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3月,上海细雨绵绵的黄昏里,衡山宾馆的后厨因为一坛陈年绍兴酒而格外热闹;谁也没料到,当晚最引人关注的并不是酒香,而是一只被视若镇馆之宝的陶杯。
当时正在沪上作短暂停留的,是肩负中罗建交前期沟通任务的罗马尼亚代表团。按照惯例,宾馆要端出分量最重的器物示好——那套“九龙杯”。杯子共三十六只,釉色如玉,内壁微雕游龙。对许多人来说,它不仅是工艺品,更承载着一次次“盛情款待”的外交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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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子真正走进历史的聚光灯,则要追溯到洪武十九年。景德镇“御器厂”的匠人首次将虹吸暗管藏于杯壁,杯满则漏,杯浅则盈,公道二字被巧妙写进器型。康熙年间的再度仿烧,使它的外形趋于极致:口沿九条龙首交错探出,拿在手里几乎看不到接痕。抗战胜利后,这种工艺再度失传,直到一位老匠人凭记忆重烧,世上才又出现唯一完整的三十六件套。上海市委交际处听闻此事,专程购回,常年锁于衡山宾馆地下一号库。
3月25日晚,南京路的霓虹逐渐亮起,宴会厅里却灯火璀璨。罗马尼亚客人对香喷喷的葱烤鲫鱼赞不绝口,更被那套杯子勾去全部注意。席间推杯换盏,秘书处一名男性成员握住其中一只,翻来覆去研究。谁也没想到,收场清点时,杯子只剩三十五。
负责保管的薛清钧当场愣住,进出名单、搬运流程全是自己亲自盯的,连最细心的服务员也说“数来数去就是少一个”。内部搜查持续到凌晨仍无结果,众人心里渐生寒意:国宝丢了,谁担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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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巧26日午后,周恩来总理自北京抵沪,陪同来访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走进宴会厅,总理发现气氛紧绷,便低声问餐厅负责人。“要瞒不住的事,还是得说。”一句提醒,让负责人只得如实汇报失窃经过。
总理叫来放映员,把前一晚的监控带倒放、快放,一帧一帧地盯。屏幕里,那位罗方秘书趁着侍者弯腰添酒,顺手将杯子滑进公文包。画面定格,总理轻轻点头:“东西就在他身上,人还住在楼上,咱们不急。”
如何既保全国宝又不损两国情面?夜里,总理在纸上勾勾画画,忽而放下笔:“既然他们喜好表演,何不请他们多看一场?”迅速与文艺团沟通,当晚临时加演魔术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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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色降临,越南与罗马尼亚两支代表团按邀准时入座。灯光暗下,魔术师端着覆帛的托盘出场。“诸位嘉宾,请见证一件稀世之宝的‘瞬移’。”他揭开绸布,正是缺席多时的九龙杯。伴随清脆一声响,杯子忽地消失。台下惊叹声此起彼伏。魔术师微笑着走下舞台,快步走到罗马尼亚秘书面前,低声念出几句咒语,随即高声宣布:“它就在这位先生的公文包里!”
“这是演出效果?”那位秘书脸色一红,只得从包中取出那只杯子,佯装恍然大悟:“原来跑到我这里!”掌声雷动,笑声掩盖了一切尴尬。魔术师携杯重返舞台,再次翻手,杯子“复位”于托盘,从容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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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散场,代表团宾主尽欢。国宝悄然送回地下一号库,罗方领队隔日也礼貌致歉,解释为“秘书过于热爱中国艺术,失于管束”。事情止于此处,两国后续会谈未受丝毫影响。
衡山宾馆的老员工后来回忆:“总理一句‘别急,还有机会’,就像给我们打了针定心剂,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安排得滴水不漏。”的确,一场看似即兴的魔术,背后是对外交礼仪与民族尊严的精准拿捏。
九龙杯继续静卧库房,偶尔才随国宴重见天日;那位秘书的名字早被人们淡忘,可那晚舞台上短短数分钟,却成为衡山宾馆口口相传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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