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隆会议上的周恩来，即席开场白语惊四座，美国记者感叹其外交技巧登峰造极！

1955年4月的一个傍晚，印尼爪哇岛西部的山城万隆，一场骤雨刚停。独立大厦外的石板路还泛着水光，穿着各式民族服装的代表三三两两匆匆而行。没人想到，就在这几天里，一场看似普通的国际会议，会在风云突变中，被一位东方大国总理用短短几句即席之语，硬生生从对抗边缘拉回到团结合作的轨道上。

这不是戏剧舞台，而是冷冰冰的现实政治。时间定格在1955年4月，地点在当时被称作“东方小巴黎”的万隆，29个亚洲和非洲国家的代表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宗主国参与的情况下，试图自己商量自己的事。而几乎在同一时间，距这里数千公里之外，一架名叫“克什米尔公主号”的飞机在空中爆炸，火光之下，隐藏着一桩针对中国总理的暗杀计划。

有意思的是，后来的历史记忆里，人们最常提起的，却不是阴谋和爆炸，而是那句看似温和却极有分量的话——“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一、中国代表团“劫后抵万隆”：从暗杀阴影到万人欢呼

1955年1月27日的北京，外交部大门口停下一辆插着印尼国旗的黑色轿车。印尼驻华大使莫诺努图匆匆下车，带来的，是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签署的正式邀请：中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被请去参加即将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

这封邀请书，对当时的新中国来说意义极大。它当面否定了台北当局在国际上的代表资格，也让许多西方国家坐立不安。美国方面马上开始在舆论上大做文章，说什么“中国要夺取会议领导权”“中国是远东局势的威胁”，一边造势，一边暗中策划更阴险的手段。

4月上旬，“克什米尔公主号”包机从香港起飞，预定航线就是载着中国代表团部分人员前去参加万隆会议。美台方面的特务在机上安置了炸弹，打的主意非常明确：最好能让周恩来在半空中“失踪”。结果计划落空——周恩来临时改变行程，为了先赶到仰光同缅甸总理吴努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决定乘专机从昆明出发。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在空中爆炸，多名随行人员遇难，这起震惊世界的空难暴露出幕后毒计。

几天后，周恩来在4月14日抵达仰光。缅甸出动4架军机护航，规格之高，在当时极为罕见。这既是对暴行的谴责，也是对中国总理生命安全的实际保护。周恩来在仰光同吴努、尼赫鲁以及越南总理范文同、埃及总统纳赛尔等人举行了小型会谈，悄悄为即将到来的万隆会议定下一个基本方向：会议要谈反殖民，要谈和平，不被别人轻易带偏。

4月16日，中国代表团专机缓缓降落在雅加达的马腰兰机场。第二天，车队沿安第公路驶入万隆。路两旁挤满当地群众，有的高喊印尼语口号，有的用英语，有的索性用广东话大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平万岁”。对于刚刚经历暗杀策划的周恩来来说，这样的场面多少带着一点命运嘲讽的味道：有人要他在半空中消失，却在地面上迎来万众欢呼。

二、紧张开局：反共发言此起彼伏，会场气氛骤然凝结

1955年4月18日上午9点左右，亚非会议在万隆独立大厦正式开幕。印尼总统苏加诺身着白色西装，头戴黑色穆斯林圆顶帽，发表了一篇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演讲，意义很清楚：亚非国家要团结，摆脱殖民主义，让世界看到一个不再由西方说了算的格局。

会场上，各国代表大多穿着本民族服饰，色彩鲜明，场面颇为壮观。会议主席由印尼总理阿里担任，议程分两大阶段——先是各国团长发言，再是小组讨论和起草公报。表面看，各国都在谈和平、谈反殖民、谈合作，但会场暗流汹涌。

在美国的授意和影响下，部分代表突然扔出几枚“冷战话题炸弹”。伊拉克代表团团长贾马利在大会上将“共产主义”攻击为“新殖民主义”；菲律宾代表团团长罗慕洛甚至宣称，亚洲真正的任务不是反殖民，而是要同美国联合对付共产主义；泰国代表则把中国成立傣族自治区，说成是对周边国家的“渗透”和“颠覆”。

