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高贵妃之父高斌：从内务府包衣到治河名臣的逆袭之路

他是乾隆慧贤皇贵妃之父，却凭治水功绩封疆拜相，死后配享太庙的传奇能臣。

乾隆二十年三月，黄河于江苏铜山（今徐州）段决口，形势万分危急。年逾七旬的文渊阁大学士、江南河道总督高斌，亲赴最险要的堤段指挥抢险。

面对滔天洪水，这位一生与江河搏斗的老臣，在堤坝上长跪不起，声泪俱下地对属官百姓疾呼：“此堤一溃，淮扬百万生灵尽成鱼鳖……若守不住，老臣当以身殉堤！”

接下来的七个昼夜，他坚守一线，殚精竭虑，最终督率军民成功合龙决口。捷报传至京城，乾隆皇帝深为感动，特赐其 双眼花翎、黄马褂，并在谕旨中盛赞：“高斌自简任河道总督以来，懋著勤劳……此次铜山抢护堤工，甚属可嘉。”

然而，这位晚年被誉为“河工泰斗”、被皇帝倚若长城的重臣，其人生起点却极为卑微。六十年前，他只是内务府正黄旗包衣（皇室仆从）出身。

其女高佳氏在乾隆登基前即为侧福晋，后被册封为慧贤皇贵妃。

尽管这层外戚身份为其仕途提供了最初的契机，但高斌最终凭借数十年在河工、盐政等领域的非凡实干与卓著功绩，赢得皇帝信任与朝野敬重，成为清代少数不以裙带关系而以实功跻身一品大学士的传奇人物。

康熙三十一年，高斌出生于内务府镶黄旗包衣家庭。其先祖高名选原为汉人，明末被俘后编入内务府包衣籍，世代为皇室服役，社会地位卑微。

高斌的父亲高衍中官至内务府郎中（正五品），虽仍属皇室家臣体系，但已为家庭创造了基本的读书条件。正如高斌后来在奏折中所感念：“臣家世受国恩，虽系包衣，然自幼得以读书。”

这得益于清朝允许包衣子弟参加科举与官学教育的特殊政策，为其提供了关键的上升通道。

康熙四十五年，时年十四岁的高斌通过选拔，进入景山官学（后并入咸安宫官学，二者均为培养内务府三旗及八旗子弟的顶级学府）。他在此表现出卓越的天资，尤其精于算学与工程营造之学，为其日后事业奠定了基础。

真正使其才华得以施展的契机，出现于康熙五十年。时年十九岁的高斌被选入内务府营造司，参与皇家工程。在一项重要的苑囿水利工程中，他因预算精准、调度得力且工期超前，引起了时任内务府总管赫奕的注意。

赫奕在向康熙皇帝举荐人才的奏折中特别提及：“包衣高斌，人甚明白，通晓工法，办事勤谨，可堪造就。”

由此，这位出身卑微却才能卓著的包衣子弟，正式进入了皇帝的视野，开启了他通往“河工泰斗”与朝廷重臣的非凡仕途。

雍正元年，新帝登基，锐意革新，大力提拔务实干才。时年三十岁的高斌迎来了第一次重要外任：苏州织造。

这虽是著名的“肥缺”，高斌到任后却以整顿积弊为先。他清查账目，严惩贪污，追缴前任亏空赃款，展现出不同寻常的刚正与能力。

在任期间，他更以卓越的经济头脑，着手解决困扰苏州丝织业已久的“丝价波动”难题。

他并未简单沿用旧制，而是创立了一套“官为平准，调节市价”的机制：由官府在丝价过低时入场收购以保护蚕农，在丝价过高时放储以平抑市价。这项创新有效稳定了江南最重要的手工业原料市场，其经验后来被推广借鉴。

雍正四年，高斌因政绩显著，调任江苏布政使（掌管一省财政民政）。此时，他面临的挑战从经济领域转向了更艰巨的水利工程。雍正五年，浙江海塘（尤其是海宁段）因风潮接连溃决，灾情严重。高斌被紧急调往协理，后实际负责抢修重任。

