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锡悦受审脾气不是一般的大，当庭怒骂检方就是一群走狗

这次针对尹锡悦的量刑庭审太精彩了，这位韩国前总统整个过程中可以说是相当不体面，不仅辩护团队采取长达11个小时的拖延战术，尹锡悦本人甚至敢当庭怒骂检方就是一群走狗。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涉嫌借非常戒严手段策划内乱一案，经韩国内乱特别检察部（以下简称“特检组”）调查推进，于13日迎来了最终的量刑结果。

特检组向法院提请判处尹锡悦死刑，而尹锡悦在被告人席上听到宣判结果时，竟面露微笑，引发广泛关注。

【特检组量刑依据与核心指控】

特检组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的结案公审中明确指出，尹锡悦的行为已构成严重内乱犯罪，且无任何可从轻量刑的事由。

作为法律专业出身、曾任检察总长的公职人员，尹锡悦本应恪守维护宪法秩序的法定义务，却明知韩国史上曾有过的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因发动军事政变、涉嫌内乱获罪的历史教训，仍执意滥用总统职权，策划有预谋、有组织的内乱行动。

特检组表示，尹锡悦自2023年10月起便着手筹备非常戒备令，通过晋升军方将领、操控国务会议、规避国会监督等一系列手段推进政变计划，其最终目的在于掌控立法与司法权，实施亲信政变以实现权力独占及长期执政。

期间，尹锡悦还被指策划诱导朝鲜武力挑衅、组建非法侦查团队，并企图以断电方式关停对其进行批判的媒体，犯罪性质极为恶劣。

特检组进一步强调，尹锡悦始终未对自身行为给国家与社会造成的损害进行反省，其相关行径还引发支持者妨害司法、发动暴动等次生危害。即便后期非常戒备令得以解除，也并非尹锡悦主动终止计划，而是因军方态度转变被迫为之，因此不存在任何量刑宽宥的依据。

特检组同时表示，韩国曾有全斗焕、卢泰愚因军事政变获罪的先例，而尹锡悦等身为公职精英却以非常戒严为手段策划内乱，让国民切身感受到惊慌与恐惧，为杜绝悲剧历史重演，有必要对这一内乱势力作出更为严厉的定罪。

【辩护方“司法拖延战术”与庭审争议】

尹锡悦辩护团队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多次运用“法律技术”实施拖延策略，阻碍庭审正常推进，引发舆论广泛批评。

在终审阶段，辩护方的“法庭版冗长辩论”尤为突出。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的辩护团队于9日的庭审中，采取逐字阅读300余页文书、发表无关言论等方式，耗时8小时进行书证调查，导致检方求刑等核心环节被迫延期。在审判中，工作人员多次要求其快速阅读，但辩护团队以自己“舌头太短”为理由拒绝。

而尹锡悦的辩护团队则在13日的庭审中，用超过11小时的时间开展书证调查，内容远超案件关联范畴，不仅罗列拿破仑三世、墨索里尼等独裁者案例，还提及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开普勒等与案件无关的人物，迫使法庭多次提醒其聚焦案件重点。

金龙显的辩护律师事后坦言，此举旨在为尹锡悦团队争取充足的辩论时间。受此影响，该案终审持续至14日凌晨2时25分才宣告结束。

除此之外，尹锡悦辩护团队此前已实施过多项拖延举措：针对《内乱特别检察法》相关条款，多次向法院及宪法法院提出违宪审查申请，试图利用“违宪审查期间庭审可中止”的规则拖延案件进程，不过相关法院均未采纳该申请，坚持推进庭审。

【尹锡悦最终陈述与辩护主张】

在终审庭审的最终陈述环节，尹锡悦的陈述时长长达90分钟，辩论文本字数达2万字。其核心辩护主张集中于否认自身内乱及独裁指控，称其相关行为并非意图发动内乱或实施独裁统治，而是源于共同民主党主导的国会滥用职权。

尹锡悦声称，国会通过频繁弹劾公职人员、否决核心法案、削减安保与国防预算等方式制造国政瘫痪，甚至勾结反国家势力企图颠覆宪政秩序，其采取相关举措的目的是唤醒作为主权者的国民，呼吁国民监督并制止国会的违宪行径，以挽救濒临崩溃的宪政体制。

