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董竹君回忆录》《我的一个世纪》《近代女性人物传记》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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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农历正月初五深夜，北京半步桥看守所内一片寂静。
在十三胡同的一间狭小监房里，一位年届七十的老人端坐在硬板床上。
昏暗的灯光透过铁窗洒在她花白的头发上，映照出岁月在她脸庞留下的深深痕迹。
她的背脊依然挺得笔直，如同当年在锦江饭店内接待各界宾客时的优雅姿态。
这位老人名叫董竹君。
很少有人能想象，眼前这个身穿粗布囚服的老人，曾经是上海滩最具传奇色彩的女企业家，是那个创立了锦江饭店、见证了新中国第一个国宾馆诞生的女强人。
更难以想象的是，她的人生轨迹竟然从洋泾浜畔的贫民窟开始，经历了青楼卖唱、督军夫人、商界传奇，最终却在古稀之年沦为阶下囚。
那一夜，北京的夜空格外清冷，月光透过铁窗格子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影子。
董竹君望着窗外，心中默念着一句话。
这句话成为她在黑暗岁月中的精神支柱，支撑着她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光。
距离她被带走已经过去了两年零四个月。
从最初的秦城监狱，到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监狱，再到如今的半步桥看守所，每一次的转移都意味着新的未知与煎熬。
特殊时期的种种际遇，让这位曾经在商界叱咤风云的女性陷入了人生的最低谷。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绝境中，董竹君展现出了她一生中最为坚韧的品格。
【一】洋泾浜畔的贫困童年与青楼岁月
1900年2月4日，农历正月初五，董竹君出生在上海洋泾浜畔一排破旧矮小的平房中。
彼时的洋泾浜是黄浦江的一条支流，河水黑如墨汁，臭气熏天，河面上漂浮着各种垃圾和死去的动物尸体。
这里聚居着上海最底层的贫苦百姓，董竹君的父母便是其中一员。
董竹君本名毛媛，父亲董尔发原姓东，后改姓董，是江苏南通六甲乡人。
为人忠厚善良，靠拉黄包车维持全家生计。
母亲李氏是江苏吴县人，贫农出身，性格直爽，平日里给富人家做佣人洗衣服，用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
尽管家境贫寒，董竹君的父母依然对女儿寄予厚望。
1906年，6岁的董竹君被送入私塾读书。小女孩天资聪颖，学习刻苦，深得先生喜爱。
然而，好景不长。
1912年，董竹君的父亲因长期劳累患上严重的伤寒症，再也无法正常拉车谋生。
失去经济来源的家庭陷入绝境，为了给父亲治病和维持基本生活，全家四处借贷，最终仍然入不敷出。
1913年的一个黄昏，13岁的董竹君面临着人生的第一个重大转折。
父母含泪告诉她，家中实在无法维持，只能将她送到青楼学戏，然后以三年三百大洋的价格将她抵押给五马路的长三堂子。
董竹君虽然年幼，但在私塾中读过"割股疗亲"、"卖身葬父"的故事，明白这是为了尽孝。
她强忍眼泪，同意了父母的决定。
长三堂子是上海的高级妓院之一，位于四马路一带。
董竹君进入后被取了艺名"楊蘭春"，因为年龄尚小，暂时只是卖艺不卖身的"清倌人"。
她天生容貌清丽，嗓音甜美，很快便成为堂子里的头牌。
然而，青楼毕竟是个龙蛇混杂的地方，董竹君虽然努力保护自己，但随着年龄增长，她越来越感受到危机的临近。
在青楼的日子里，董竹君见识了人性的复杂与世态的炎凉。
她看到良家妇女如何沦落风尘，也见过一些女子神秘失踪的可怕现实。
这些经历让她更加坚定了要摆脱这种生活的决心。
她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各种技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同时暗中观察着每一个可能的机会。
1913年末，一个改变董竹君命运的人物出现了。
四川籍革命党人夏之时开始频繁出入长三堂子，但与其他寻欢作乐的客人不同，他从不与女子嬉戏，而是经常与朋友们讨论国家大事和革命理想。
夏之时早年留学日本，深受革命思潮影响，回国后积极投身推翻满清的革命事业，当时已是蜀军政府副都督。
夏之时的不凡气质和救国抱负深深吸引了董竹君。
两人开始接触，从最初的客套寒暄到后来的深谈理想，感情逐步升温。
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大批捕杀国民党人，夏之时也遭到通缉，被迫准备逃往日本。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夏之时向董竹君表达了真情，提出要为她赎身，娶她为妻，带她一起逃往日本。
然而，董竹君却出人意料地拒绝了这个看似天赐良机的提议。