亲赴海宁勘察后，他认识到传统的“柴塘”（用柴草、泥土修筑）已无法抵御强潮，果断主张改建更为坚固耐久的“石塘”。然而，石塘造价高昂，朝廷经费有限。高斌创造性地提出了“捐输裹筑”之法，即鼓励官民捐资，并有效组织人力，以半官办半民助的形式推进工程。

在他的督率下，海宁一带开始大规模修筑石塘。此项工程持续多年，成效卓著。雍正十一年，特大风潮再次来袭，新建石塘岿然不动，护卫了后方大片农田与城镇。

雍正皇帝对此深表满意，高斌也因在河工海塘方面的突出才干，仕途进入快车道，为其日后成为总理河务的朝廷重臣奠定了坚实基础。

真正奠定高斌历史地位的，是其卓绝的治河功业。

乾隆元年，四十三岁的高斌被任命为江南河道总督，总管黄河、淮河、运河交汇之处的复杂水系。

这是当时责任最重、挑战最大的职位之一。他面临三大痼疾：

黄河“悬河”：泥沙淤积致河床高悬，决溢风险极大。

淮水壅塞：淮河入海通道被黄河泥沙淤堵，洪泽湖水位居高不下，威胁堤防。

漕运命脉：京杭运河依赖黄河补水，但黄河的桀骜不驯时刻威胁漕运畅通。

上任后，高斌以系统性的工程与制度革新，应对这些挑战：

第一，疏浚淮河入海水道，实施“分淮导淮”。

他力主并主持开挖 “清口引河” 等工程，旨在扩大和疏通淮河主流进入黄河（借黄入海）及分泄入江的通道，减轻洪泽湖压力。这些工程是持续多年的系统性治理，虽未能一劳永逸解决淮河问题，但显著改善了局面。

第二，完善“减水坝”体系，科学分洪。

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在黄河、洪泽湖等关键地段增建、完善了一系列减水坝（如智、信二坝）。这套系统通过在洪水期有控制地分流，保护主堤安全，成为清代河防的核心技术之一。

第三，大力整顿河工积弊，创立新规。

针对河工经费黑洞——“一工之物，中饱者半，实用者半”的腐败，他制定严格的《物料价值则例》，统一工料标准与价格。并推行 “工完榜示” 制度，将工程开销公之于众，接受监督，极大地遏制了贪污，提高了资金效率。

乾隆六年，高斌迎来严峻考验。黄河在河南、山东多处决口，漕运中断。时年四十八岁的他亲赴一线，昼夜督工，在极短时间内成功堵复合龙数处决口。

史载其“栉风沐雨，废寝忘食”，甚至“躬亲指画，立于淤泥狂澜之中”，险象环生，其忘我精神令上下动容。

乾隆皇帝对其功绩与忠诚给予极高评价，特加其太子太保衔，并多次赐诗褒奖：“老成抒悃款，疏浚命专司”，赞誉其勤勉与专业。

高斌由此以“河工泰斗”之名，成为乾隆皇帝最倚重的治水重臣。

许多人知晓高斌，源于其女慧贤皇贵妃高佳氏。然而，历史的因果往往与表面印象相反：并非高斌“父以女贵”，实则是其女 “因父得宠”。

雍正年间，高斌已凭借治河、理财等实干才能深受器重，官至内务府总管。为笼络这位能臣，雍正皇帝亲自指婚，将高斌之女高佳氏赐予皇四子宝亲王弘历（即后来的乾隆帝）为侧福晋。这本质上是一桩政治联姻，是对高斌本人价值与忠诚的肯定。

乾隆即位后，高佳氏于乾隆二年被册封为贵妃。她于乾隆十年病逝，后被追封为皇贵妃，谥号“慧贤”。

乾隆帝在为其所作的《慧贤皇贵妃挽诗》中清晰地写道：“考选嫒周行，恩封典内宫……（其父）高斌宜示眷，戚里倍增荣。” 这明确指出，对高斌之女的恩典，是出于对其父功绩的酬劳与眷顾。

事实上，高佳氏一生未育子嗣，在乾隆情感世界中的地位也并非独占鳌头（如孝贤皇后、令贵妃等更受宠爱）。她所获得的崇高地位与身后哀荣，很大程度上是其父亲政治重要性的延伸与象征。