同时，尹锡悦在陈述中指责检方及相关调查机关在调查过程中滥用职权，以立案、起诉相威胁，逼迫公职人员作伪证；认为检方刻意忽视宪法法院曾认可的“总统出于国政危机认知采取行动”的相关表述，无视国民对弹劾的反对舆论，直指此次审判是一场违背事实与法治精神的“政治审判”。

最后，尹锡悦表示，始终坚信自己的行为是为守护自由民主主义与宪政秩序，对因此遭受牵连的军警人员、公职人员及支持自己的国民深感愧疚，并呼吁法庭基于客观事实与宪法精神，正视非常戒备令的宪政意义，驳回检方的死刑请求，作出公正判决。

值得注意的是，尹锡悦在整个陈述过程中，始终未就“12・3戒备令”相关行为致歉，还称审理案件的相关公职人员称为“狂热分子”“一群鬣狗“。

【——笔者评论——】

一：尹锡悦深植于“检察—法院共同体”的制度性人脉网络，使其即便在政权更替后仍具高度司法生存空间。

考虑到尹锡悦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保守派政治人物，而是韩国“检察国家”结构中成长起来的核心人物之一。其政治资本的根源，并不主要来自政党体系或民意动员，而是长期积累于检察系统内部的纵横人脉与制度性影响力。

作为前检察总长，他在检察院、法院乃至宪法裁判体系中均拥有深厚的职业网络，这种“同源精英共同体”构成了其最重要的非正式权力基础。

即便在左派政权执政的背景下，这一结构性优势并不会因政权更替而自动消解。韩国司法系统长期存在高度职业封闭性与强烈的内部认同，检察官、法官群体之间共享相似的教育背景、晋升路径与价值观念，其政治立场往往并不完全随选举结果发生同步转移。

因此，尹锡悦即便在政治上遭遇失败，仍有可能在司法处理结果上获得相对“制度性克制”的对待。

从历史经验看，韩国对前总统的司法清算，往往在法律定罪与政治和解之间反复摆荡。全斗焕、卢泰愚虽因内乱罪被判重刑，但最终均通过特赦重返社会，其背后既有社会稳定考量，也反映出精英内部“不过度清算同类”的潜规则。

尹锡悦同样出生于这一精英体系，很了解其中的游戏规则，其最终结局是否会沿着“重判—缓释—特赦”的既有路径演进，仍存在较大现实可能性。

评论二，无限拖延的辩护策略本身，构成对司法权威的消极抵抗，也折射出韩国保守势力的深层韧性。

尹锡悦及其辩护团队在审判过程中反复运用程序性拖延手段，其意义已明显超出单纯的法律防御范畴，而更接近一种政治姿态的表达。

这种策略并非为了争取“认罪从轻”，而是通过占据司法程序、消耗审判资源，持续制造“案件仍在进行中”的政治不确定性，从而为自身及其支持者保留动员空间。

从行为逻辑上看，如此冗长而高强度的辩护，并不符合“悔罪—减刑”这一经典司法博弈模式，反而呈现出一种拒绝承认错误、拒绝接受审判正当性的姿态。这种态度在客观上强化了其支持者对“政治迫害”“司法被左派操纵”的认知叙事，使案件从法律问题持续外溢为政治与意识形态对抗。

更深层次地看，这一现象揭示了韩国保守势力并非仅依附于个别政治人物，而是嵌套在政党、司法、官僚体系与舆论结构中的长期存在力量。

即便尹锡悦个人遭到重判，其所代表的政治网络、意识形态资源与社会基础也难以因一次判决而被连根拔除。司法审判在此更多起到的是“惩戒个体”的作用，而非“重构政治版图”的功能。

因此，单就制度效果而言，此次宣判即便具有标志性意义，也很难从根本上动摇韩国保守政治的结构性根基。相反，若缺乏后续更为系统的司法改革与权力结构调整，尹锡悦案件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转化为保守阵营凝聚内部共识、强化“受害者叙事”的政治资源。

文｜郑博源 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