她对夏之时说："我不要这样，我又不是一件东西，以后做了夫妻，哪天你不高兴就说，你是我花钱买来的，那我可受不了。"
董竹君提出了三个条件：不做小老婆；夏之时要带她去日本读书；将来夏从事革命事业，她来料理家务。
这三个条件充分体现了她对独立人格和女性尊严的坚持，也预示着她绝非寻常女子。
夏之时被董竹君的独立精神深深打动，一一答应了她的条件。
随后，董竹君装病不接客，趁机逃出了青楼。
1914年春天即将结束的时候，15岁的董竹君与27岁的夏之时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日本旅馆松田洋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这个来自洋泾浜贫民窟的女孩，通过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彻底改变了命运的轨迹。
【二】东渡求学与督军夫人的岁月
婚礼结束后不久，夫妻二人便踏上了前往日本的轮船。
由于袁世凯正悬赏三万银元捉拿夏之时，这次东渡实际上是一次政治避难。
然而，对于董竹君来说，这却是她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开启了接受现代教育的新篇章。
抵达东京后，董竹君被安排入读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起初，夏之时让她每天搭高架电车进城补习日文等科目，但很快便开始担心她会受到外界诱惑，改为在家中请了五位家庭教师，分别教授数理化、地理、历史、日语、中文等课程。
董竹君在学习上表现出惊人的天赋和毅力。
她有一定的中文基础，学习日语并不感到吃力，对数理化等科目也展现出浓厚的兴趣。
在家庭教师的指导下，她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现代知识，常常挑灯夜战，不放过任何一个提升自己的机会。
然而，夏之时在日本的生活方式却让董竹君有些不安。
他对妻子的管束极为严格，不允许她与外界有任何接触，甚至连邻居传来的音乐声也要加以干涉。
一天傍晚，董竹君听到附近传来优美的箫声，是爱尔兰民歌《夏天最后一朵玫瑰》的旋律，她每天傍晚都会在窗前倾听。
夏之时发现后极为不悦，认为这是不当的行为，经常板着脸训斥妻子。
这些细节让董竹君开始感受到婚姻生活中的压抑。
尽管夏之时在革命理想上是进步的，但在对待妻子的态度上仍然带有传统的家长制色彩。
他似乎始终以恩人的身份自居，对董竹君的一举一动都要加以监督和限制。
1917年，董竹君从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科毕业。
她本想继续深造，前往法国留学，但夏之时以公公病危为由，坚持要她立即回国。
董竹君只得放弃留法计划，跟随丈夫返回四川。
回到四川后，董竹君面临着全新的挑战。
四川是个封建意识浓厚的地方，夏家是当地的大家族，关系复杂，勾心斗角。
作为从青楼出来的女子，董竹君在夏家并不受欢迎，特别是那些妯娌们对她的出身颇有微词。
据说，夏之时的前妻就是被这些妯娌活活气出肺病而死的。
好在董竹君从小历经磨难，练就了坚强的性格，她并不是可以任人宰割的弱女子。
她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处世能力，逐渐在夏家站稳了脚跟。
1919年，全家迁居成都，夏之时在东胜街购买了大院住宅并进行了豪华的改建装修，董竹君也正式成为了成都上流社会的督军夫人。
作为督军夫人，董竹君的日子看似风光，实际上却充满了各种束缚。
她必须严格遵守封建礼教，每天亲自打理各种家务，维持复杂的人际关系，监督孩子们的生活教育，对夏之时苛刻的生活要求一丝不苟。
更让她痛苦的是，她与夏之时之间的思想分歧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子女教育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董竹君主张让女儿们接受现代教育，而夏之时却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反对女儿上学读书。
这个曾经在青楼里向她宣传新思想的革命党人，如今却说出如此陈腐的话语，让董竹君深感失望。
她渐渐发现，那个曾经吸引她的理想主义光环正在夏之时身上慢慢消失。
1919年，夏之时在四川的派系斗争中站错了队伍，被解除了所有公职。
仕途上的挫败让他意志消沉，开始吸食鸦片，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
当董竹君患肺病需要静养三个月时，他竟然从未前去探望过一次，这彻底伤透了妻子的心。
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中，董竹君开始尝试寻找自己的出路。
她在东胜街创办了"富祥女子织袜厂"，专门招收女工从事生产，这是成都市第一家女子织袜厂。
1926年，她又在桂花巷创办了"飞鹰黄包车公司"，在管理上学习了国外的先进经验，对车夫实行人性化管理，生意非常兴隆。
