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房突围，陈光代师长有没有扔下部队，自己带着骑兵连先行逃走？

一九七二年深秋，军委档案局翻检华北战史时，找到一份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九日的电文，落款是“115师代师长陈光”。那几年里，“陈光夜遁”一说闹得沸沸扬扬，这张泛黄电报让研究员们来了精神，因为它把许多复杂的口头传闻拉回到纸面。

谣言大体分两支：一支说陈光“瞎指挥”，又说他抛下大部队；另一支干脆否认陈光在场，把功劳全算到政治部副主任黄励名下。两种说法相互抵触，却一并流行，网络时代越传越玄乎。

要还原真相，得从那场战斗本身说起。一九三九年五月下旬，日伪对鲁西南实施“铁壁合围”。115师部和686团在泰山以南的陆房一带被三面包围。师长罗荣桓因病在后方，指挥权落在年仅三十四岁的陈光肩上。这位红一军团“猛将”手里的资源并不富裕——一个骑兵连、一个特务营加上师直属机关，共两千余人，再算上686团的三千人，也不过五千出头。

战场最紧的一天出现在五月三十日。下午三时，汶河木桥冒起敌军狼烟， scouts报告南岸火堆成线，疑有大量日军封锁。陈光令部队本打算南撤，一看地形开阔、敌情未明，立即改向北返，准备凭山地阻击。若说这是教科书式操作，倒也谈不上；但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通讯工具又简陋的条件下，临场选择相对有利地形，合乎常理。

夜幕降临前，陈光留下参谋处长王秉璋守师部，自己携骑兵连和特务营向敌防薄弱处穿插。有人据此认定他“带兵跑路”，却忽略了一个事实：115师惯例让前卫担负开辟通道任务。晚上九点左右，陆房东北侧阵地激烈交火，王秉璋通过电话线向前沿喊话：“陈师长，东南角空隙够不够宽？”电话那头吱啦几声后传来一句简短命令：“按预定标志集合，全队跟进！”陈、王之间的这段对话，后来在《王秉璋回忆录》里被记录得清清楚楚。

敌军整夜搜山，直到天亮才发现八路军主力已突向西南。日军战报称“损失千余，未缴获囚”。若真是指挥官临阵脱逃，怎么会留下完整的686团与师直营？更要命的是，陈光并没离开战区，他在突围口西侧继续指挥机动火力掩护后续部队安全通过，这一点在敌我双方记录中都能对照。

再说“黄励主指挥”一说。黄励确实在战场上干得起劲，带政治干事沿战壕串门子，喊口号、唱“团结就是力量”，士气提得很高。但115师当时没有正式参谋长，参谋处长王秉璋承担了绝大部分作战筹划工作。黄励的职责偏政治动员，距离“总指挥”差得远。罗荣桓后来在给彭德怀的信里写道：“黄副主任突围中表现积极，政治队伍安然无恙，可嘉。”字里行间肯定了他的贡献，却没有一句“主策战场”的评语。

有意思的是，“陈光单逃”这一说头一次见诸文字，是一九六二年某地方杂志刊出一篇战地轶事，作者未署真名，只写“某老战士口述”。文章连部队番号都常常搞错，却被后来的小册子、论坛不断引用，结果谣言越演越足。不少读者靠着“写在纸上肯定靠谱”的心理，把传闻当史料。

不得不说，八路军的组织纪律决定了“临阵脱逃”几乎是零容忍的。如果陈光真有那回事，别说后来调东北、当军区司令，就连在当年都逃不过军法。偏偏一九四四年总部对他评语是“我军有数的进攻型干部”，可见事件根本不成立。

当然，陈光在陆房战斗也存在教训。朱德、彭德怀战后电示提出：“侦察不足，机动不够灵活，宜迅速改进。”如果前期侦察到位，也许不用硬闯汶河转折，也不会让敌人合围得那么紧。错误归错误，但与“扔下部队”还是两码事。

陆房突围最终以我军脱困、日军受挫收尾。战报上写着：“此次作战歼敌千余，俘获三十六名，8门迫击炮，机枪十挺。”荣誉榜里没有哪一条与陈光躲避危险有关。相反，前卫连战士余长盛后来回忆：“师长骑在最前面的那匹黄马，汗水直淌，他回头吼一句‘跟上’，大家就噌地扑上去。”

陆房之夜早已过去八十多年，可那封电文仍静静躺在档案盒里——“我师官兵已全数突围，请首长放心。”短短十四字，比任何辩白都有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