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冒死冲出重围，老蒋却对他说：永不录用，最后的结局竟是被枪决

1948年7月12日黄昏，山东兖州城外炮声震天。
许世友一声令下，四十五个团的兵力扑向这座津浦路上的战略要地。枪炮声、喊杀声混作一团，城墙在重炮轰击下颤抖。一昼夜的血战，解放军全歼守敌两万八千余人，连整编第十二军中将军长霍守义都当了俘虏。
可有个人跑了。
就在城破的混乱中，两个穿着士兵服的中年人混在溃兵里，悄悄溜出了包围圈。一个是霍守义，东北军出身，此刻已是俘虏命。另一个，是第十绥靖区司令官李玉堂。

李玉堂
这位黄埔一期生，抗日战场上让日军闻风丧胆的“泰山军”军长，此刻正拼命向南逃。穿过农田，躲过搜索部队，昼伏夜出，吃尽苦头。一个月后，当他终于站在南京街头时，军装褴褛，满面风霜。
他以为，能活着回来就是胜利。他以为，老校长会拍拍他的肩膀，给他补充新兵，让他重回战场。
他等来了一纸手令，上面四个大字触目惊心：
永不叙用。
李玉堂捏着那张纸，站在国防部门口，七月的南京热浪滚滚，他浑身发冷。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孙元良跑了，照样当兵团司令。李弥败了，转身就重建部队。胡琏差点被捉，还是老蒋的心头肉。凭什么，就他李玉堂“永不叙用”？
要是他能看见两年后的自己——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子弹射进后脑——他一定会对着1948年那个拼命逃出兖州的自己，狠狠抽两个耳光：
跑什么跑？当初在兖州投降，都比这个强！
一、从宠儿到弃子：李玉堂的三次“失宠”

李玉堂的失宠，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1936年。那年的李玉堂，刚满三十七岁，已经是陆军中将。在黄埔一期生里，他这个晋升速度，能排进前十。老蒋对他，那是真喜欢。
1928年，他当旅长。1932年，升师长。1936年，肩膀上将星闪耀。这是标准的天子门生晋升模板，下一步就该是集团军司令、战区长官了。
转折出现在1934年，松毛岭。
时任第三师师长的李玉堂，在江西“围剿”红军时吃了大亏。他手下的第八旅，被红军包了饺子，几乎全军覆没。消息传到南京，老蒋勃然大怒。嫡系部队打成这样，太丢人了。
一纸处分下来：革职留用，军衔从中将降到上校。
李玉堂憋了一肚子火。他私下对亲信发牢骚：“老蒋刚愎自用！”
这话，说者无心，但听者有意。国民党军队里，最不缺的就是打小报告的人。这句话，像根刺，扎进了老蒋的心里。这是第一次失宠的苗头。
真正的打击，还在十年后。
1944年，衡阳，方先觉的第十军被日军团团围住。此时的李玉堂，已经是第二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奉命率第六十二军等部队火速救援。
他拼命了。部队在日军阻击线下反复冲杀，伤亡惨重，可就是打不进去。衡阳城内，方先觉血战四十七天，最后关头，却选择了谈判放下武器。
消息传到重庆，老蒋正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大谈“我军将士浴血奋战，誓与衡阳共存亡”。转眼间，方先觉没“成仁”，整建制投降了。
老蒋的脸，被打得啪啪响。他气得要枪毙了在长沙失守的粤军军长张德能，又把怒火烧向那些“作战不力”的援军将领。
李玉堂，自然在名单上。
更让老蒋窝火的是，李玉堂跟薛岳走得太近了。
薛岳是什么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长沙大捷后，有点功高震主的意思。老蒋最忌讳的，就是下面将领拉帮结派。李玉堂的第十军，是薛岳的主力，两人配合默契，私下交往也不少。
这犯忌了。
衡阳战役后，薛岳兵权被削，部队被调走。李玉堂这个“薛系”将领，也跟着坐了冷板凳。重建的第十军（后来是整编第三师），在解放战争一开始就被刘邓大军吃掉，再重建，直接划给了陈诚的“土木系”。
李玉堂，成了光杆司令。
这就是为什么，1948年的兖州战役，这位抗日名将只能指挥一个绥靖区，带着杂牌部队守孤城。黄埔一期的光环，抗日名将的威名，在派系斗争面前，一文不值。
二、海南岛：最后的机会与致命的失误

