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中国将长白山52%分给朝鲜，当时很多人不满，是亏是赚？

1961年初冬，鸭绿江面结起薄冰，一封加急电报从平壤飞抵北京——金日成再一次提出，希望把长白山按照分水岭“一分为二”。这条消息在中南海里很快掀起波澜：有人皱眉，有人摇头，更多人默不作声。那一年，距离抗美援朝停火才八年，中国粮食紧缺，全国上下都在勒紧裤腰带。偏偏这个时候，朝鲜开口要最敏感的“圣山”，自然让不少干部心里犯堵。

回望此前的半个世纪，中朝之间的界线并非泾渭分明。明万历年间，双方默契地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清末国力衰退，朝鲜边民越境垦荒，海兰河是不是界河的话题被反复炒热。1885年与1887年的两轮勘界，纸上写得清晰，落到地图上却出现空白。甲午战争后，朝鲜在沙俄撑腰下自称“大韩帝国”，直接否定旧案；1904年还一度出兵延边，延吉城外烽火连天。清军虽将来犯者逐回图们江南岸，却没彻底堵住裂缝。

1905年，《间岛条约》勉强补缀伤口：图们江仍是界河，红土水被认定为源头。日俄战争刚停，日本挟胜势把持朝鲜，条约能获承认，实属夹缝求生。半个世纪后，新中国在抗美援朝中付出十九万多名官兵的生命，换来了与朝鲜的同盟关系，却没能直接抹平旧日争议。鸭绿江、长白山以及河中沙洲，依旧悬而未决。

1958年至1960年，自然灾害连续冲击中国经济。对朝援助物资锐减，平壤内部出现焦虑。为稳定国内局势，同时争取更多建设资源，金日成盯上界线问题——尤其是水利和矿产价值都不低的长白山。1960年秋，他通过秘密渠道放出风声：如果中国同意共同开发鸭绿江流域，朝方愿意再谈陆地边界。此举表面温和，实则在给北京“出题”。

当时的国际环境同样不轻松。1959年中苏关系迅速恶化，苏联在远东增加了两个作战集团；美国第七舰队常年徘徊台湾海峡，印度军队则在西段边境蠢蠢欲动。东北绝不能再添火。毛主席深知其险，私下对周恩来说过一句：“北边要稳，先把家门钥匙摆明了。”这便是1962年春天周总理启程访朝的背景。

会谈初始，双方先在鸭绿江问题上达成共识——共享水面，共建电站。此举既保障了朝鲜北部急需的电力，也让中国把握上游蓄水调度权，云峰发电站能够升级扩容，吉林、辽东两省受益匪浅。紧接着焦点转向长白山。面对朝方提出的“按分水岭平分”，中国代表团争取到几个关键点：1.保住西侧瀑布群及主要林区；2.对天池实施联合管理；3.朝方在边境设防不得超出规定线三公里。谈判桌上，周总理语速并不快，他轻敲桌面，说了一句：“山还是那座山，友谊要长久。”

最终签署的《中朝边界条约》把鸭绿江定为共管河流，把长白山按48%和52%分归两国，同时把薪岛、绸缎岛两座沙洲划给朝鲜。条约文本在北京与平壤同时公布时，国内很多干部难掩失落之情。有人私下抱怨：“辛辛苦苦打了仗，还倒贴半座山。”也有人担忧：白头峰在朝鲜一侧，若对方今后翻脸，谁来保证天池水源安全？

然而，冷静的数据告诉旁观者另一重面相。先看矿产，长白山东段玄武岩占比高，但铜、铅、锌等金属矿点主要集中在西北坡，这部分正落在中国侧；再看林木，长白山红松、云杉优质林带多分布在海拔1500米以下，中国保留了大约70%的低山缓坡区域。至于水利，长白山融水汇集的主要河谷，如二道白河、拨子河都在中国境内，鸭绿江支流则以朝方为主。换言之，中国拿到的是“资源密集带”，朝鲜拿到的是“景观制高点”。账面看似吃亏，实则互有所得。

签约第二年，中央批准在鸭绿江上建立云峰工程扩建项目，装机容量扩大到75万千瓦。电站投运后，吉林延边工厂照明负荷大幅降低，工业恢复迈出第一步。朝鲜也自1966年起通过高压线接入北部军区，解决了武器厂的供电难题。双方互利的事实，迅速压低了民间质疑声。

有意思的是，同一时期西部边境摩擦骤增，北方还可能面对苏军“闪击”；倘若中朝因此再陷对峙，辽东半岛守备至少要增加七个师。当时的国防经费早已吃紧，多建一个师，就得裁减几条铁路计划。试想一下，若为一条尚未实际开发的界线，与唇齿相依的邻国翻脸，中国付出会是多少？

从外交层面看，《中朝边界条约》也打破了外媒“北京要吞并朝鲜”的舆论陷阱。1963年联合国相关会议上，西方代表拿朝鲜主权大做文章，却被中朝双方递交的正式边界图打得哑口无言——地图上白纸黑字，“已定界、互承认”。这份文件后来被收入联合国边界档案库，客观上为中国东北边界增加了法理保障。

当然，条约并非尽善尽美。天池旅游、生态保护一度因双方巡逻方式不同出现摩擦；平壤曾试图单方面使用“白头山”这一名称，削弱中国公众的情感认同。可就整体而言，边境保持了六十多年无大型冲突，东北铁路与图们江港口运输一路通畅，这份安宁不易得。

如今回看那场谈判，得失之衡已经写在后来的地形图、产业布局乃至国防态势里。假若把“吃亏”与“占便宜”纯粹折算成土地面积，结论注定片面。1960年代初，中国压根没有奢侈的战略选择空间，能够用纸笔换来稳定，用一份条约换来半个世纪的宁静，对当年的决策者来说，这笔账就算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