这些话都是当着中国代表团的面说的，说得很直接，也很难听。会场空气一下子紧绷起来，有些代表下意识地把目光投向中国代表团席位，想看中国方面会不会当场反击，引出一场你来我往的激烈论战。

周恩来当时坐在代表团席位上，神色平静，一边认真听记录，一边不时在纸上疾笔勾画。不少人以为，他是在准备一篇锋利的反驳讲话，准备在发言时把这些指责一一驳回去，气氛越炒越热。美国记者更是在一旁期待“精彩对骂”，准备好稿子等着写“中菲争论”“中泰争论”之类的标题。

有意思的是，就在紧张情绪逐渐累积的时候，周恩来心里已经做了个反常规的决定：不顺着别人设好的“吵架”轨道走。他清楚，如果当场针尖对麦芒地回击，虽然气势上很痛快，却极有可能把会议的焦点从“反殖民”“求和平”转移到“反共与反反共”的争吵上，那就正中一些西方势力的下怀了。

三、“求同存异”的即席发言：一句开场白，扭转全局

轮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发言时，会场异常安静。有代表甚至放下钢笔，专门盯着讲台方向。主席宣布“中国代表发言”，周恩来起身，快步走上讲台，稍微环视一圈，点头致意，然后脱稿开口。

他的第一句话，完全出乎许多人的预料：“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的，不是来吵架的。”紧接着又一句：“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的，而不是来立异的。”

这两句，看似轻描淡写，却极有分量。会场的紧张气氛像被骤然按下一次“缓解键”，不少人不由自主地挺了挺身子，重新审视这位刚刚历经暗杀阴影的大国总理。美国记者原本想看“火药味十足”的场面，被这两句话说得一愣，笔记本上一时间无话可记。

周恩来接着话锋一转，没有逐条去反驳谁，而是从亚非大多数国家共同的遭遇入手。他说，大家有一个共同基础，那就是：自近代以来，绝大多数亚洲和非洲国家都曾经、或者正在遭受殖民主义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从这个现实出发，就很容易相互理解、相互支持，而不是互相猜忌和恐惧。

这种说法，乍听之下很朴素，但在当时的语境里，其实是一种高明的政治引导——把纠缠于意识形态争论的视线，重新拉回到反殖民、反侵略的共同利益上。

关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周恩来没有回避，而是用缓和的语气指出，各国制度不同、信仰不同，这是现实存在的，强行统一不可能，也没必要。真正该做的，是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共处，而不是给别人扣“阴谋”“颠覆”的帽子。他甚至主动邀请各国代表到中国去看一看，用老百姓的话说，“百闻不如一见”，别只听外面宣传。

几句话，说得不急不躁，却把主动权牢牢握在手中：既坚持立场，又不被人轻易拖进“口水战”的泥潭。

这段即席讲话，其实是临场做出的选择。中国代表团原本准备好的发言稿并不是为这种被“点名攻击”的场景而写的，周恩来临时决定把那份稿子改作书面材料发给各国，自己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更加灵活的方式回应现实局面。不得不说，这种现场判断能力，是他多年外交实践积累出来的本事。

发言最后，周恩来提到“16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会议成功”，呼吁各国团结努力。这句话简单，但点出了当时亚非国家的人口体量，也在无形中强调了“我们不是少数，我们是世界人口过半的力量”的意义。

会场掌声响起，持续时间不短。两天以来弥漫在会场上的那股沉闷味道，被这一番讲话冲散不少。印度总理尼赫鲁评价这是“很好的演说”，埃及总统纳赛尔直言“很喜欢”；就连先前言辞尖锐的罗慕洛，也承认这是“出色的、和解的讲话”，美国记者则用了“外交技巧登峰造极”这样的字眼。

这场演讲的关键，不在于字句多么华丽，而在于方向——它让万隆会议重新围绕“反殖民、求和平、谋合作”转动了起来，而不是被带进冷战对抗的窄胡同里。

四、会外斡旋与二度化解危机：从“科特拉瓦拉风波”到“和平宣言”