“永不叙用”？那是还没到用的时候。
1949年底，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土崩瓦解。余汉谋、薛岳这些粤系大佬，全都跑到了海南岛。老蒋一看，这不行，得派个黄埔系的去掺沙子，盯着他们。
派谁？薛岳那脾气，一般人镇不住。想来想去，只有李玉堂合适——薛岳的老部下，两人有交情，不会一上岛就掐起来。
一纸命令，李玉堂从“永不叙用”的废将，瞬间变成了海南防卫副总司令、第一路军司令官，还兼任第二十一兵团司令、第三十二军军长。
兵权，一夜之间又回来了。
此时，四野大军已经集结雷州半岛，海南解放只是时间问题。华南分局的策反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他们的目标，直指岛上手握重兵的薛岳和李玉堂。
对薛岳，我方派出的说客是龚楚。这人曾是红军高级将领，后来叛变，又当过国民党专员，和薛岳是同乡。组织上希望他能说服薛岳起义。
可龚楚拿了活动经费和信件，到了香港就变了卦。他不去海南，也不汇报，改名换姓躲了起来。策反薛岳的计划，第一步就栽在了“所托非人”上。
重点，转向了李玉堂。
华南分局先后派了两拨人。先是地下党员李刚，通过李玉堂部下少将副主任李云涛的关系，潜入了李玉堂的司令部。接着，又请动了李玉堂的内弟陈石清，从香港赶赴海南。
陈石清见到姐夫，掏心掏肺：“大哥，国民党完了，别再给他们卖命了。那边说了，只要你起义，解放后‘海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的位置，给你留着！”
李玉堂动摇了。
他看着风雨飘摇的海南，想想老蒋对自己的刻薄，再看看解放军势如破竹的攻势。他秘密任命陈石清为副官处长，把李刚安排在自己身边当上尉副官。通往起义的路，似乎已经铺平。
1950年3月底，李玉堂下了决心。他派李云涛秘密返回广州，与华南分局正式接洽。叶剑英同志亲自做出指示：时机已到，立即行动！
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李云涛带着叶帅的指示和亲笔信，火速返琼。可战争打乱了所有计划。韩先楚指挥的四野主力，以惊人的速度登陆海南，摧枯拉朽。薛岳的防线一触即溃，部队向南狂逃。
道路被炸毁，交通被切断，通信完全中断。李云涛拼了命，也赶不回李玉堂的指挥部。
李玉堂在司令部里焦急等待。他需要那封信，需要上级的具体指令。一天，两天……外面炮声越来越近，解放军的攻势越来越猛。没有指示，他不敢轻举妄动。起义，是需要周密计划的，不是振臂一呼那么简单。
他等来的，是薛岳全面撤退的命令。
最后的机会，在等待和彷徨中，悄然溜走。海南解放了，李玉堂带着陈石清、李刚，跟着溃兵登上了去台湾的船。
这一去，再没能回头。
三、新竹街头：那个不该遇见的人

到了台湾，薛岳和李玉堂的价值，瞬间归零。
薛岳被扔了个“总统府战略顾问”的虚衔，兵权彻底解除。李玉堂更惨，所有职务一撸到底，成了个“退役将领”，领着微薄的薪水，住在台北的陋巷里。
他知道危险吗？知道。但他或许还存着一丝幻想——自己毕竟在海南手握重兵时没有倒戈，或许能换得一条生路。
他低估了老蒋败退台湾后的恐惧与疯狂，也低估了命运的巧合。
随他来台的地下党员李刚，是个有经验的老同志。他被安排在李玉堂身边，继续潜伏，等待时机。组织上给他起了化名“魏天民”，身份是司令部副官，看起来很安全。
可人算不如天算。
李刚之前曾在胡琏兵团的第六十七军做过兵运工作，还成功策动过一个连战场起义。这事干得漂亮，但也暴露了他的身份。那个连的连长毕荣甫，当时被俘后释放，辗转又逃回了国民党部队。
无巧不成书。第六十七军的残部，和李玉堂的第二十一兵团残部，撤到台湾后，都被安置在新竹整训。
195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在新竹的街道上，李刚和毕荣甫，走了个对脸。
时间凝固了。毕荣甫愣了一下，死死盯住李刚的脸。李刚心里“咯噔”一下，但表面强作镇定，低头想快步走过。
“站住！”毕荣甫喊了出来，脸上露出狂喜的神情，“你是……那个共党！李刚！”
在当时的台湾，举报“匪谍”是有重赏的。毕荣甫没有丝毫犹豫，转身就向保密局跑去。
李刚被捕了。在保密局的刑讯室里，他遭受了非人的折磨。他知道的太多了，最终没能挺住，供出了陈伯兰（李玉堂妻子）、陈石清，以及他们在海南策划起义的全部经过。
保密局如获至宝，立即包围了李玉堂的住宅。
四、雨夜碧潭：抗日名将的最后时刻

