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2月的一个寒夜,北京中南海灯火通明,刘少奇主持的卫生工作汇报一直拖到深夜。会议室里反复出现的词是“中医”和“传承”。那次讨论,把“中西医并重”的提法写进了正式文件,也让一位正在广安门医院做住院医师的年轻人暗暗下定决心——他就是唐由之。
会后不久,卫生部陆续开办西医离职学习班。各地医生背着行李赶到北京,临床、解剖、药理样样都学。一时间,念针灸的口号、比金针拨障手法的场景,在协和旧楼的大走廊里此起彼伏。有意思的是,这股风潮把唐由之推向了更高的平台,他很快被推荐去苏州、南京做巡回讲演,讲的就是“金针拨障术”。
再往前追溯,唐由之出生于1926年,16岁拜陆南山为师,在江南小镇守着一间不大的眼科诊所,一天能看四五十个病号。师傅教他一句话:“看眼科,先看人心。”这句话后来被他挂在办公室墙上。试想一下,一个青年医生如果没有对患者的体贴,他再好的手法也难以到位。
1959年春天,唐由之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做了自己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金针拨障”活体手术,22名患者全部复明,震动了当时的医疗圈。论文发表后,他收到一摞外国同行的来信,请他去德国、英国做演示。他没去,坚持“技术走出去可以,根要扎在自己土里”。
时间转到1971年,毛主席在九大后连续生病,体力大不如前,视力也开始急剧下降。秘书张玉凤回忆,那时毛主席已经离不开放大镜,一本《史记》要分成五册才能勉强阅读。工作人员心急如焚,却不敢轻言开刀,因为老人家已是八十高龄。
1974年底,中央警卫局秘密召集了北京、上海几家大院的眼科专家在解放军三○五医院会诊。会前,所有人只知道患者“年逾八旬、双目成熟期白内障”,名字属绝对机密。唐由之在显微镜前比划着自己改良的金针,胸中却早有答案:对方多半是毛主席。
春节刚过,几位警卫员带着简单行李把唐由之请上了军用飞机。有人悄声说:“不用带粮票。”唐由之心里一动,果然奔赴杭州。见到毛主席那一刻,他还是愣住了——老人瘦削,衣服打着补丁,靠在沙发上几乎抬不起头。寒暄之后,毛主席来了一句玩笑:“小楼医生,你那‘小楼’可住得下革命群众?”
王海容递来病历,左眼晶状体混浊度已达Ⅳ级,右眼稍轻。西医会诊给出的方案风险高,毛主席微微摇头。唐由之的估算是“八成把握”,但他补了一句:“要用国产器械。”毛主席精神一振:“对!一个进口的都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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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械很快从苏州、上海连夜赶制:手术椅、金针、镊子、晶体勺,全套八件,装在黄布包里放进毛主席的书房。十天过敏试验一切顺利,可老人迟迟不点头。直到7月的一个深夜,灯光昏黄,唐由之壮着胆子问:“主席,我们都准备好了,做吗?”老人反问:“准备过程中,有问题吗?”唐由之实话实说:“冲洗泪道时没麻好,可能疼着您了。”毛主席大笑,挥手:“那就做!”
手术室就是书房,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推床到门口时,毛主席忽然低声问:“音乐呢?”唐由之愣了,张玉凤赶紧去拿录音机。《满江红》弹词一响,气氛立刻紧绷又昂扬。细金针贴着角膜边缘滑入,白内障核被轻巧拨出,时间不过四五分钟。包扎完毕,毛主席说:“这么快?我还以为没开始。”外头守着的周总理、邓小平听见消息,长舒一口气。
术后第一天换药,唐由之伸出三根手指:“能看见多少?”毛主席答:“三根!”他随口要摘绷带,被唐由之制止,两人僵持了好几分钟,最后折中——特制透明眼罩,只遮不压。深夜,老人摸索着写下鲁迅悼念杨杏佛的诗,交到唐由之手里:“留个纪念。”那张纸,如今仍保存在唐家。
恢复期间,毛主席常邀唐由之谈书论史。一次读到南宋词人的“吊古”句子,老人竟泪流不止,情绪久久难平,唐由之站在旁边不敢插话,生怕影响切口愈合。三天后,眼罩拆除,视野重现,毛主席第一句话是:“好,能再读书了。”
1975年秋,唐由之结束了三个月的贴身护理,离开中南海前合影留念。毛主席握着他的手:“明年把右眼也做了。”然而1976年9月9日,老人猝然离世。唐由之获悉噩耗,整整一天坐在办公室没有说话,桌上那支刻着“由之”二字的自制金针静静躺着,没有再被使用。
此后多年,唐由之被派往朝鲜、非洲援外,仍坚持用国产器械。他常提起那晚《满江红》的旋律,说那是自己一生最短却最难忘的四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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