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瑛回忆奶奶向振熙：老人晚年喜欢读报，盯着毛主席照片反复念叨

1962年11月的长沙清晨有些阴冷，学宫街的两层小楼前人来人往。向振熙的灵柩停放在客厅，她手里那张褪色的报纸仍旧铺在被面上，上面是毛泽东去年在北京接见外宾的照片。老人走得安详，只是嘴角微微翘起，似乎在低声唤着“泽东、泽东”。

消息传到中南海，毛泽东沉默了好一阵，随后让秘书草拟唁电，“老太太一生朴实无华，却比许多豪杰更坚韧”。字不多，却重若千钧。工作人员回忆，当晚主席在灯下反复念叨“她对我恩重如山”，压在案头的，是一张写着“老夫人健在，甚慰”的旧信，那是1949年夏他亲笔写给杨开智的。

时间拨回到1950年12月19日。北京刚落第一场雪，杨开智夫妇带着4岁的养女杨瑛进京参加全国财经会议，本以为报到后就住在西郊宾馆。没想到会议组的人突然说：“毛主席派车来接。”车到新华门，毛泽东已站在台阶上。杨开智下车时，主席笑着伸手：“开智兄，好多年没见面啦。”屋内炉火正旺，谈起板仓往事，两人眼眶发红。

说起牺牲的杨开慧，气氛瞬间凝固。1930年底，她在长沙英勇就义，时年29岁。毛主席久居井冈山，对妻子最后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杨家人把尸体连夜运回板仓，毛岸青才七岁，哭得几乎晕厥。陈玉英抱着最小的岸龙，不停安慰：“等爸爸回来，我们再放声哭。”那一夜，向振熙抱着三个孙子坐在柴堆旁，只说了一句话：“孩子要活下去。”

十几天后，毛岸英被营救出狱。兄弟三人围着母亲的坟茔悲声大作，哭到声嘶力竭。岸英第一个擦干眼泪：“得读书，要懂事，将来为妈妈报仇。”从那天起，杨家的老人们把这句话当作唯一的慰藉。

1938年春，前线吃紧。毛泽东写信给表兄文运昌，内有一句：“若家中老夫人尚健，请代致敬。”彼时，向振熙已六旬，仍坚持自己种菜纺线。长沙解放后，杨开智飞奔到延安，小心翼翼说道：“我娘还在，身体硬朗。”毛泽东听后长舒一口气，顺手在信纸上写下那句“老夫人健在，甚慰”。

有意思的是，新中国成立的头两年，全国仍实行供给制。主席每月都让秘书从工资里分出一笔钱寄到长沙。偶尔秘书忘了，他会皱眉提醒：“别漏了向家。”钱不多，却让向振熙有底气在胡同口赊米给困难街坊。

1951年夏，毛岸英匆匆从莫斯科回国，途经长沙，随身带着两棵人参。“外公让我孝敬外婆。”向振熙接过参，放在祖堂香案，嘴里只念一句：“岸英长大了。”没想到两个月后，岸英在朝鲜牺牲。噩耗传回，老人杵着拐杖整夜未合眼，却硬是没有掉一滴泪。第二天，她照旧挑水喂鸡，邻居问起，老人缓缓回答：“哭不动了，敌人最怕我们不哭。”

湖南省委随后把学宫街那座小别墅交给杨家。杨瑛读小学时，放学总爱往省图书馆跑，借来报纸给奶奶读。老人字认得不多，却能一眼找出毛主席的照片，盯着看半天，然后轻轻用手指点着：“好、好。”她极少说长话，但每次看见那熟悉的面容，总要重复低念，仿佛怕漏掉哪一个音节。

老人也并非不苟言笑。1960年大年初二，毛岸青带着邵华来长沙。进门行礼，向振熙盯着孙媳妇上下打量，突然冒一句：“比岸英还俊。”屋里哄堂大笑。饭桌上，老人夹起一块腊肉递给岸青：“吃肉，长精神。”一句平常话，却听得岸青眼眶湿红。

向振熙最大的念想，是把杨家后辈都护得周全。她常说：“你们谁都不要像你姑姑那样，再叫爹娘担心。”杨瑛后来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国际关系系，毕业分配到曙光电子管厂。临走前，奶奶摆手：“去吧，我不怕远。”老人把自己积攒多年的津贴塞给孙女，“要留学要买书，别心疼钱。”那年杨瑛才20岁。

老人去世的前一天傍晚，天气骤凉。她让杨瑛把平日收藏的那张旧报纸递来，指着报头：“给我放枕边。”夜深时她忽然坐起，低声半自语：“泽东，忙吗？照顾自己。”说完又躺下。第二天拂晓，老人安然离去。

入殓时，后辈们争着替她整理衣襟。棉袄内兜里，除了一张主席照片，还有两行工工整整的小楷：开慧忠魂，常在我心。让人看了，说不出的酸楚。

长沙雨霁那天，省里在烈士公园为她举行追悼会，送行队伍里站着许多素不相识的群众。有位退伍老兵握着雨伞小声念：“如果没有这样的老人，我们哪有今天。”

向振熙的墓，就在板仓杨氏祖坟北侧，紧挨着杨开慧。毛主席一直希望“母女能常相守”，如今得偿所愿。毛岸青夫妇每年清明都来，刘思齐也常带着毛新宇前去献花。当地乡亲说，春分时节，两座坟冢总是最早冒出嫩草。

几十年过去，杨瑛仍记得奶奶临终前那副神情：平静、知足、又带点不舍。她对同事回忆：“奶奶一辈子没进过中南海，却把主席当成自家孩子。”话音落下，厂房机器轰鸣，回声似有似无地飘荡——“毛主席，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