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木察格的雪》中的自然叙事与文明互鉴

（来源：内蒙古日报）

转自：内蒙古日报

◎冯永平

　　当一场50年一遇的暴风雪封锁了塔木察格草原的天地界限，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笔下的世界却并未因此沦为纯粹的灾难景观。相反，在混沌的白色帷幕下，一幅更为深邃的图景徐徐展开：中国石油工人与蒙古国牧民的轨迹在危机中交汇，一匹名为“大黄蜂”的普氏野马后代以生命完成最后的守护。荣获2025年度“中国好小说”称号的《塔木察格的雪》这篇作品超越了自然灾害的线性叙事，成为一则关于关联性生存与文明互鉴的现代寓言。它巧妙地将“一带一路”背景下基础设施的“硬联通”，转化为人与人、人与动物、文明与文明之间情感与伦理层面的“软连接”，并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宏大视野下，审慎凝视了传统与现代碰撞时的阵痛、牺牲，以及于严寒深处悄然萌发的新生希望。

　　小说中的暴风雪，绝非静止的背景。它自开端便以主宰者的姿态，成为统摄一切的自然伟力与命运幕布。天地混淆，路径湮灭，“天空昏暗得仿佛没有黎明就到了夜晚”，世界退回到一种近乎原始的迷失状态。在这片由“又肥又急”的雪絮构成的混沌场域中，现代科技的确定性遭遇挑战：北斗导航仅能提供最基础的坐标，皮卡车在深厚的积雪中艰难蠕动。然而，正是这种日常秩序的短暂悬置，为一种新的、基于具体境遇的关联伦理开辟了空间。风雪抹去了“石油工人”“牧民”等身份标签，油田副主任老马、牧民少年小布尔津、叙述者“我”，都被还原为“在风雪中求生存的人”。油田抢险、搜寻马群、救援车辆这些行动，自然超越了职责划分，演变为极限环境下的生命互助本能。那“放牧着羊群般的雪屑”的寒风，以其精妙的拟人化笔触，将这种关联性推向更为广阔的维度：自然本身即是牧者，人类与牲畜都在同一股自然伟力的驱策下，于苍茫中寻觅归途与生机。小说触及了草原生态的脆弱：“白灾”之上，因黄羊大规模迁徙可能引发的“黄灾”，预示着生态系统的脆弱平衡。然而海勒根那的叙事并未止步于预警，小说结尾那“即将返青”的草原，将个体的悲剧安放于自然永恒的循环韵律之中，暗示毁灭或许内蕴着一种残酷的更新，严冬的肃杀深处，始终蛰伏着春日不可遏制的生命力。

　　在这场席卷一切的白色史诗中，公马“大黄蜂”无疑是叙事的心脏与灵魂。它的存在，串联起自然野性、文化传承与生命伦理的多重意涵。作为一匹从冰河获救的普氏野马后代，“大黄蜂”自始便是一个“之间者”：血脉中奔涌着荒野的自由与不羁，命运却将其纳入人类文明的庇护与规约；它身处马群，又因异质的血统长期被头马“黑虎”排斥，孤独地徘徊于边缘。这种坚韧而尴尬的生存状态，精准地隐喻了任何文明转型地带，那些承前启后者所必然承受的内在张力与身份焦灼。它的英雄叙事，并非古典意义上的天赋荣耀，而是一部通过极致奉献来赢得归属的悲壮诗篇。在狼群围攻的生死关头，它取代年迈的“黑虎”挺身而出，以伤痕换取族群的生机。这既是力量的较量，更是一场庄严的伦理交接：旧秩序的代表悲壮谢幕，而融合了原始野性与守护忠诚的新生力量，以其鲜血证明了自身价值，获得了群体的深刻认同。最终，在暴风雪的无情围困中，“大黄蜂”以头马之职完成了生命的绝唱：它护佑孕马，直至在找到最后一小片草根之地后力竭而亡，身旁诞生了新的金色马驹。它眼中那反复被摹写、终至熄灭的如火焰般的光芒，象征着一种不屈的生命意志与守护精神。它的死，不是败退，而是能量耗尽、职责已尽的庄严完成。通过“大黄蜂”的悲剧弧光，小说构建了一种超越物种的关联性生命伦理：个体的尊严与价值，深植于其对群体的责任、对未来的托付之中。这与石油工人老马在发烧中仍秉持的“铁人精神”，在叙事深处形成了深刻的伦理互文——二者都以一种近乎本能的坚韧，诠释了在不同文明语境下，对于“职责”与“奉献”的共同理解与价值认可。