亚非会议进入第二阶段后，表面的波澜似乎渐渐平息，小组讨论、公报草拟都在推进。但在4月21日这一天，新的矛盾突然又冒头了。

这一次挑起事端的，是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锡兰即今天的斯里兰卡）。当天上午，他在自己住的别墅召开记者会，明目张胆干涉中国内政，公然宣称希望台湾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并要求中国“公开、正式地要求亚非各地的共产党组织解散”。下午，在政治委员会会议即将结束时，他又拿出一份早已打印好的发言稿，当众提出要像谴责西方殖民主义那样，批评所谓“苏联殖民主义”。

在当时的氛围下，这一番话无异于往已经平静一点的水面投下一块大石头。会场内外都在揣测：中国代表团会不会这次忍无可忍，当场展开激烈反驳，一场争吵几乎就在眼前。

周恩来的处理方式，依旧出人意料。他在会上明确表示不同意这番言论，但只提出要在第二天发表意见，而没有立刻“回敬”过去。会议一结束，他在会议主席阿里的陪同下，直接登门拜访科特拉瓦拉。

两人会面时的气氛，起初难免有些尴尬。周恩来很直接地问他：这番讲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打算在会议上继续提出什么决议或动议？面对面坐着，科特拉瓦拉的气焰明显没有在会场上那样高，耸肩摊手，说自己只是“说出心里话”，并无意引起争论，尤其不想让会议失败，第二天不会再提出协议或决议。

周恩来当面表示感谢，临告辞时，科特拉瓦拉反问了一句：“现在我们是朋友了，不是吗？”两人同时伸出手，用握手来给这场潜在的冲突画上了句号。这里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画面：一个刚在会场上放出“重话”的总理，晚上一见到被点名针对的一方，不得不退了一步，这背后，既有对会议大局的顾虑，也有对对方冷静态度的认可。

第二天上午，政治委员会照常开会。外界很多人都以为，这次恐怕难免剑拔弩张。结果，周恩来在会上只是简明阐明中国立场，强调求同存异的态度，并没有利用机会“追打”对方，会议就这样安稳越过了争吵关键点。科特拉瓦拉也表示，前一天的讲话只是个人意见，并无意让会议失败。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在会议最后阶段，讨论宣言文稿时，“和平共处”这个概念又成了争议焦点。缅甸、印度建议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入会议宣言，有些国家却觉得“和平共处”是共产党才用的词，坚决反对，坚持要讲“实力政策”。僵持之下，会议气氛再度沉重。

就在这个关口，周恩来说话了。他没有一味强调“和平共处”四个字一定不能改变，而是坦然提出，如果有代表对这个用词有意见，可以改用联合国宪章前言中的“和平相处”一词，意思不变，提法更容易为各方接受。同时，中国代表团递交了自己的“和平宣言”议案，把亚洲和非洲国家普遍要求和平与合作的立场，系统地归纳出来。

这种“退一步又前进一步”的做法，十分微妙。既没有固执于某个词不放，又把实质内容牢牢保住，给对方留下面子，也把道路打通。

美国记者鲍大可当时的评论颇有代表性：周恩来善于等待时机，在别人争执不下、会议陷入死结的时候，这样的出场格外显眼。他并没有改变那些坚定亲西方领导人的根本立场，却改变了会议的走向，在不少反共国家代表心里留下了可靠的印象。

4月24日，亚非会议通过了《亚非会议联合公报》，确认了含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的十项原则。这十项原则，后来长期被视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一种重要准则，“万隆精神”一说，也由此得名——强调团结、反殖民、和平共处、协商合作，这几条，都是从那段日子里一点点磨合出来的。

五、午宴上的“69字声明”：在非正式场合解决极敏感问题

万隆会议期间，还有一场发生在餐桌旁的“神来之笔”，值得单独拎出来说说。

当时，台湾海峡局势很紧张。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断加码，甚至签署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同时鼓励台湾方面固守离岸岛屿。部分参会代表对这一局势颇为关注，一些亲西方国家的代表甚至提出，要由联合国“托管”台湾，几年后搞一个“独立”，这种想法，与中国的立场完全背道而驰。

