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宋：自由之魂与文明之境——从陈寅恪到AI时代的精神传承

2026年1月16日早6点44分，宁夏银川。两日疏读，思想便如脱缰之马，在现实的旷野里无所适从地游荡。它既不回溯千年文脉的纵深，也不眺望未来世纪的迷雾，只在欲望的黑洞边缘徘徊——那黑洞的引力，竟重过一个王朝的兴衰。幸而晨光破晓时，我将这颗躁动的心，重新安放进《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王水照卷》的字里行间，让宋儒的思辨与陈寅恪的风骨，为其寻得一处精神栖居地。

王水照先生《陈寅恪先生的宋代观》一文，如一把密钥，解锁了两个贯穿古今的核心命题：一是赵宋文化何以成为华夏文明的“造极之世”，二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何以穿越时空，成为当代人的精神灯塔。这两个命题如双璧交辉，既照亮了宋代文化的璀璨肌理，也照见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困惑。

谈及华夏文化的巅峰，陈寅恪先生的论断振聋发聩：“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初闻此论，我难免心生惶惑。中学课本里的宋代记忆，不过是欧阳修的“醉翁之意”、王安石的“变法图强”、苏轼的“一蓑烟雨”，是《清明上河图》里的市井繁华，是岳飞的“精忠报国”与秦桧的千古骂名，是包拯的铁面无私与徽钦二帝的靖康之耻。这些碎片化的印象，如何支撑起“造极”二字的分量？为何我们的教育，未能将宋学的璀璨全貌铺展开来，让这份文明的巅峰遗产，成为每个国人的精神底色？

王水照先生的解读给出了答案：“继往、开来，是赵宋文化最明显的内涵和特征。” 这份“继往”，是对汉唐文化的批判性传承——宋代经学突破了汉儒“章句训诂”的桎梏，程颐、程颢、朱熹等理学家以“义理”为核心，重构儒学体系，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使儒学完成了从“五经之学”到“四书之学”的转型，成为此后近千年中国思想的主流。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宋代经学著作达1300余种，远超汉唐两代的总和，仅朱熹一人的著作便有《四书章句集注》《近思录》等数十种，构建了逻辑严密的“程朱理学”体系。这份“开来”，则是对异质文化的包容吸纳——宋儒深研佛道，程颢曾言“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而“天理”概念的形成，便吸纳了佛教华严宗“理事无碍”的思辨与道家“道法自然”的精神。禅宗的“明心见性”与儒学的“修身养性”相融，催生了陆九渊“心即理”的象山学派，为明代王阳明心学埋下伏笔。这种“海纳百川，包容异质”的气度，让宋代文化呈现出多元共生的繁荣景象：史学上，司马光《资治通鉴》历时十九年编撰完成，记载16朝1362年历史，成为中国史学编年体的巅峰之作；文学上，宋词与唐诗并称双绝，现存宋词词作近2万首，词人逾1400家，苏轼、辛弃疾、李清照等大家将情感与哲思熔铸于文字，开创了文学的新境界；科技上，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火药三大发明在宋代成熟并广泛应用，沈括《梦溪笔谈》涵盖天文、历法、数学、物理等20余领域，被李约瑟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艺术上，宋代山水画追求“天人合一”的意境，郭熙《林泉高致》提出“三远法”，影响后世画坛数百年，书法则有“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突破唐人法度，开创尚意书风。据统计，宋代科举取士人数累计达11万余人，是唐代的5倍、明代的3倍，庞大的士人阶层成为文化创造的核心力量，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理念，更赋予了士人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与使命感。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欧阳修“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司马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气节，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赤诚——这些士人精神，正是宋代“独立之精神”的生动写照。即便宋代国势积贫积弱，先后面临辽、金、蒙古的威胁，士大夫群体仍坚守初心，在朝堂上犯颜直谏，在民间讲学授业，在乱世中守护文化火种。这种精神，在陈寅恪先生身上得到了跨越时空的呼应。身处民国乱世，神州沸腾，寰宇纷扰，陈寅恪先生一生遭遇坎坷，中年双目失明，晚年双腿瘫痪，却始终“心系民族兴亡，国运盛衰”。他拒绝国民党政权的拉拢，不赴台湾，坚守大陆；面对建国后的思想改造，他坚持“不要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始终保持学术的独立品格。在《王国维纪念碑铭》中，他写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既是对王国维的悼念，更是对中国士人精神的传承与坚守。

而这份“自由之思想”，绝非世人误读的“西用”或“个体放任”，而是陈寅恪先生所倡导的“学识广博、融汇贯通之自由”。宋代学术的自由，体现在“经学创新、史学优异”的突破中——宋儒不再将经典视为不可逾越的教条，而是以“疑经”“改经”的勇气，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阐释。朱熹注解《四书》，不盲从汉儒旧说，而是结合自己的思辨与体验，提出全新见解；欧阳修编撰《新唐书》《新五代史》，打破正史编撰的陈规，以“春秋笔法”褒善贬恶，体现出鲜明的史学思想。这种自由，是“史学、文学、经学与西学地理、自然、人文与科技的互学互通”，正如宋儒吸收佛道思想重构儒学，陈寅恪先生自身也“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既深耕中国传统文化，又通晓梵文、巴利文、波斯文等十余种外语，广泛涉猎西方哲学、史学、文学，从而能够在《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著作中，以跨文化的视野解读中国历史与文学，达到“广搜群籍，贯通古今，成一家有系统之论述”的境界。

回望当下，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变局中。全球一体化与逆全球化交织，俄乌战争已进入第四年，局部冲突此起彼伏，反移民浪潮、贸易保护主义暗流涌动；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爆发式发展，正引发人类文明的又一次科技革命。我们无法与AI比拼史料考据的速度，也难以在逻辑推理与归纳总结上与之抗衡，但人类思想的自由贯通、创新创造，仍是无可替代的优势。陈寅恪先生所倡导的“中西互为体用”，在今天更具现实意义——宋代儒者吸收佛理精粹而复兴儒学，曾国藩、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以应对西学冲击，而在AI时代，我们更需要秉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AI互用”的智慧。我们可以借助AI快速获取海量知识，却不能让AI替代独立思考；我们可以吸收西方先进技术与理念，却不能丢失本土文化的根脉；我们可以拥抱科技进步带来的便利，却不能放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坚守。

学校的通识教育，正如王水照先生所言，只是“师傅领进门”的引路之功，而“继往开来”的修行，终究在于个人。宋代文化的辉煌，源于士大夫群体对知识的渴求、对真理的追求、对家国的担当；陈寅恪先生的精神，在于乱世中坚守学术独立与人格尊严。在这个信息爆炸、思想多元的时代，我们更需要以宋学为镜，以陈寅恪先生为榜样，在与AI的互学互通中拓宽视野，在对传统文化的深耕中汲取力量，在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中锤炼思想。唯有如此，才能在时代的浪潮中不迷失方向，在科技的冲击下保持本心，让“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成为心灵的定盘星，让华夏文明的智慧之光，照亮未来的前行之路。

思想的游荡终有归处，文化的传承永无止境。当我们真正读懂了宋代的辉煌，读懂了陈寅恪先生的坚守，便读懂了文明传承的密码——那是包容异质的胸襟，是贯通古今的智慧，是独立不屈的风骨，是生生不息的创新。这，便是宋学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遗产，也是我们应对当下、开创未来的精神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