这些创业尝试让董竹君找到了自我价值的实现途径，也为她日后的商业成功奠定了基础。
然而，1929年春，四川局势动荡，各路军队扩充势力，币值严重贬值，董竹君只得关闭了这两家企业。
同年，已经忍无可忍的董竹君向夏之时提出分居。
她带着四个女儿离开了成都，返回上海开始新的生活。
这一决定震惊了整个夏家和成都上层社会，一个女人居然敢主动离开督军丈夫，这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大胆举动。
【三】独立创业与锦江传奇的诞生
1929年，董竹君带着四个年幼的女儿来到上海，开始了她人生中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
离开夏家时，她几乎是净身出户，除了一些简单的行李和为数不多的首饰外，再无其他财产。
夏之时曾经信誓旦旦地承诺会支付抚养费，但实际上从未兑现过。
初到上海时，董竹君母女五人挤在一间三层楼的小屋里。
尽管生活条件艰苦，但董竹君却感到了久违的自由。
她每天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连楼梯过道也不放过，女儿们也因此养成了注重清洁卫生的良好习惯。
为了女儿们的教育，董竹君将她们送到苏州一家教会学校的附小寄读。
她担心女儿们会受到外国传教士思想的影响，每逢周末和假期都会将她们接回来，给她们讲述人生道理和爱国思想，还让她们阅读进步文艺作品，学做家务，培养她们善良诚实、助人为乐的品德。
1930年，董竹君变卖了从四川带来的珍珠项链等值钱物品，筹得800元资金，在上海闸北创办了群益纱管厂。
她的二叔虽然家境贫寒，但为了支持侄女的事业，四处奔走说服亲朋好友投资入股。
然而，创业之路充满了艰辛。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闸北，群益纱管厂在炮火中被完全摧毁。
更糟糕的是，董竹君因为参加抗日宣传活动，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入狱。
虽然很快被保释出来，但这次打击几乎让她丧失了所有的积蓄。
1934年，经过漫长的法律程序，董竹君与夏之时正式离婚。
同年，四川军火采购员李嵩高得知董竹君的困境后，主动从购置枪支的款项中借出2000元给她做生意。
这笔钱对于当时山穷水尽的董竹君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董竹君深知这是她最后的机会，必须慎重选择投资项目。
经过深思熟虑，她决定进入餐饮行业。她选择了投资少、回收快的餐馆生意，并将目光投向了当时在上海尚不多见的川菜。
1935年3月15日，董竹君在上海法租界华格臬路租下一栋三层小楼，经过精心装修和布置，正式开业了"锦江川菜馆"。店名取自成都的锦江，寄托着她对故乡的思念。
锦江川菜馆一开业就引起了轰动。
董竹君亲自设计的装修风格别具一格，既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典雅，又融入了现代化的时尚元素。
她聘请了成都最优秀的厨师，确保每道菜都达到色香味俱全的标准。
更重要的是，董竹君敏锐地把握了当时上海社会的需求，将餐厅打造成不仅是用餐场所，更是社交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
锦江川菜馆很快成为各界名流聚集的地方。
文人雅士、革命志士、商界精英都喜欢来这里聚会，讨论时事，交流思想。
董竹君本人也凭借其卓越的社交能力和经营智慧，在上海社会中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
随着生意的红火，董竹君又在1936年1月28日于法国公园附近的华龙路开办了锦江茶室。
茶室内设置了40余张精致小方桌，220个座位，装修典雅，环境优美，吸引了更多的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
董竹君还率先在餐饮行业公开招聘女服务员，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胆的创新举措。
锦江的成功不仅在于其优质的服务和美味的菜肴，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的文化和社会功能。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锦江成了爱国人士和进步力量聚会的重要场所。
董竹君不仅提供场地，还积极支持各种爱国抗日活动。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董竹君更加积极地投身抗战救国运动。
她慷慨捐献资金支持抗日，还与《大公报》记者蒋逸霄等人共同创办进步杂志《上海妇女》。
当郭沫若从日本回国抵达上海时，董竹君担心他的安全，专门派锦江的工作人员给他送了一个多月的饭。
夏衍、潘汉年等著名革命人士也经常光顾锦江，将这里作为重要的活动据点。