这种问题如果放到大会上公开讨论，势必争执不休，也完全偏离亚非会议的议题。如何既不回避，又不让会议变味，这就是难点所在。

1955年4月23日中午，印尼总理阿里在自己的官邸摆了一桌不算太大的午宴，邀请对象却很关键：五个亚非会议发起国领导人——印尼的阿里、印度的尼赫鲁、缅甸的吴努、锡兰的科特拉瓦拉、巴基斯坦的代表，以及中国的周恩来、泰国代表旺亲王、菲律宾代表罗慕洛，一共八人，被外界称作“八国午宴”。

席间，自然谈到了远东局势，特别是台湾问题。周恩来把中国的基本立场讲得很清楚：台湾是中国领土，如何解决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插手；眼下造成局势紧张，是因为美国占据台湾，把它变成军事基地；中国不想同美国打仗，但有权利、也有决心维护自己的主权。

听完这些，印尼总理直接提议：“周恩来先生，您能不能公开发表一个声明，让美国和全世界都清楚知道中国的态度？”周恩来略作思考，很快答应。他非常清楚，这样一个声明，若能通过媒体传出去，其影响远超会场里面的发言。

很快，消息在万隆传开：周恩来将有重大表态。各国记者闻讯而至，把印尼总理官邸外挤得水泄不通。在这样一个略带即兴色彩的场合，周恩来对着记者们说出了一段只有69个字的简短声明：

“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这段话的逻辑非常清晰。一方面，把中美矛盾限定在“政府之间”，刻意区分“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避免整个民族对立；另一方面，主动提出“坐下来谈判”，强调中国不是好战的一方，同时表明，在主权问题上不会退让。

这个短短的声明在国际舆论场上掀起很大波澜，不少国家主动表示愿意为中美对话牵线搭桥。后来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启动，不能说完全因这段声明而起，但多少带着这69个字留下的伏笔。

很值得玩味的一点是：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表态，并不是在宏大礼堂，而是出现在一桌带有印尼风味的午餐上。周恩来善于利用这种“非正式场合”，把最复杂的敏感议题，用最简练的话讲出来，而且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

六、会场之外：密集会晤、餐桌外交与个人风格

万隆会议之所以能在重重干扰之下收尾顺利，与正式发言固然分不开，但很多关键转折，其实发生在会场之外。周恩来在那几天里，几乎处在一种超负荷运转状态：白天开会，间隙会见代表团，晚上宴请友人、沟通意见，一天之内安排数场会晤是常事。

会议期间，他会见并宴请的第一位重要嘉宾，是柬埔寨王国代表团团长西哈努克亲王。这位年轻的国家元首此前没有和周恩来见过面，对中国了解有限。万隆的一次晚宴，让两人的关系一步到位。

那天晚上，中国代表团在下榻别墅设宴。周恩来请陈毅和章汉夫作陪，特意让随行厨师准备几道中国菜肴。西哈努克本来就对精致饮食颇有讲究，又听外交大臣狄普芬以前在日内瓦会议上尝过中国饭菜，大加赞叹，这回亲自品尝后，很快被折服。倒是茅台酒让他有点吃不消，他后来还笑着说，要当心这种烈度不低的中国佳酿，周恩来喝了许多杯还能头脑冷静，而自己实在不太能适应。

餐桌上双方谈笑之间，把很多敏感话题说得很开。西哈努克称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认为这对小国主权保护意义大，也对周恩来的万隆表现极为敬佩。周恩来则非常认可柬埔寨在会议上提出的中立立场声明。临别时，双方互相发出访问邀请，这条关系的后续发展众所周知：1958年中柬建交，1960年又签订了友好互不侵犯条约，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交往维持了很长时间。

在同日本代表团团长高崎达之助的会面中，周恩来则采用另一种风格。4月22日上午，两人在别墅内会谈，话题围绕中日关系，谈得十分坦诚。高崎此后多次访华，逐渐成为推动日中民间友好的重要人物。可以说，这次短暂会晤，是后面一系列民间交流的种子。

