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贺鹏飞中将亲自拜托徐增平一件事：我要你帮我买一件东西

2001年四月初，北京的天空飘着细雨。八宝山革命公墓里，年届八旬的薛明扶着轮椅，在亲友搀扶下缓缓前行。她轻轻抚过长子贺鹏飞的遗像，哽咽着低声重复一句：“孩子，我们答应的事，你做到了。”在场的老海军们垂首默哀，他们心里都明白，这位55岁便猝然离世的中将，为了中国的那艘尚未归来的巨舰，几乎耗尽了最后一丝心血。

把目光往前拨四年，时间定格在1997年冬。那年，香港回归的礼炮尚未散尽，贺鹏飞悄悄飞抵香港，登门拜访早年在陆军当兵、后转战商界的山东汉子徐增平。屋里没寒暄多久，贺鹏飞放低了声音：“我想请你帮海军买一样大家伙。”徐增平一愣，随后听到“瓦良格”三个字，整个人像被电击中，手心都是汗。他明白，这不是普通买卖，而是一件写入史册的大事。

激起贺鹏飞这股急迫心情的，并非一时兴起。1993年7月的“银河号”事件，犹在眼前。那年炎夏，美国借口所谓“化武原料”，驱逐舰、直升机一拥而上，在波斯湾公海堵截中国货轮。船长张如德顶着四十多摄氏度高温，坚持不让美军登船搜查，靠减半配给、用海水降温，整整熬了三十多天。那次屈辱的海上对峙成了贺鹏飞的梦魇，他对同僚说过：“有一天，中国海军得能走出去，至少要有一艘自己的航母。”

机会的苗头在乌克兰。1991年底，苏联解体，“瓦良格”——排水量六万七千吨、已完工八成的“1136计划”航母——归入乌克兰名下。对这个刚独立、财政拮据的国家而言，这艘钢铁巨物与其说是财富，不如说是负担。1993年，乌方喊出四亿美元标价；数月后见竞争激烈，又加码到二十亿并承诺完工。消息传来，多国军火贩子蠢蠢欲动。北京也打探过，但很快掂量出那是笔烧钱生意，更担心引来美国和北约横加阻挠。

高层最终给海军泼了盆冷水：“暂不考虑。”文件是官方口径，但贺鹏飞没死心。1995年，他派出考察组秘密赴尼古拉耶夫造船厂了解航母现状——甲板落满尘土，动力系统已被拆走，厂区连护栏都锈得发黄。看着近在咫尺却似乎永远无法驶向远海的“怪物”，考察组成员心情五味杂陈。报告拿回北京，“这船是块废铁”的声音很大，可贺鹏飞仍在报告末尾加了一句——“如再错过，中华民族恐再无同类机遇。”

时间像水流逝。直到1997年11月，乌克兰财政告急，宣布可按“废钢价”处理“瓦良格”，只要买家负责整体拖走。条件一出，贺鹏飞意识到：政治阻力可能暂时松动，民间出面或能闯关。于是才有了那趟香港之行。徐增平当即拍板：“行，这单我接。”

要掩人耳目，必须编个体面理由。徐增平注册了“澳门创律旅游娱乐公司”，对外宣称要把“瓦良格”改成漂浮赌场、海上综合游乐中心；更狡猾的是，他要求连同死亡档案般详尽的二十吨设计图纸一起购买，“装修需要原始图纸”。乌克兰见钱眼开，2000万美元成交。

为了稳妥起见，所有图纸先期分批空运回国。运送那晚，码头灯火通明，八辆大卡车满载卷宗，连夜开赴基辅机场。办完最后一道海关手续，徐增平才悄悄松了口气。临行前，他给贺鹏飞发传真，只写了一句话：“舰在我手，放心。”

真正的麻烦刚刚开始。1999年，土耳其以“影响博斯普鲁斯海峡航运安全”为由，拒绝放行这艘宽阔的“铁陀螺”。后面还有希腊、直布罗陀、西班牙等海峡，需要层层公关。美国的游说无处不在，航母一度在黑海外海面被迫滞留，随风摇晃。拖船的费用一日高一日，仅燃油就像用美钞往海里倒。

“再撑撑，咬咬牙。”徐增平在电话里对大连那边的总工程师说。工期表一改再改，他的公司现金流几度告急，只能抵押香港的物业继续筹钱。乌克兰旧船员开价高得离谱，不签字不给拖航，他只好自己顶着风浪去协调。有人劝他见好就收：“徐老板，留得青山在——”他摇头，“这不是给我自己做买卖，这是回家的船。”

2001年春，贺鹏飞因病住进301医院。手术前，他紧握参谋的手：“告诉徐增平，无论如何把船拖回来。”这是两人最后一次通话。3月28日清晨，心脏骤停，弥留间他仍念叨着“航母”。噩耗传出，徐增平在香港的办公室里沉默许久，只吩咐助手把与乌克兰的传真全部装订，“这是他的遗愿，任何困难都得扛过去。”

风浪没有打败人。2001年底，土耳其方面在多方斡旋下松口，同意放行但附加苛刻条款：必须等海峡风平浪静，且全程拖航不得停留。2002年2月27日，“瓦良格”连夜启航；3月3日，跨越1.2万海里后，抵达大连港。迎接它的，除了汽笛长鸣，还有忙前忙后的徐增平。老兵摸着满是锈蚀的舷侧，眼眶通红。

这条历尽艰险的旧船壳后来历经改造，成为今天人们熟知的国产航母摇篮。那厚重的钢板里，注入了一个民族寻找海权的执念，也凝着两位半生戎马却不同身份的男人——一位是将星闪耀的海军副司令，一位是白手起家的商人——共同的信念。

“如果我们不做，谁来做？”贺鹏飞当年的自问，如今仍在档案里留着墨迹。答案写在日后的波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