　　《塔木察格的雪》的叙事背景，置于中国企业在蒙古国参与合作开发的宏观图景之下，但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它将“一带一路”倡议所倡导的“互联互通”与“共同发展”理念，细腻地溶解于充满烟火气的日常互动与紧急应对之中，构建了一种去除了宏大叙事外壳的在地化邻里伦理。以老马为代表的中国石油人，其形象被巧妙地重构为“社区共建者”与“文化邻居”。他们的工作清单上，不单单包括石油开采，更延伸至为牧民拉通电网、为学校修缮教室、协助乡镇建设医务室乃至参与草原灭火。这些举措，若仅从项目名录审视，或可归为企业社会责任；但在小说的肌理中，它们转化为一种基于长期共处与相互理解而产生的、近乎本能的关怀。老马那句朴素的“我们要的是国家声誉”，在实践中具象化为珍视口碑、信守承诺的持久交往伦理。这种伦理关系，在老马与少年小布尔津的忘年交中得到了最具温度的呈现。他们的交往超越了简单的物质往来：老马深切关心少年的学业与未来，甚至不惜在风雪夜善意地谎指方向，只为将他引回安全的驻地；小布尔津则视老马如亲人，欲以家中最珍贵的马匹相赠以表达至诚的感激。这是一种基于真诚尊重与情感投注的拟亲缘联结。而叙述者“我”——一个在海拉尔城里长大、不通骑射却通晓蒙古语的蒙古族青年——则扮演了文化中介与双重观察者的角色。他的存在，本身即象征着当代民族文化身份的流动性与复杂性，他通过摄影镜头重新发现和连接草原传统，也通过具体行动参与到这场跨文化的对话与共建之中。小说中诸如为牧民安装马桶和集中供暖这样看似微末的细节，恰恰是文明互鉴最生动的注脚。技术的介入没有表现为居高临下的改造，而是具体而微地纾解了“白屁股冻成青萝卜”的切实苦楚，体现了对个体生命尊严的细致体恤。这种叙事策略，使得“国际合作”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褪去了抽象的概念外衣，变得可感可知，如同雪夜里递来的一把铁锹、板房内默默增添的一床被褥，以及少年眼中对中国未来的那份明亮憧憬。

　　海勒根那的叙事艺术为深邃主题赋予了沉静磅礴且极具民族特色的形式。语言富有苍凉诗意与旷达气质，又融入现代小说的细节刻画与情感节制。最显著的情感特征是“含蓄”与“内敛”。在巨大悲伤面前，人物情感表达收敛而厚重。小布尔津找到“大黄蜂”遗体时，先蹲下抚摸、为它合眼，眼泪才“簌簌地流下”。老马的安慰仅一句：“为它骄傲吧，它尽了职，是匹好公马。”这种极致的含蓄背后，是草原民族在严酷自然环境中淬炼出的对苦难与死亡的深刻理解——悲伤被内化与升华，转化为沉默的敬意与继续前行的力量。小说结尾的处理尤为精妙且富有哲学意味。在生命凋零的悲剧顶点，笔锋转向自然永恒律动：“这场春雪过后，马群身下的草原即将返青……”这并非稀释悲情，而是展现更辽阔、与自然节律相通的生命观照。个体牺牲被纳入自然生生不息的循环，获得超越性意义。希望的胚芽，既在新生小马驹身上，也在即将破土而出的无边绿意中。

　　《塔木察格的雪》最终抵达的，是一种于逆境中主动构建关联、在差异中寻求共生的文明启示。在全球性变迁如同无形风雪席卷的今天，这篇小说以其文学的敏锐告诉我们，真正的韧性或许并非源于孤立的堡垒，而是源于风雪中毫不犹豫伸出的援手，源于不同背景的生命之间基于具体境遇的理解与情谊，源于每一个体为其所爱所信尽“职”尽责而迸发的精神火焰，也源于对自然韵律深切的敬畏与顺应。“大黄蜂”的牺牲，诚实地揭示了守护与转型所必须支付的沉重代价。然而，那匹蹒跚新生的小马驹、少年眼中愈发澄澈坚定的光芒、工友们郑重许下的诺言，以及深埋于冰雪之下、等待破土而出的无边绿意，共同标识了希望与延续的可能。它们仿佛在苍茫的雪原上，共同定义了一条“文明的雪线”。这条线测量的并非严寒的物理极限，而是一种文明所能抵达的伦理高度与情感温度：当发展进程能够悉心倾听不同文明的脉搏并以呵护生命尊严为尺度，当技术应用蕴含着对地方性知识与生存智慧的尊重与融合，当个体的命运自觉融入更广阔的共生网络并甘于为之尽责，那么，即便置身最严酷的境遇，人类依然能够共同守护并耕耘出一片承载着理解、尊严与未来期许的“精神的向阳坡”。这，正是《塔木察格的雪》这部优秀的作品，以其独特的文学质地、深邃的人文关怀与鲜明的时代对话性，留给我们的珍贵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