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让毛泽东看到曙光，作出预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的午后，西交民巷的刑场静得吓人。李大钊昂首阔步，脚步声在青石地面上回荡，“怕什么，真理不会倒下。”他轻声答给押解的士兵。绞索落下之前，围观的人忘了呼吸；几千里外的长沙，毛泽东得知噩耗，捏紧报纸，胸口像压了巨石。从此，两人结下的火种，再无人能扑灭。

时光往回拉到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三岁的毛泽东挤在北上的三等车厢里，怀里塞着几本翻卷了边的《新青年》。车窗外稻田连着天，他却只盯着李大钊那篇《青春》里的句子：“背黑暗而向光明。”那趟旅程，名义是为湖南青年筹措赴法勤工俭学，骨子里却是奔着北大红楼里的那位“青春代言人”。

到北京后的窘迫并不浪漫。十来个同乡挤在狭屋，三顿饭合成两顿，夜里点蜡烛读书还得先算成本。杨昌济一句推荐，让毛泽东推开北大图书馆主任办公室的门。李大钊笑着递过一只热茶杯：“阅览室人手紧，你可来帮忙？”月薪八块法币微薄，却意味着持久的书香和师友——毛泽东当即答应。

报纸日夜翻新，思想也跟着翻新。毛泽东时常发问：“俄国人怎么就敢把宫殿改成工农的家？”李大钊点头：“民众觉悟了，制度就要换血。”两人从哲学聊到时事，一坐便是半天，窗外的梧桐影子来回摆动，似乎也在倾听。

十一月下旬，北京庆祝协约国胜利的集会人山人海。李大钊身着灰布长衫走上台，“庶民的胜利”七个字掷地有声：“俄国十月革命揭开新纪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挡不住！”台下的毛泽东攥紧拳头，那股热流直冲心口——理想忽然拥有了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胡适仍在课堂上鼓吹“问题与主义”的辩论。毛泽东旁听时曾提问，胡适见是未注册学生，便冷言拒答。对照李大钊的平易与诚恳，思想的天平悄悄倾斜。有人说，这一细节让毛泽东确认：革命的道路不能只靠书斋的绸缪。

一九一九年三月，北大走廊的砖缝刚化尽残雪。毛泽东肩挎布包向南，临行前与老师相握。李大钊语气温和却笃定：“去吧，要让世界成为教室。”那一年春夏之交，五四运动爆发。回到长沙后，毛泽东筹办《湘江评论》，语调锐利得像夏日闪电。创刊号寄到北平，李大钊在《新青年》撰文力荐，称其“笔锋甚利”。二人隔空唱和，信件在邮路上颠簸，却挡不住思想火花四处飞溅。

同年冬，毛泽东再赴北京，驱张敬尧之事久拖无果，倒是与李大钊就马克思主义谈得更深。李大钊递给他一册油印本《共产党宣言》节译本，“新火带回去。”毛泽东通宵读完，第二天只说了三个字：“真有用。”从此，《宣言》成了他挎包里的常备书。

研究越深入，赴俄学习的念头越迫切。两人畅想：如果大批青年能到彼得格勒实地取经，或许中国的路会宽出好几倍。可北洋政府层层设限，护照签发困难重重，这个想法只能暂时搁浅。遗憾的是，有些理想往往要在更激烈的风暴中寻找突破口。

一九二〇年八月，上海石库门小楼里亮起昏黄的油灯，陈独秀宣布成立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关于党名的争论曾在北平与上海间往返，李大钊拍板：“就叫共产党！”随后，他在北京组建小组，毛泽东在长沙组织同人。活动经费紧缺，李大钊几乎拿出大半薪水，而毛泽东则靠文化书社的微薄利润支援工友。星火渐汇成炬，一九二一年七月的南湖红船，由此扬帆。

历史的车轮并不总是平坦。奉系军阀张作霖在一九二七年春大肆捕杀革命者，北方地下党处境险恶。李大钊多次拒绝转移：“总要有人留下。”四月六日，他在东交民巷被捕。行刑前，他将眼镜递给看守，“留作纪念，终会明白。”绞索发出沉闷一响，年仅三十八岁的生命定格，却留下震耳欲聋的呼号：“共产党万岁！”

噩耗传到湖南，夜雨拍打窗棂，毛泽东沉默许久，低声道：“先生走了，路得我们自己踏平。”从此，李大钊的“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不再只是激情澎湃的演说，而成了无数人压在心底的信条。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门城楼上红旗招展，毛泽东宣告新中国成立。三十一年的风云跌宕，将北大阅览室里那段长谈化作现实。这面赤旗，从李大钊的文字里诞生，又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高高升起，映红了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