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广西争省会，韦国清提议定柳州，毛主席：眼睛不能只看脚下

1950年4月的一个闷热夜晚，南湖边的路灯刚亮，广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里却仍灯火通明。刚刚进城四个月的干部们，被一份“关于省会选址的调查表”困在桌前。吃过苦的人很清楚，选一座省会不是挑个落脚点，更像把未来几十年的方向盘握在谁手里。

调查表里列出三个名字：桂林、柳州、南宁。看似简单，背后牵出的是地缘战略、经济格局以及民族关系的多重考量。一位年轻秘书嘟囔：“这要讨论到什么时候？”角落里的老同志摇摇头，他记得从晚清开始，这事就没个结果。

追溯上去，元朝设行中书省时，桂林坐了“龙头”。明清两代，桂林既是府城也是文化高地，半数以上广西进士从那条漓江水路走进金銮殿。到了同治年间，法军沿红河谷口步步逼近，朝廷忽然发现：桂林偏得够远，却离边疆更远，于是第一次冒出“迁治南宁”的声音。

争了几十年，终究只是把广西提督衙门搬到南宁，行政中枢仍固守桂林。可只要军事机构落了座，南宁就蹿了起来。清末开埠、民初兴商，“百货一船装，官商两路行”成为南宁旧报纸常见的广告语，不到三十年，人口翻了两番。

1920年代，陆荣廷主导的“广西自治会”再掀省会大战。他管不了朝廷，更管不了口袋，于是搞了场地方议会投票，最后小心翼翼地把省会挂在南宁。可1936年，新桂系担心日机沿海登陆，干脆又把衙门搬回桂林。省会像个皮球，被不同势力来回踢。

解放战争结束后，1949年12月，第四野战军乘胜南下。张云逸率领西南工作团先驻柳州、后抵南宁，短短半个月里三次转场，原因说来简单：通信线路、粮秣仓储、铺底办公楼，一个都缺不得。正是在这种急迫氛围中，广西新一轮“首府在哪”重新燃火。

干部意见分成三股。老革命推桂林，理由不复杂：现成的大楼、丰富的干部宿舍，省预算可省下一大笔；铁道专家爱柳州，湘桂铁路、黔桂铁路在此交叉，足够让各县干部“今天上车明早开会”；驻防将领指向南宁，距中越边境最近，凡涉及援越或保边，调度时间能省一半。

张云逸把三份报告送到北京。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时，周恩来倾向柳州，董必武也点头。大家正等毛主席表态，主席先看地图又翻人口统计。会场不大，鸦雀无声。“别只顾着脚下，”毛主席缓缓地说，“要抬头看看整座山。”话音不重，却把结论按在了南宁上。

时间来到1958年1月，中央在南宁召开工作会议。韦国清已接任广西省委第一书记，他了解柳州工业底子更厚，也知道首府落定并非一成不变，于是趁汇报时再提一遍：“主席，柳州铁路网能把桂北桂中连成一片，办事省时省钱……”

毛主席听罢，笑着反问：“若是只图交通便利，当年把首都迁去郑州岂不更省心？”屋里一片静。主席接着解释：其一，南宁毗邻越南，援越抗法、抗美，两条公路线和一条铁路线都得在此汇合；其二，广西百分之三十的少数民族分布在西南丘陵，省会近一点，民族工作就早一步；其三，桂林受喀斯特地貌限制，柳州坐落山谷，唯有邕江平原足够拓展。

无法回避的历史背景也摆在那儿。解放前夕，桂林仍留有李宗仁、白崇禧的基层网络，短期内政治清理不可能彻底。若将省府置于桂林，容易在心理层面给百姓“旧桂系复辟”错觉。决策者不怕麻烦，却必须避免不必要的阻力。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统计数字颇有说服力。1937年，全广西城镇人口分布：南宁约二十七万，桂林二十四万，柳州十二万。人口聚集往往是经济与行政重心的晴雨表，南宁凭借吞吐口岸和甘蔗糖业，已经把桂林甩在身后一截。

有人问，省会定了，柳州岂不是被冷落？事实却恰恰相反。中央批准在柳州布局重工业，飞机、汽车、化工、冶金一应俱全。省政府在南宁坐镇，反而给柳州留下了更宽阔的发展空间，几十年后“工业重镇”名号实至名归。

回头看1958年3月5日那场宣布，广西壮族自治区挂牌，南宁成为正式首府。当天邕江两岸焰火通宵未熄，白沙大桥挤满了挥舞彩旗的市民。人群中有人大声说：“这下总算定了，不用再搬来搬去了。”一句大白话，道尽了十年拉锯的终点。

六十多载过去，凭借北部湾港口、泛亚铁路和中国—东盟博览会，南宁向南连通马六甲，向北辐射大西南。当年主席的“眼睛不能只看脚下”，如今读来仍觉字字千钧。历史文件里的一纸批示，最终化作城市的天际线，也化作一个自治区融入东盟的宽阔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