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镜如夫人撕毁我军的劝降信，北平城工部得知后暗赞：处理很巧妙

1948年7月初，北平午后燥热，西单警钟一阵阵敲响，提醒市民警惕空袭。就在这嘈杂声里，城工部交通员王启明挤上破旧黄包车，把一封写给侯镜如的黄埔同学信递到了护国寺街的一座小四合院。信很短，却分量极重——它代表着北平地下党对第九十二军未来走向的第一次试探。

半小时后，院门再度开启。侯镜如的外甥李介人匆匆而出，手里竟只捏着几片碎纸。那纸角还带着墨香，很显然刚被撕裂不久。送信人怔住：“怎么就撕了？”李介人压低声音，“姨妈在家。她怕旁人窥见。”一句话，算是解释，也像托词。说罢转身，背影沉稳，看不出慌乱。

撕信，并非拒绝。北平城工部晚上开碰头会，灯泡昏黄，屋里连呼吸都轻。负责统一情报的刘仁摊开那几片碎纸，笑了一声，“表面绝情，实则稳妥。让她保密，比让邮差保密可靠。”一句轻描淡写，把紧张情绪卸掉大半。不得不说，这份判断，后来被反复印证。

铺开时间轴，此事并非偶然。早在1947年秋，李介人就曾到冀中根据地，接受为期三月的秘密培训；第二年春末，他回到北平，身份依旧是“天津商行经理”，但耳朵里塞满了隐秘暗号。第一要务——摸清姨夫侯镜如的真实态度。

侯镜如的经历颇为曲折。1924年入黄埔一期；1925年在周恩来领导下加入共产党；顾顺章叛变后失联，被迫留在国民党军中。二十余载，换过无数肩章，却从未换过嫡系92军的底色。1948年8月，他刚从塘沽战线调升第十七兵团司令，名义支援东北，实则左右为难。有人形容他那时像被两股绳拽着——一头是蒋介石的命令，一头是内心的犹疑。

10月初，他从葫芦岛回北平，再次向傅作义要92军。傅作义拖字诀，理由冠冕堂皇：“防务吃紧，调不动。”侯镜如只能暂返前线。塔山阻击战局势凶险，他手上却只有21师跟随。蒋介石亲临葫芦岛督战，每天催电“死守”，侯镜如表面答“遵令”，暗地却把增援节奏卡得很死，导致锦州外围始终缺口难合。有意思的是，当时东野炮火越打越猛，蒋介石频频抓耳挠腮，却无法断定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与塔山的炮声同步，北平地下党的统战工作加速推进。李介人按组织指示，频繁出入92军军部。他送去的不是文件，而是家常。聊天内容，从小脚布鞋扯到南京盐水鸭，再到黄埔旧事，轻飘飘，却在黄翔、张伯权这些师团主官心里埋下种子——那就是“起义”二字。

11月下旬，李介人又往塘沽跑一趟，带去一句电报暗语：“北平家里事，是否请黄军长、张师长同商量？”侯镜如回电仅四字：“可，速办。”信息简单，却等于盖章授权。92军内部立即成立秘密小组，一支起义骨干网络逐渐成形。

局势却再次转折。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塘沽门户洞开。87军、独95师仓皇南撤，侯镜如随行，仅余318师一个团可控。一路南下，上海、杭州、徽州，位置在变，人心却定。与他同行的廖云泽也萌生同念，两位黄埔同袍在火车包厢里低声交换看法，廖云泽拍着桌子：“老侯，别等了！”侯镜如沉吟许久，回他一句，“时候到了，自会有信号。”

信号终归要靠通信线。侯镜如托堂兄侯若海写信往北平，请李介人南下。然而李介人在香港错过接头，两人再未面对面。战争推进太快，主动权瞬息易失。318师两个团被抽调，未能按原计划起义，最终在东阳被我军收编。这一憾事，让侯镜如暗暗懊恼。

4月下旬，他率残部进驻徽州。长江对岸炮声隆隆，渡江战役箭在弦上。部下劝他早作决断，他却被命令离开部队，赴福州任绥靖公署副主任，手头只剩新编318师。高层显然在削弱他的兵权。但削兵权，也让他摆脱掣肘。7月，由于职位变动，他干脆借口“巡查院校”悄然赴香港，实际是为了与党组织接头。

8月15日深夜，福州闽江口雾气弥漫，318师团部灯火未眠。师长彭淮霖召集营连主官，“侯将军来电，变天在即，大家心里有数。”短短一句，军官们互望，没人反对。凌晨两点，318师起义正式生效，敞开阵地，引我第十兵团疾速追击退敌。三句呼号，宣告三千多士兵改旗易帜，未费一枪。

两年后，1952年春，侯镜如从香港北上，经广州、武汉再抵北京。新街口外的柳树已抽新芽，他换上中山装，面色平静。国务院参事室的任命书递到他手中，他没多说，只是抬头看了看窗外晴空——那穹顶无声，却承载了二十多年隐忍与抉择。

回望整件事，撕信的小动作看似微不足道，却在当年险恶气候里为起义延续了生机。北平城工部的“处理很巧妙”并非恭维，而是对地下斗争规律的精准把握：有时，一张碎纸，比千言万语更安全、更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