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向陈云请教经济问题，陈云提三点看法，毛主席：我做不了主

1950年1月5日清晨，紫禁城里薄雾未散，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临时会议却已开始。解放后第一个寒冬，财政赤字和物价上涨像两把剪子，剪得新政权手心发烫。毛泽东在会场来回踱步，他要听一位熟悉算盘声的同志如何拆局。陈云应召进屋，只带了一个布本子，毛泽东摆手示意他坐：“老陈，你来说，我可做不了这个主。”

两个月前，国家第一次折实公债方案在北京引发多方议论。毛泽东担心“票子”发多了伤到新生工商。陈云却认为发钞与借债不可偏废，“只用钞票，好比只用一条腿走路”。早在1949年8月，他已写信建议年底以前发行二千四百亿元公债。那封信放在毛泽东案头，墨迹未干就被翻了三遍，可仍没有盖章。眼见物价曲线仍在往上窜，华北平原的小贩用竹竿挑着钱去买布的场景，让中央心里凉了一截。

陈云的底气来自上海。1949年夏，他领着薄一波等人奔赴风雨飘摇的江南。那时的十里洋场，电厂缺煤，纱厂停机，码头一片萧条，美元黑市像潮水。陈云提着布包走进资本家座谈会，对方或冷眼，或观望。三天之后，他跑遍外滩的库房和闸口，弄清了棉花、煤炭、面粉的存量，掌握了几本账簿，晚上用半截铅笔记下所有数据。有人劝他先稳金融再谈生产，他摇头：“厂子一关，工人饭碗就碎；饭碗一碎，社会就乱——金融照样稳不住。”

7月末的台风冲垮了黄浦江边的堤岸，也冲出了上海对新政府的第一考题。陈云把几位老东家叫到一张折叠桌前，用竹签在黄纸上画出资金、原料、运力三条线：“通路先通心，人齐了再开工。”没几周，煤炭从开滦运到上海，纺织机重启；米面油在巷口统一挂牌，上海摊商第一次见到“平价”两个字。毛泽东收电报时难得写了八个字：“陈云此举，救火神速。”

正因为这段经历，毛泽东把“发行公债”这根难啃的骨头交到陈云手里。中南海的会场里，陈云翻开布本子，语速不快，句子掷地有声：

第一，调剂通货。“公债发行出去，等于先把水放进渠道，随时可开闸回收，收放之间必须对接物价与货币。”他说到这里抬眼扫了一圈，“要让老百姓相信，一块钱还能买到昨天的一碗面。”

第二，调剂额度。公债分月投放，先试水，再加量。“像工厂点火，要慢慢加煤，不是一股脑把煤炭倒进炉子。”此话打消了不少人的顾虑：原来额度可松可紧，并非一去不返。

第三，调剂金银外汇。“收进多少黄金、美钞，要视市场反应机动掌控。若商民周转真紧，我看可适当放松外汇管制，先救活再管严。”一句话点明政府与市场的赛跑：晚一步，社会成本翻倍。

毛泽东听完，沉默片刻，对周恩来轻声说：“老陈想得比我们细。”随即转身向陈云：“照你这三条办。我不懂这门道，主我做不了，你来扛。”会场静了两秒，继而响起稀稀拉拉的敲桌声，算是无记名投票——赞成。

1950年1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政务院令：一九五○年一月一日起，正式发行人民建设折实公债。面额一元折合白银一钱二分，利息为年息百分之四。消息传出后，天津盐商先表态认购，重庆的布商紧随其后。更出人意料的是，一批东北老工人自发将多年积攒的银元折换成公债券，嘴里嘟囔着“这回靠得住”。

春去夏来，公债仅用九十天即告售罄。市场上的法币与金圆券相继退出，人民币对银元汇率稳定到了2.2：1。上海大世界重新挂上霓虹灯，老上海《申报》惊呼：“物价似乎真停住了。”财政部统计，一九五〇年第二季度，全国预算赤字降至年初的一半。陈云拿着最新数据，步入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主席哈哈一笑：“这回可见真章，我当初是瞎担心。”

回望陈云走过的路，他从青浦小学徒到上海地下交通员，再到延安的大算盘手，最后执掌新中国财经中枢，始终信奉“先摸清家底，再下方针”。而毛泽东对他的信任，也是在无数次急难险重中一层层加码。两人之间的互动告诫后来者：政治家需要战略目光，更需要懂行之人把脉开方；掌舵者敢于放权，治财者又守得住底线，国家经济的巨轮才能避开暗礁，驶向深蓝。

1951年国债如期兑付本息，没有一笔拖欠。那年春天，北京前门外的茶座上，市民议论：“共产党说话算数。”这声评价，或许正是毛泽东当年那句“我做不了主”最好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