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葆华去世，记者问李宏塔遗产有多少，李宏塔：我是李大钊的子孙

2021年6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里响起长时间掌声，88岁的李宏塔胸佩七一勋章站在队列中。透过灯光，他想起的不只是父亲李葆华，更远的是1927年4月28日那座阴冷的绞刑架。时间仿佛在这一刻把三代人的身影叠在一起：牺牲、坚守、清廉，都在那枚熠熠生辉的奖章上写得分明。

追溯到1917年，李大钊刚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任馆长，每月120块大洋的薪水不低，他却很快发现钱“出走”的速度远高于进账。汇款单一张接一张飞往河北乐亭，也飞向那些买不起学费的寒门学子。有意思的是，汇款人常常只写“北大图书馆某同志”，直到多年后北大才知道那位“无名氏”是谁。

赵纫兰拖儿带女赶到北京，是1918年腊月。北京的冬天呛人，她却第一眼注意到堂屋里那张土炕——李大钊特意模仿老家的高度和宽度砌成的。她笑说：“这炕像咱老屋。”李大钊把被炉掀开：“就差你来烙饼了。”一句玩笑，将两个人的艰难日子衬得更暖。

1919年“五四”爆发，李大钊连轴写文章、印传单，稿费加讲课费大半又散了出去。赵纫兰想给6岁的李葆华做件棉袍，攒了两年布料。新袍刚缝好，门口来了个冻得发紫的学生。李大钊低声说了句“葆华还有旧袍可穿”，便把新棉袍递过去。赵纫兰沉默片刻，终究转身去取。那夜，油灯只剩昏黄一点，寒冷却没有再卷土而来。

1927年4月6日，北洋军警突袭苏联大使馆，李大钊被捕。狱中22天，酷刑轮番上阵，他始终咬紧牙关。4月28日下午三时，他第一个踏上绞刑架。绞索反复收紧三次，时间被硬生生拉长到二十多分钟。旁观者说他目光平静，像看一场必然的日落。那一年，他39岁。

李大钊牺牲后，赵纫兰带着六个孩子四处躲避。公葬费用靠各界捐资才勉强凑齐，家里只剩一块大洋。流亡途中，14岁的李葆华被沈尹默送到日本读书，全额自费，靠做杂活才能糊口。1931年“九一八”消息传来，他在东京大街上摔碎实验器材，转身把名字写在入党申请书上。

1937年9月，晋察冀省委成立，李葆华成为省委书记。敌后根据地缺粮缺药，李葆华却常背着干粮走村串户。一次路过无名山沟，村支书塞给他两只咸鸭蛋，说“书记路上吃”。他推却不掉，只好放怀里。回到驻地，蛋已压碎，他把碎壳挑掉，分给警卫员半只：“别嫌腥，老乡的心意。”

1942年，延安窑洞里举行婚礼，证婚人陈云握着李葆华的手打趣：“大钊同志的儿子，到了传宗接代的时候喽。”李葆华憨厚一笑。那张黑白合影里，他和田映萱肩并肩，身后是油灯把墙面照出明暗分界线，朴素得像一页未完稿纸。

1955年入驻中南海工作期间，李葆华仍习惯骑旧自行车。秘书一次偷偷把车换成新凤凰，他一脚刹住：“退回去，旧车没坏。”絮叨几句，又把车链条上了油。几十年后，李宏塔在民政厅骑着同样款式的车，同事笑说“基因太强大”。

1965年8月，16岁的李宏塔第一次蹲在军营操场，烈日直烤。班长问：“吃苦行吗？”他干脆回答：“行！”三年后光荣退伍，手里攥着神枪手、万米游泳能手等一摞奖状。分到合肥化工厂，他依旧班前跑步，班后钻设备。工友打趣：“李师傅，你这股子劲像是谁传的？”他只咧嘴笑。

1978年差额选举，共青团合肥市委需要副书记。车间师傅拉着他去会场：“试试看。”票箱开启，他成了最年轻的班子成员。有人低声问：“家里托关系吧？”李宏塔摇头：“正规流程，别胡猜。”

1987年组织谈话时，他主动点名要去省民政厅：“民政离百姓最近，实在。”那一年，他38岁，职位是副厅长，之后整整17年没有再动。厅里同事私下替他“抱不平”。他却说：“有人比我更该提，没啥。”

1994年地市合并，他再次被“让位”。父亲李葆华对来访领导只说一句：“孩子要多磨炼。”一句话，把李宏塔的升迁路又推迟了四年。1998年他才走上厅长岗位，仍旧每天骑那辆有些掉漆的自行车。雨天，雨衣从头罩到脚踝，车铃清脆，一路晃进机关大院。

李宏塔的家在合肥老城区，55平方米，两居室，最西头。冬季屋里挂冰，夏天闷热。省里两次劝他换房，他都摆摆手：“住得惯，不折腾。”1998年福利分房最后轮到他，他又把名额让给一位带四个孩子的低保户。那位住户红着眼说：“李厅长，这情分我记下了。”

对于钱，李宏塔的概念很简单——来得正，用得正。民政厅每次募捐，他都写首位；走访低保户遇到漏雨屋顶，顺手掏出几百元；福利院孩子缺棉被，他把出差补贴全扔在柜台上。有人劝：“您别老掏小钱，一点用没有。”他笑答：“雪片薄，落多了也能把地盖白。”

2000年，中央通知要给李葆华夫妇分套新房。老人摆手：“八十多岁了，折腾不起。”简单一句，画下了勤俭的一生。2005年4月，李葆华在北京逝世。讣告发出后，记者堵住李宏塔：“父亲留下多少遗产？”他看了看父亲的遗像，轻声回答：“我们不需要遗产，我们是李大钊的子孙，精神已经够富有。”

采访稿刊出，许多人读到这句话深感意外，却又觉得合乎逻辑。因为从1917年的那间北大图书馆，到2021年的人民大会堂，李家人始终只保存一样东西：一条为民奉献、一尘不染的家规。外人看来，这条规矩太“亏”，可他们三代人守得心甘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