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昊苏曾经担任过北京市副市长，继承了父亲生前的两大爱好

一九八四年二月，北京城的寒意尚未散尽。那天清晨，陈昊苏准时出现在正阳门外的市府小楼，走廊里弥漫着办公室常有的油墨味。刚刚就任副市长的他，皮包里除了工作文件，还放着一本线装本诗稿和一盒磨得发亮的围棋子——这两样小物，远比外人想象的要沉，因为它们连着父亲陈毅留下的两处温度。

把视线往回拨四十二年，一九四二年，陈昊苏出生在苏北盐阜地区的抗日烽火间。那时枪声常在夜里划破草屋顶，襁褓里的婴儿对外面的世界毫无概念，只在母亲张茜的臂弯里啼哭。父亲陈毅正率新四军奔走，断断续续的家书里，他最常写的是两句话：战事顺利与孩子安好。多年后翻到这一行字，陈昊苏才明白前线与后方的距离是用血和火丈量的。

一九四九年八月，上海刚解放不久，七岁的陈昊苏随华东保育院秘密抵沪。陌生的梧桐树下，老师低声叮嘱：“不可乱跑，身份不可外露。”这座大都市灯火璀璨，却潜伏暗流，孩子们的纪律一点不比部队宽松。回忆那段日子，他曾笑说：“我们连买根冰棍都要先看一眼哨戒岗。”紧张感虽在，却掩不住少年好奇，夜晚的黄浦江浪声，成了他日后诗句的源头。

父亲陈毅任上海市市长，又兼华东军区司令员，公务繁忙到几乎和家擦肩而过。可无论多晚，他总会推门看一眼睡梦中的孩子，然后轻手轻脚地写几行诗留在书桌。《示儿女》就是那时完成的，落款常见随笔：“吾儿自强，勿以私利累心。”短短数语，既是家训，也是战场滚雷后的冷静回响。张茜把纸张收进木匣，嘱咐孩子长大再读。诗、棋、剑，本都是文人雅事，但对陈毅来说，它们在炮火里反而像防空洞，守住心里的光。

时光推至一九七二年一月。陈毅病逝，享年七十一岁。弥留之际，他望向妻子，用微弱的声音嘱托：“把我的诗编年印出来。”张茜自己已身患癌症，却硬是靠打止痛针、坐木椅，一页页整理手稿。她写不动了，就把纸递给儿子。母子分工，白天挑字，夜里誊抄，台灯下墨香与消毒水味混杂。偶尔母亲停笔，轻问：“这句押韵吗？”陈昊苏答：“好，父亲会满意。”简短对话，不经意地成了他与双亲之间最后的合作。

深夜抄诗，让陈昊苏重新阅读父亲的人生。他发现，稿本里既有《梅岭三章》的大气，也有《掷岳飞墓前一杯土》的悲凉。最让他动容的是一首写在三十六岁时的《无题》，结尾写道：“若为山河战，甘把此身投。”纸面上墨痕已略有晕散，分明却如同枪声再次划破耳膜。那一刻，他突然理解了“浪漫”二字对陈毅的意义：不是风花雪月，而是用诗意包裹热血，让刀光不致刺眼。

受到这样的浸染，陈昊苏对文字的热情被彻底点燃。一九七九年，他在军事科学院战史部任研究员之余，推出诗集《红军之歌》。作品多取材自长征、平型关、淮海等战役，可笔触并不硬邦邦，读来透出行军间的月色与篝火。出版当天，老战友握着他的手半开玩笑：“小陈，这书写得像打仗一样，一句都不肯撤退。”他微微一笑，把评价当成勉励揣进兜里。

相比诗，围棋的传承更显低调。陈毅生前常邀请聂卫平、陈祖德等棋手对弈，上海西郊宾馆的青砖小院里常见黑白子交错。陈昊苏那时在旁边捡棋子，父亲每落重手便抬头示意：“棋有险招，人须正道。”多年后，他出差东京参加城市规划研讨，不忘随身携带折叠棋盘。晚饭后与日本友人对弈，比语言更能拉近彼此。“先手星位？”“敬请。”寥寥数词，气氛顿时轻松起来。

行政生涯始于一九八三年的丰台区委。当时全国城市化步伐加快，丰台还多是菜地与铁路货场。区委会议常讨论的是排水、垃圾、煤气管线这些看似琐碎却与民生紧扣的议题。陈昊苏习惯在笔记本页边画一颗颗黑白圆点，他说那是“布局”。有人问是否无心听汇报，他摆摆手：“棋理同政理，边角稳了，中腹才能活。”此话被同事悄悄记下。

次年春天，他调至市政府，分管文教体卫和对外文化交流。凭借在军队外语训练时炼就的英语和法语，他成了接待国外市长团的常客。对方递过名片，他常先问一句：“Do you play Go？”若得到肯定答复，话题瞬间从供水管网跳到灵格妙手。有人惊叹这位副市长“不像官员，倒像个文化信使”。这种跨界亲和力，恰好继承了陈毅当年在外交场合“诗酒棋剑皆可入谈”的风格。

一九九○年，他遵组织决定，转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任专职副会长。外国宾客往来不断，陈昊苏把办公室改成小型多功能室：墙上一排诗词条幅，窗边一张榧木棋盘。有时美洲议员、非洲市长团排队进门，先“品诗三句，下子两手”，再谈合作。有人疑惑行程为何如此安排，他只道：“诗棋都讲变化，变化中最见诚意。”

如今再看陈昊苏履历，副市长、友协会长、将门之后、诗人、棋手这些标签层层叠叠，却并不混乱。它们以父亲留下的墨香与棋纹为黏合剂，让战火年代的精神与和平时光的节奏巧妙接轨。当年那本线装诗稿和那盒黑白棋子，仍静静躺在书柜一角，纸页泛黄，棋面微凹，却正因这份旧，才清晰呈现出时间的刻痕与血脉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