对于李玉堂，特务们没敢直接动手。黄埔一期，陆军中将，抗日名将，这些头衔还是有分量的。他们只是监控，然后向上汇报，等待指示。
李玉堂得知李刚被捕，如五雷轰顶。他意识到，灭顶之灾来了。他不敢打电话，匆匆写了一封措辞隐晦的信：“风大，速离港。”意思是让在高雄要塞任职的内弟陈石清快跑。
这封信，被守在门外的特务截获了。
最后的证据链，闭合了。1950年7月，李玉堂和妻子陈伯兰在家中被捕。一场针对高级将领的“肃清”风暴，正式刮起。
老蒋亲自点名，让钱大钧担任军事法庭的审判长。这一手很毒。钱大钧是“八大金刚”之一，资历老，更重要的是，他曾是李玉堂的老长官——1929年，钱大钧当第三师师长时，李玉堂是他手下的旅长。
老蒋觉得，由老长官来审判老部下，钱大钧为了避嫌，为了表忠心，一定会下狠手。
开庭那天，气氛压抑。钱大钧看着台下站着的李玉堂，面容憔悴，但腰板挺直。他问话，李玉堂回答得不卑不亢，只承认“知情”，但坚决否认“通共叛变”。对于妻子和内弟的活动，他说自己“并不完全清楚”，也“未加阻止”。
钱大钧心里明白，李玉堂案的关键证据，只有那封含糊的短信和李刚的供词，并无李玉堂直接联络中共、部署起义的实据。按照法律，顶多是“知匪不报，纵容亲属”。
经过商议，法庭拟判李玉堂七年有期徒刑。报告呈送给蒋介石。
很快，报告被打了回来，上面没有批示。钱大钧懂了，判轻了。他咬牙改判十五年，再次呈报。
这次，报告上多了一个字，一个用红笔狠狠写下的、力透纸背的大字：
“耻！”
钱大钧看着这个字，手在发抖。他一切都明白了。这不是法律审判，这是政治判决。李玉堂必须死，不仅因为他“通共”，更因为他是“典型”，是用来震慑所有动摇者的祭品。
1951年2月5日，农历除夕的前几天，台北下着冷雨。
李玉堂、妻子陈伯兰、内弟陈石清、地下党员李刚，四人被押往新店溪畔的碧潭刑场。临刑前，李玉堂留下遗书，字字泣血：
“我命已矣！但事与我无关，已无申诉余地，我死后望有公论。我无对不起国家之事，国家如此对我，于国家何益？我不足惜，不过一生为国，如此下场，心有不甘耳！……和平后，葬我于徐州云龙山。”
他惦记的，是大陆的云龙山。枪响了。抗日名将，黄埔精英，就此陨落，终年五十二岁。
五、历史的回响：两份迟到的“证书”
李玉堂死了，但故事还没完。
1983年，中国大陆。经过仔细调查核实，山东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准，追认李玉堂将军为革命烈士。那份发黄的档案里，记录着他在海南岛策动起义的努力，记录着他为解放事业承担的风险。
时间又过了二十一年。
2004年1月，台湾。当局经过一番复查程序，向李玉堂的家属颁发了一份“恢复名誉证书”。理由是，当年审判“程序有疑义”。
一份是“革命烈士证明书”，一份是“恢复名誉证书”。来自海峡两岸，两个政治实体，都在用他们的方式，承认李玉堂的“清白”与“价值”。
这或许是历史最大的讽刺，也是最深刻的悲哀。
他忠心追随的阵营，在他最绝望时给了他一颗子弹。他曾对抗的阵营，在他死后承认了他的贡献。而那个他试图投奔、却阴差阳错未能抵达的彼岸，最终给了他最高的名誉。
李玉堂走错了关键的两步：第一步，1948年，他不该从兖州跑回南京。第二步，1950年，他不该从海南跑去台湾。
一步错，步步错，满盘皆输。
他的人生，是一个关于选择、忠诚、背叛与时代捉弄的沉重故事。它告诉我们，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个人的判断力是多么有限，而命运的偶然性，又是多么残酷。他的一切努力、挣扎、算计，最终都化为了碧潭刑场上的一声枪响，和后世两份意味深长的证书。
读史至此，唯有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