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把握政策取向，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 社会科学报

宏观政策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调控手段，既可以直接调节宏观经济总需求和货币总供给，也可通过改变市场环境或产业导向影响微观主体行为。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今年经济工作在政策取向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这不仅明确了2026年宏观政策发力目标，也为“十五五”时期全面发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原文 ：《精准把握政策取向，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者 |本报记者 杨正

图片 |网络

提质增效是中国宏观政策的重要目标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放松国民经济处于均衡的假定后，探讨了产能过剩情况下的财政、货币、金融和外贸政策，被认为是产生宏观经济理论的一场革命。20世纪60、70年代，罗卡斯提出理性预期，关注了企业和家庭对政府政策的反应。这些理论都有一个暗含假设，即该国（地区）的产业已经处于世界产业链最前沿，对于国民经济中新的、有前景的产业，绝大多数情况下企业无法达成共识，政府也不可能比企业有更准确的信息，但伴随新兴市场的崛起，许多研究发现，这并不完全符合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现状以及发展模式。例如，组合运用好财政、化币、金融等宏观政策，存在产业过剩的同时，产业升级的空间仍然很大，关键在于如何消化现有产业过剩，又防范新一轮投资引致的“泡沫”或消费需求降低的可能性等问题。在此背景下，21世纪初经济学家提出“呼唤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理论的新革命”。

提质增效是中国宏观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其提出和发展与中国经济转型的进程紧密相关。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为提出提质增效的宏观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极大丰富了“提质增效”内涵。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的政策取向，表明中国对宏观政策的发力目标、实践路径和评价标准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彦斌研究员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是实现政策有效性的基础，而宏观政策的有效性则是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所要达成的核心目标。‘取向一致性’强调财政、货币、产业等各项政策应在目标上同向、在节奏上协同，避免政策冲突导致的‘合成谬误’，从而形成宏观经济治理合力。‘有效性’则注重政策执行最终能切实‘提质增效’，保障宏观经济平稳健康运行。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提升宏观经济治理的整体效能，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无疑是构建适合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实践素材。2025年，中国经济总量预计达到140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位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十四五”时期，中国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6%。在全球价值链各行业上下游十大关键节点中，中国主导的关键节点数量约占一半。2025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和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均创历史新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这些伟大成就，既是中国宏观政策发力实现的结果，也为中国宏观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坚实基础。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

2008年以来，各国普遍加强了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目前，宏观政策框架已从主要包含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拓宽到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和一揽子政策等在内的政策“组合拳”。如何打好政策“组合拳”，充分发挥好政策效应，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

首先，宏观政策本身可能是双刃剑。以货币政策为例，当贷款利率和储蓄利率同时提高，即使能够抑制投资冲动，也可能会降低消费需求，还可能使已有产业的产能过剩更为严重，但如果仅提高贷款利率而不提高储蓄利率，则会扩大利差，提高银行放贷的积极性，投资者得到更多资金，提高利率以后，投资可能反而增加。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韩汉君研究员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强调，“2026年，为了实现经济发展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的目标，从货币政策的角度，要重点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质效，加强对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和激活有效投资，以及对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

其次，不同类型的宏观政策效应并不完全一致。必须看到，许多政策的组合效应还是明显的。例如，为提升创新政策效应，目前通常会同时采用研发补贴和政府采购政策，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进行组合，但不同部门和不同领域的宏观政策，其效应不一致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一种表现是，政策作用方向并不一致。2020年以前，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环保领域的宏观政策，但受现场执法检查、提升年度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等监管限制，产生了对守法企业的干扰、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粗暴行为的现象，非常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对此，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各个政策协同配合时又增加了“监管”，并于2024年9月发布了《生态环境部门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另一种表现是，政策时效并不一致。通常认为，降准降息等货币政策着眼于当下，产业、区域政策更关注长远。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研究员指出，“宏观政策不仅要关注短期有效需求不足、经济下行压力等问题，更要重视中长期新的增长动能的形成”。

再次，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挑战。近年来，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这也是出现“政策出台不少，落地效果打折”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琪嘉研究员认为，“当形势发生变化时，及时果断地采取相应政策措施，是基于实践总结的科学指引和方法，体现的是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不可否认，我国经济发展中老问题、新挑战，不仅表现在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而且表现为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张鹏飞研究员认为，“供强需弱首先是供求不平衡，更关键的是存在需求缺口，包括需求规模和需求结构、需求层次”。因此，稳定、透明的政策预期，才能促进耐心资本的培育壮大。无论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监管政策，还是投资政策、消费政策、民生政策，在政策力度、发布节点、宣讲方式上，围绕预期，才能让政策更好落地、取得更好的效果。

遵循“从中长期看短期”的方法论

提质增效的宏观政策不仅是应对当前经济挑战的务实之举，更是立足长远、谋划未来的战略选择。将“提质增效”作为宏观政策的着力点和实践路径，对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体现了“从中长期看短期”的方法论。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十五五’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曾刚指出，“逆周期调节往往是在短期内应对经济波动，跨周期调节目标是形成新的增长动能，推动中长期发展。因此，跨周期政策目标应当是‘十五五’期间，甚至更长时期发展战略工作和目标相匹配”。可见，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一方面表明2026年将继续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巩固拓展优势；另一方面显示政策目标是继续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新旧动能转换，遵循了“从中长期看短期”的方法论。

面对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国积极识变、应变、求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陈文玲认为，“存量政策，比如‘两重’（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两新’（推动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还在继续发挥作用，还在不断释放”，但这些“存量政策盘活”，比如之前发的专项债、超长期国债，不能“躺”在账户里；有闲置的国企厂房、办公楼，用REITs等工具盘活，变成现金流，办更多民生实事；已经出台的减税、补贴要真正落到老百姓手里。张鹏飞认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既表现在政策的力度上，也表现在政策提质增效的效能上，不能单纯地只去追求增量，把存量管好用好，结构配置好优化好，其产生的效能要比单纯增加增量带来的综合效能大得多”。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认为，“高质量发展包括两个维度，一是‘量的合理增长’，即通过宏观政策刺激需求，使实际增长率逼近潜在增长率。二是‘质的稳定提升’，通过新旧动能转换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将潜在增长率进一步提升”。从政策取向来看，充分发挥宏观政策集成效应，本身就是一种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结果。

提质增效的宏观政策，强调“质”与“效”的统一，在保持经济合理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发展的可持续性、包容性和安全性。这一政策导向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不仅为“十五五”规划开好局注入强劲动力，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体系，为建构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85期第1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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