高斌对此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当女儿晋封贵妃时，他上疏谦谢，其中提到：“臣女蒙恩，实出望外……臣惟有竭尽犬马，以工程事务报效，不敢以椒房之亲稍存疏忽。” 乾隆朱批“知道了”，以示认可。

他终其一生，始终以“治河之臣”而非“外戚勋贵”自居，并严格约束家族。

史载，当有企图攀附者希望通过他打通“贵妃门路”时，高斌正色回绝，并告诫家人：“我辈受恩深重，惟当竭力办公，以图报称。岂可倚仗皇亲，致招物议？”

乾隆十三年，高斌步入仕途巅峰，获授文渊阁大学士头衔，同时“仍管江南河道总督事务” 。这种“入阁兼理河务”的安排在清代极为罕见，充分体现了乾隆帝对其治水才能无可替代的倚重。

然而，盛极之时，危机亦至。乾隆十八年秋，黄河在江苏铜山（今徐州）张家马路路段发生严重决口（此案影响远大于邵伯运河决口），洪水泛滥，漕运中断，灾情惨重。经查，此次决口直接原因是当地河工同知李忭、张宾等人侵吞工程款项、偷工减料所致。

作为总理河务的最高长官，高斌难辞“失察”之咎。更使其处境复杂的是，涉案的下级官员中，有其属员（或远亲） 牵连其中（注：史载确有其姻亲关系者涉案，但非直系侄孙，且情节轻重有别）。朝中御史随即弹劾高斌“徇私纵容”、“督导不力”。

年已六十的高斌深知事态严重，立即上疏引咎，痛陈：“臣蒙恩深重，不能先事预防……昏聩之咎，实所难辞。” 自请罢黜所有职衔，从严治罪。

乾隆帝对此案的处理，堪称“恩威并施、权衡得当”的典范。他首先展现了雷霆之威：

严惩直接责任人：将贪腐致祸的李忭、张宾等人于工地就地正法。

追究领导责任：将高斌及其副手、同样德高望重的协办大学士张师载（前河道总督）革去所有职衔，捆缚至刑场，陪斩于李忭等人身旁。此举震慑天下河臣。

然而，在行刑最后一刻，乾隆传旨赦免高、张二人不死，并谕：“尔等罪本当诛，然河工紧要，人才难得，暂留性命，戴罪图功。” 最终，高斌被“革去大学士衔，仍留河道总督任，责令赔补工程亏空”。

这一“陪斩”经历对高斌身心冲击极大，但他亦深刻体会到皇恩浩荡与责任重大。此后，他以戴罪之身，以逾花甲之年，更加废寝忘食地扑在河工上。

乾隆二十年，他在督办铜山抢险工程时积劳成疾，病逝于任上，最终以生命践行了职责。

高斌死后，家族命运却急转直下。

儿子高恒，官至两淮盐政，却因贪污被处斩。孙子高朴，任叶尔羌办事大臣，因私采玉石被杀。

一门两代被诛，令人唏嘘。乾隆为此特发上谕：“高斌之功不可没，其子孙之罪不可赦。功罪分明，方显公道。”

高斌不仅是个实干家，还有系统的治河思想。他在《河工摘要》中提出：

第一，“治河如治病，必求其本”。

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认为黄河问题的根本在于中游水土流失，主张在陕西、山西植树固土。这个观点在当时很超前。

第二，“人与水争地，愚不可及”。

反对盲目围垦湖滩。乾隆十五年，他力阻地方官围垦洪泽湖滩地：“今日多得十亩田，明日或失百里堤。”

第三，“治河须通盘筹划”。

他最早提出黄河、淮河、运河“三河统筹”治理。乾隆十六年，他制定《三河全图》，标注险工、水文、堤防，是中国第一幅系统的流域治理图。

这些思想影响深远。道光年间的治河名臣栗毓美说：“高文定公（高斌谥号）治河之法，百年不易。”

据清末统计，高斌主持修建的堤防、水闸、减水坝等工程，直到咸丰五年黄河改道前，大部分仍在发挥作用，保护了淮扬地区近百年。

高斌的家族宅邸位于北京东城沙井胡同，部分建筑留存至今。

他毕生治水的经验与智慧，虽未必以个人手稿形式偶然传世，但其治理理念与实践，已融入清代官修的《河工则例》等水利典籍，成为后世研究的重要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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