。
朱德在南京开国防会议，碰上了“云南王”龙云。
这两人是讲武堂的老同学，唠嗑的时候龙云随口提了一嘴，说好像在自己部队里见过朱德那个失散多年的儿子。
朱德一听，手里的茶杯都端不稳了。
那是他唯一的血脉，是对亡妻最后的交代啊。
后来还是周恩来亲自安排，费了老大劲，才把这爷俩弄到延安团聚。
父子相认那场面，没有抱头痛哭，朱德颤颤巍巍地摸了摸朱琦右耳朵边那一小块叫“拴马柱”的胎记，确认无误后，眼泪哗哗往下掉。
但他没时间去补这15年的父爱，因为前线仗打得正凶。
这就有人说了，既然找回了儿子，又是顶级“红二代”，朱琦这下总该飞黄腾达了吧？
想得美。
在朱德这儿，当他儿子没啥福利，全是苦差事。
有个事儿在党史圈里传得挺广，但一般人不知道。
抗战那会儿，朱琦腿受了重伤，落下了残疾，被调回延安工作。
有一次朱德要去视察，腿脚不便的朱琦想搭个顺风车。
因为车里坐满了，警卫员看他可怜，就让他踩在车外面的脚踏板上挂着。
结果车刚停，朱德下车一看这场面，当场就炸了。
老爷子把桌子拍得震天响：“那是警卫员的位置！
你是谁？
你有什么资格占那个位置？
要是车出事了，你担得起这个责吗？”
在朱德的逻辑里，儿子首先是个兵，其次才是儿子。
这种近乎不近人情的严格，愣是贯穿了朱琦的一辈子。
到了1948年，党中央搬到西柏坡，朱琦被分到了石家庄铁路局。
按理说，老革命加上团级干部，怎么着也得混个局长当当吧？
结果朱德大手一挥，给铁路局领导定了个调子：“我不懂技术，但他更不懂。
让他去当工人，从学徒干起！”
于是，中国铁路史上出现了一个奇观：堂堂三军总司令的亲儿子，光着膀子在蒸汽机车上铲煤，脸上黑得跟包公似的，汗水冲出一道道白印子。
那可是真干活，不是作秀。
朱琦后来硬是考过了司炉、副司机、司机，最后能独立开火车，这一干就是几十年。
有一次朱德路过天津，特意去看儿子。
列车停稳后，朱琦穿着一身满是油污的工装，局促地站在站台上。
周围人都惊呆了，这哪像个高干子弟？
但朱德高兴坏了，紧紧握着儿子满是老茧的手，特别自豪：“好啊，这才是工人的样子，这才是我的儿子！”
说实话，朱琦这辈子，真没沾过父亲半点光，反而因为这层关系，比普通人活得更累。
住的是单位分的普通宿舍，坐的是公交车，直到1974年积劳成疾，心脏病发作走了，身份依然是个普通的铁路职工。
回到开头那一幕。
当88岁的朱德终于接受了儿子去世的事实，康克清看老头太可怜，就提议把儿媳妇赵力平调回北京，方便照顾老人，也算个心理安慰。
都这就份上了，一般人肯定点头了。
可朱德还是摇头，用那个苍老得不成样子的声音说：“力平在天津工作多年，有她的任务，不要因为我搞特殊调动。
我这里有人照顾，放心吧。”
两年后，朱德元帅逝世。
他在临终前留下的遗言，简直是对这个“特权绝缘体”家庭最狠的注脚。
他对康克清说：“我死后，没有什么财产留给孩子们。
房子是国家的，我只有两万块存款，全部交党费。”
从1916年的生离，到1937年的死里逃生，再到1974年的白发人送黑发人。
朱德和朱琦这对父子，用两代人的选择，把那个时代的“规矩”立住了。
不是为了封妻荫子，不是为了高官厚禄。
那个在火车头里挥汗如雨的背影，和那个在中南海里默默垂泪的老人，或许才是那个纯真年代里，最硬的一块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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