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32年后，周福明来到毛泽东纪念堂：我要向您老人家汇报一件事

2008年8月24日晚，北京奥运会闭幕式的焰火尚未完全散去，67岁的周福明却已把9月9日的行程写在了备忘录上。那一天，他准备照例去天安门广场南端的那座纪念堂，再一次向老人家汇报。奥运夺得100枚奖牌的消息刚刚播出，电视机的光晕映在他额头上，闪着微汗，他轻声说：“这么大的事儿，该让主席知道。”

自1976年离开丰泽园以后，周福明每年都在这一天出现。他不爱多话，可偶尔会对同事感慨：“见到旧物，就像又听见主席喊‘周师傅’。”外人不理解，他却把这种牵挂看得比工资还要重。

那份牵挂，源于1959年12月26日的深夜。那晚杭城气温不足零度，一辆吉普车停在西湖边一家理发店门口，车门打开，警卫局干部只说了一句：“带工具，客人等着。”周福明没再追问。理完第三位陌生干部的头发后，他被带到游泳池旁的休息室。门推开的瞬间，他看见一位身材魁伟的老人放下书本，和蔼地问：“你就是小周？”他脑中“嗡”的一声——这才知对面人正是毛泽东。

“放松，和平时一样。”卫士长李银桥拍了拍他的肩。推子落下的电流声在安静房间里颤动，老人埋头看书，时而低笑，肩膀微微起伏。周福明顺着书页翻动的节奏，小心调整角度。二十分钟后，地上只剩薄薄一层发屑。毛泽东合上书本，站起身，郑重道谢。一句“你办你的公，我办我的公”让周福明心头滚烫，也定下了两人此后十七年的相处方式。

1960年春，组织上把周福明调进中南海。从那时起，他不再是杭州评比的“青年标兵”，而成了最高统帅的贴身理发师兼卫士。他很快发现，主席理发像是“打游击”：书房、卧室、甚至木船甲板，都可能临时摆一把椅子。他得随时准备好推子、剪刀、热毛巾，还得保证二十分钟之内收工。毛泽东看文件投入时，脑袋常前后晃动，周福明便练出“走动式”剪发的本领，手腕稳得像钉子，一点不耽误老人阅读。

偶尔毛泽东会停下问：“你家几口人？日子可还好？”听说父亲生病，他悄悄从稿费里拿出300元，让周福明回乡探望。那是1965年的300元，相当于普通工人近一年收入。周福明抱着信封发愣，老人却挥手：“人民给我的，我再帮人民，有什么不好？”言语平淡，却让年轻人热泪暗涌。

进入70年代，主席疾病缠身，理一次发常要分两段进行。洗头变得困难，周福明改用热毛巾敷，再用木梳打理，两鬓略留长些，使脸颊显得圆润。毛泽东照镜子时笑道：“还是周师傅有主意。”那一笑，周福明记了很多年。

1976年9月8日夜，警卫医生告知：主席恐怕熬不过去了。周福明守在病榻边，看见老人气息微弱却仍想翻阅文件。他将放大后的《日本政坛动向》递上，老人用微不可闻的声音说了句“还得看”，然后在纸上艰难写下一个“大”字的半笔，再无力握笔。次日零时十分，心电图成了一条直线。周福明跪倒失声，他只恳求再为老人修一次头面。9月10日凌晨三点，推子嗡鸣，这是第1832次，也是最后一次。他边推边想：这回，主席终于能睡个囫囵觉了。

多年以后，丰泽园里仍存放着那个褪色的工具箱，铜扣发黑，皮革开裂。不少参观者疑惑那为何没进博物馆玻璃柜，工作人员会解释：“周师傅常来看看，要留原样。”那是一段岁月的见证，也是周福明无法割舍的记忆。

2008年9月9日清晨五点，纪念堂还未对外开放，天色灰蒙。周福明提前抵达，怀里抱着白色菊花环。大厅静得只剩脚步声，他站在汉白玉塑像前，深鞠三躬，随后缓缓走向水晶棺。那一刻，昔日的画面涌上心头：主席伏案读书，推子振动，松柏摇曳。泪水没能忍住，顺着面颊滚落。他低声道：“主席，今年咱们国家头回办奥运，拿下一百枚奖牌，残奥会还在继续。世界知道了中国行。”话音轻，却像回到从前那间简陋休息室，老人耐心听完，微笑颔首。

许多人把那天的鞠躬当作普通的纪念仪式，可对周福明而言，却是与岁月的一次对话。外面游客渐多，纪念堂工作人员提醒：“老人家，可以出厅了。”他点点头，把花环位置又摆正了些，才慢慢离开。广场的晨风掠过，旗杆下红旗正升至顶端。周福明停步，抬头望了片刻，脚下步伐重新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