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由之用中医方法，为毛主席摘白内障，毛主席：器械也要用国产的

1958年12月的一个寒夜，北京中南海灯火通明，刘少奇主持的卫生工作汇报一直拖到深夜。会议室里反复出现的词是“中医”和“传承”。那次讨论，把“中西医并重”的提法写进了正式文件，也让一位正在广安门医院做住院医师的年轻人暗暗下定决心——他就是唐由之。

会后不久，卫生部陆续开办西医离职学习班。各地医生背着行李赶到北京，临床、解剖、药理样样都学。一时间，念针灸的口号、比金针拨障手法的场景，在协和旧楼的大走廊里此起彼伏。有意思的是，这股风潮把唐由之推向了更高的平台，他很快被推荐去苏州、南京做巡回讲演，讲的就是“金针拨障术”。

再往前追溯，唐由之出生于1926年，16岁拜陆南山为师，在江南小镇守着一间不大的眼科诊所，一天能看四五十个病号。师傅教他一句话：“看眼科，先看人心。”这句话后来被他挂在办公室墙上。试想一下，一个青年医生如果没有对患者的体贴，他再好的手法也难以到位。

1959年春天，唐由之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做了自己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金针拨障”活体手术，22名患者全部复明，震动了当时的医疗圈。论文发表后，他收到一摞外国同行的来信，请他去德国、英国做演示。他没去，坚持“技术走出去可以，根要扎在自己土里”。

时间转到1971年，毛主席在九大后连续生病，体力大不如前，视力也开始急剧下降。秘书张玉凤回忆，那时毛主席已经离不开放大镜，一本《史记》要分成五册才能勉强阅读。工作人员心急如焚，却不敢轻言开刀，因为老人家已是八十高龄。

1974年底，中央警卫局秘密召集了北京、上海几家大院的眼科专家在解放军三○五医院会诊。会前，所有人只知道患者“年逾八旬、双目成熟期白内障”，名字属绝对机密。唐由之在显微镜前比划着自己改良的金针，胸中却早有答案：对方多半是毛主席。

春节刚过，几位警卫员带着简单行李把唐由之请上了军用飞机。有人悄声说：“不用带粮票。”唐由之心里一动，果然奔赴杭州。见到毛主席那一刻，他还是愣住了——老人瘦削，衣服打着补丁，靠在沙发上几乎抬不起头。寒暄之后，毛主席来了一句玩笑：“小楼医生，你那‘小楼’可住得下革命群众？”

王海容递来病历，左眼晶状体混浊度已达Ⅳ级，右眼稍轻。西医会诊给出的方案风险高，毛主席微微摇头。唐由之的估算是“八成把握”，但他补了一句：“要用国产器械。”毛主席精神一振：“对！一个进口的都不用！”

器械很快从苏州、上海连夜赶制：手术椅、金针、镊子、晶体勺，全套八件，装在黄布包里放进毛主席的书房。十天过敏试验一切顺利，可老人迟迟不点头。直到7月的一个深夜，灯光昏黄，唐由之壮着胆子问：“主席，我们都准备好了，做吗？”老人反问：“准备过程中，有问题吗？”唐由之实话实说：“冲洗泪道时没麻好，可能疼着您了。”毛主席大笑，挥手：“那就做！”

手术室就是书房，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推床到门口时，毛主席忽然低声问：“音乐呢？”唐由之愣了，张玉凤赶紧去拿录音机。《满江红》弹词一响，气氛立刻紧绷又昂扬。细金针贴着角膜边缘滑入，白内障核被轻巧拨出，时间不过四五分钟。包扎完毕，毛主席说：“这么快？我还以为没开始。”外头守着的周总理、邓小平听见消息，长舒一口气。

术后第一天换药，唐由之伸出三根手指：“能看见多少？”毛主席答：“三根！”他随口要摘绷带，被唐由之制止，两人僵持了好几分钟，最后折中——特制透明眼罩，只遮不压。深夜，老人摸索着写下鲁迅悼念杨杏佛的诗，交到唐由之手里：“留个纪念。”那张纸，如今仍保存在唐家。

恢复期间，毛主席常邀唐由之谈书论史。一次读到南宋词人的“吊古”句子，老人竟泪流不止，情绪久久难平，唐由之站在旁边不敢插话，生怕影响切口愈合。三天后，眼罩拆除，视野重现，毛主席第一句话是：“好，能再读书了。”

1975年秋，唐由之结束了三个月的贴身护理，离开中南海前合影留念。毛主席握着他的手：“明年把右眼也做了。”然而1976年9月9日，老人猝然离世。唐由之获悉噩耗，整整一天坐在办公室没有说话，桌上那支刻着“由之”二字的自制金针静静躺着，没有再被使用。

此后多年，唐由之被派往朝鲜、非洲援外，仍坚持用国产器械。他常提起那晚《满江红》的旋律，说那是自己一生最短却最难忘的四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