同一天中午，周恩来设宴招待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泰国代表旺亲王夫妇、菲律宾外长罗慕洛等人。前几天在会场上语气尖锐的罗慕洛，在餐桌上面对周恩来，态度明显柔和许多。外交场合的正面对话是一回事，会外轻松环境下的细致交流，又是另一重效果，两者结合，才能慢慢磨平误解。

除此之外，中国代表团还同印尼、锡兰、阿富汗、尼泊尔、叙利亚等国团长多次会面；与利比里亚、土耳其、埃塞俄比亚、伊拉克的代表团团长共进午餐；分别与印度、缅甸、沙特、苏丹等国代表共进晚餐。周恩来还协调越南、老挝、柬埔寨代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促成越老两个代表团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要依据和平共处原则发展关系。

战争与和平、主权与合作、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这些沉重话题，通过一次次看似轻松的会晤、宴请，渐渐被分解和消化。不得不说，那几天里，周恩来身上呈现出的，是一种典型的“新中国外交风格”：原则坚决，手段灵活，说话直接但不伤人，适度幽默而不流于轻浮。

在与埃及总统纳赛尔的交流中，周恩来详细介绍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说明中国在此问题上的坚定立场。纳赛尔则把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矛盾的历史脉络向他讲清。双方通过几次深夜谈话，对彼此所在地区问题都有了更深了解，为一年后中埃建交打下基础。这类会晤往往没有公开记录，却实实在在改变着国家间的互信程度。

七、帷幕落下之后：评价、赞誉与一种稳定形象的形成

4月24日晚，亚非会议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结束后，周恩来、阿里、尼赫鲁、纳赛尔、吴努等人走出独立大厦，站在台阶上握手寒暄。那天夜里，万隆城内灯火辉煌，豪曼饭店的庆祝宴会一直持续到夜深，街头民众载歌载舞。对于他们来说，或许未必能立刻感受到十项原则的深远意义，但能感受到的是：自己所在的大陆，不再只是别人地图上的附属品。

在众多参会代表的印象里，一个身材挺拔、说话温和、处理问题坚定又有分寸的中国总理，给这次会议打下了鲜明烙印。有代表直言，如果没有中国代表团的合作态度，会议很可能以失败收场。

印尼报纸《民族使者报》用“希望友好、避免争吵”来概括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表现，认为这对会议意义重大。缅甸总理吴努回到仰光后坦率承认，会议能取得成果，应归功于那些耐心谋求和解的人，而周恩来在其中作用极大。

西方世界里，对他的评价同样复杂而微妙。美国国务院情报部门的内部评估认为，“共产党中国在万隆会议上留下的普遍有利形象，应归功于周恩来的精湛外交艺术”。这种说法，既带着警惕，也带着不得不承认的尊重。

从“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中避险，从一片反共声浪之中以“求同存异”脱困，从“科特拉瓦拉风波”到“和平共处措辞之争”，再到午宴上的“69字声明”，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几乎处处站在风口浪尖，却又能从每一次险境中找到一条稳妥而有效的出路。

万隆会议本身，当然有其时代局限。参会国家之间立场差异巨大，利益诉求也不完全一致，会议之后各国各走各路的情况比比皆是。但在1955年的那几天里，曾经被殖民统治压迫的众多国家第一次站在一起，用自己的语言讨论世界格局；而中国，作为其中一个重要成员，通过表现自己的姿态、理性与诚信，逐步在亚非国家心中确立了一个“可以打交道、值得信赖”的形象。

从历史细节看，万隆会议给新中国外交带来的，不只是公报里的十项原则，更是一种经此形成的稳定印象：这个国家不喜欢夸张姿态，不靠情绪冲动行事，遇到问题先找共同点，再谈分歧；该坚持的地方坚守到底，该变通的地方毫不死板。

至于那句“我们是来求团结的，不是来吵架的”，多年之后再被提起时，已经不再只是一个瞬间的即席开场，而像是一条贯穿整个会议的主线，也勾勒出一代外交家的基本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