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以为自己拿的是剑,到头来才发现,自己就是那把剑。
当那把剑沾了不该沾的血,第一个要被折断的就是它自己。
这事,陈启礼到死才算彻底想明白。
1984年10月,美国加州戴利城一处普通的住宅车库里,空气凉飕飕的。
一个叫刘宜良的作家刚坐进自己的车,还没来得及发动,几声闷响就打破了清晨的安宁。
开枪的人是陈启礼,台湾竹联帮的老大。
他这次来美国,不是为了收保护费,也不是为了抢地盘。
他觉得自己是在替“国家”办事,干掉一个写书骂领导人的“叛徒”。
他以为自己是秘密战线上的英雄,正干着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可他不知道,从他踏上飞机的那一刻起,他的命运就已经被安排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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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下棋的人,他就是那颗过了河就回不来的卒子。
想弄明白陈启礼这个人,得把时间往前倒个三十多年。
1949年,一艘艘船载着惶恐不安的人从大陆来到台湾。
陈启礼那时候还是个小孩,跟着当法官的父亲和当书记员的母亲,挤在台北的眷村里。
那地方,住的都是他们这种背井离乡的“外省人”。
本来是书香门第的家庭,到了这儿,跟所有人一样,都成了没根的浮萍。
眷村里头,南腔北调什么话都有,最多的还是不安和火药味。
本地人看他们不顺眼,他们自己人也分帮结派。
陈启舍在学校里因为说一口四川话,没少挨揍。
那时候,道理是讲不通的,能讲通的只有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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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挨欺负,他就得把拳头攥得比别人更紧。
后来,他进了强恕中学,认识了一帮和他差不多大的外省小子,他们凑在一起,叫“中和帮”,就是为了抱团取暖,别让人欺负。
没过多久,中和帮的老大孙德培杀了人,帮派散了。
剩下的人不甘心,跑到永和镇的一片竹林里,点香、喝血酒,发誓要搞个新名堂。
这就是“竹林联盟”,也就是后来的竹联帮。
陈启礼的父亲怕他学坏,把他转到南强中学,指望他能走正道。
结果他到了新学校,自己又拉了一帮人,叫“南强联盟”,最后还是带着这帮人回到了竹联帮。
他这辈子,好像就跟“江湖”这两个字分不开了。
他不是在找组织,他是在给自己找一个家,一个没人敢再欺负他的地方。
陈启礼真正把竹联帮带起来,靠的是他那股子狠劲和天生的组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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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在阳明山的一次集会上,他被推为竹联帮的“总堂主”。
他刚从部队回来,做事有了一股军人的利索劲。
就在那年,台北的香港西餐厅出了一件大事,让陈启礼的名字响遍了整个台北的黑白两道。
当时,本地的“牛埔帮”上百号人,气势汹汹地要把竹联帮的地盘给端了。
陈启礼手下就十几个人,被堵在餐厅二楼。
他没慌,让手下把拖把、竹竿全削尖了,堵在楼梯口,像古代打仗一样。
楼下的人往上冲,他们就用削尖的竹竿往下捅。
混战中,有人开了枪,有人扔了土制炸弹。
等警察赶到的时候,牛埔帮的人已经躺了一地,剩下的也跑光了。
这一仗,竹联帮以少胜多,彻底打出了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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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陈启礼就琢磨,光靠打打杀杀长久不了,得有规矩。
他把有文化、脑子活的张安乐(也就是后来的“白狼”)这样的人拉进来当军师。
他把竹联帮重新拾掇了一遍,设立“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堂口,底下再分舵,跟军队的建制似的。
帮里的人也不再是街上瞎混的小流氓,很多都是退伍军人,纪律严明。
他们的“生意”也从收点小店的保护费,变成了插手建筑业、开赌场、搞娱乐公司。
竹联帮成了一个有几万人的“地下王国”,势力甚至伸到了海外。
慢慢地,一些官方的人,特别是情报部门,也开始注意到这股力量。
他们觉得,这把刀虽然黑,但在有些见不得光的事情上,说不定能派上用场。
于是,就有了1984年的美国之行。
当时,那个叫江南的作家写了一本《蒋经国传》,书里有些话让台湾当局非常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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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批评最高领导人是要出大事的。
官方自己不好动手,情报局的头头汪希苓就想到了陈启礼这把“黑刀”。
他们告诉陈启礼,这是“为国除奸”的爱国行动。
陈启礼从小接受的就是“忠党爱国”的教育,一听这个,热血上头,觉得这是报效“国家”的好机会。
他甚至还在情报局的营地里,正儿八经地接受了几天射击训练,感觉自己就像电影里的特工。
他和手下吴敦、董桂森在美国干完活,悄悄回到台湾。
一开始,他还受到了英雄般的秘密款待。
可没过几天,风向就变了。
美国FBI查出这事是台湾方面干的,事情闹成了国际事件。
为了给美国一个交代,也为了把关系撇清,台湾当局立刻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一清专案”扫黑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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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启礼,这个刚刚还被当成“功臣”的人,转眼就成了头号通缉犯,被抓进了监狱。
在牢里,陈启礼才彻底凉了心。
他明白了,自己从头到尾就是一件工具。
用完了,或者用出问题了,第一个就要被毁掉。
但他不是那种任人宰割的性格。
进去之前,他留了一手,把自己跟情报局官员对话的整个过程都录了下来,交给了张安乐。
张安乐在美国把这盘录音带一公布,全世界都知道了,这场刺杀的背后主使就是台湾的情报机构。
这一下,直接把台湾当局架在了火上烤。
美国那边压力巨大,蒋经国为了平息风波,不得不做出改变,后来宣布解除党禁、报禁。
谁也想不到,台湾的所谓民主化进程,竟然是被一个黑帮老大用这种方式给推了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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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启礼因为江南案被判了无期徒刑。
坐了几年牢,1991年假释出来。
外面的世界已经变了样。
那时候,台湾岛内开始有人鼓吹“独立”。
陈启礼对此非常反感,他公开说:“我宁愿让共产党管,也不想让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这话一出,很多人骂他,但他自己心里清楚,他这辈子争的就是一个“中国人”的身份。
小时候,他因为是“外省人”被欺负,他打架、混社会,就是要争一口气。
在他看来,台湾要是独立了,就成了无根的孤儿,早晚会像他自己一样,被外人当棋子,最后被无情抛弃。
他的这番话,让他再次成了当局的眼中钉。
1996年,又一场扫黑“治平专案”开始,他被通缉,只能逃到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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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去,就是十一年。
他在柬埔寨,靠着过去的名声和手段,又成了当地台商圈子里说一不二的人物,但他再也没能回到台湾。
2007年,陈启礼因癌症在香港去世。
他的遗体被运回台湾,葬礼办得极其隆重,几千个黑衣人站满了街道,很多政商名流也来吊唁。
这场葬礼,是他江湖人生最后的高光时刻。
他最终被葬在了台北,没能回到他一直念叨的四川老家。
他这一生都在寻找身份认同,想落叶归根,但最后还是成了一个客死异乡的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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