1940年，随着上海形势日趋复杂，日本人和汉奸不断试图拉拢或刁难董竹君。
为了避免麻烦，同时也为了开拓海外市场，她决定前往菲律宾马尼拉，筹备锦江分店。
临行前，她将上海的两家店铺全权委托给股东张进之代理管理。
在菲律宾期间，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日军占领马尼拉，董竹君母女陷入了九死一生的困境。
她们在异国他乡经历了长达五年的颠沛流离，直到1945年初才历经千辛万苦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后，董竹君震惊地发现，锦江两店已经被代理人张进之弄得面目全非。
张进之以为董竹君在战争中已经遇难，便大肆贪污挪用，胡作非为。
董竹君愤怒之余，迅速与张进之进行了清算，然后全力投入到锦江的重建工作中。
经过几年的努力，锦江重新焕发了生机。
解放战争期间，董竹君按照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指示，利用锦江的资金和人员先后创办了永业印刷所、协森印务局、美化纸品厂、美文印刷厂等，作为党的秘密印刷机构，为革命事业提供了重要支持。
【四】新中国的贡献与特殊时期的考验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董竹君积极响应新政府的号召，主动配合社会主义改造。
她深知新中国需要高规格的场所来接待外宾和举办重要活动，当上海市委和市公安局找到她，希望利用锦江的经验和人员创办国宾馆时，董竹君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1951年6月9日，锦江饭店正式挂牌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国宾馆。
为了支持国家建设，董竹君不仅交出了自己苦心经营十六年的锦江品牌，还将积累的十五万美元全部捐献给国家。
她甚至连自己居住的花园洋房也交给了国家，只保留了郭沫若题写的一幅字画和一套文房四宝。
锦江饭店开业后成为新中国外交的重要窗口，先后接待了苏联的伏罗希洛夫元帅、印尼的苏加诺总统、朝鲜的金日成主席、越南的胡志明主席等众多国际政要。
董竹君因其杰出贡献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七届当选，成为新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人物。
1966年，特殊时期开始，社会政治形势发生剧烈变化。
1967年夏天，时局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为了排遣忧愁，董竹君邀请儿子、儿媳以及儿媳的同学一起前往颐和园昆明湖游泳。
67岁的她仰泳技术依然娴熟，儿子夏大明还称赞母亲的游泳姿势非常标准。
当她仰望蓝天在湖中畅游时，所有的烦闷都随着浪花消散，内心充满了自由的感觉。
她不知道的是，这竟然是她此生最后一次游泳。
1967年深秋的一个下午，董竹君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破。
一群年轻人突然闯进她的家中，指控她是"两面派"、"特务"、"反革命分子"等罪名，要将她带走接受调查。
董竹君当时只穿着一身单薄的衣服，连洗漱用具都不允许携带，就这样被带走了。
这次被捕完全出乎董竹君的意料。
尽管她知道当前时局不太平，也听说有不少朋友突然入狱，但她从未想过自己会遭遇如此命运。
她一直认为自己是为党和国家做过贡献的人，曾经利用锦江饭店为革命事业提供过重要帮助，资助过宋时轮、郭沫若等革命志士，还将自己的全部财产都献给了国家。
董竹君首先被关押在秦城监狱。
每天从早到晚都是无休止的审讯，审讯人员要求她详细交代从有记忆开始到入狱前的所有经历，然后写成材料。
他们询问最多的是她与杨虎夫妇、田淑君、杜月笙等人的关系，以及她在国民党时期的各种活动。
审讯过程极其严酷。
董竹君觉得自己成了没有思想只会机械动作的机器人。
在一次提审中，因为她疲惫时说了一句四川话"今天晚了，早点安息吧"，审讯人员竟然认为她在诅咒他们死亡，对这位年近70的老人进行了暴打。
他们甚至要求董竹君承认自己没有遭到殴打，这种颠倒黑白的做法让她深感绝望。
1968年2月，董竹君被转到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监狱关押。
这里的条件比秦城稍好一些，但精神压力依然巨大。
同年12月，她又被转到半步桥看守所，这里成了她度过监狱生活最后阶段的地方。
在这个转移过程中，董竹君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
长期的营养不良和精神压力让她几乎撑不下去。
她的头发在半年内全部变白，体重急剧下降，经常出现剧烈的腹痛。每天早上醒来，枕头上都是掉落的头发。
面对如此严酷的现实，董竹君在心中反复默念着一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