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是《出师表》中诸葛亮的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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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27年,诸葛亮在西蜀,北伐前为了表明自己对汉室的忠心特撰此文,给后主刘禅注了一针定心剂。
这句话是诸葛亮躬耕地的第一手资料。但诸葛亮也就仅仅写了“南阳”二字,没有补充说明。
南阳宛城说和襄阳隆中说两派对“南阳”二字,有了不同的解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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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城派并没有列举“亮在宛城隐居躬耕”的史料记载(元之前没有),他们以“南阳与宛代指互指”的方式说明亮就在宛城隐居躬耕。
隆中派则列举了《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引用《汉晋春秋》的注释“亮家于南阳邓县隆中”,来说明诸葛亮其实就是在南阳邓县隆中隐居躬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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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中派认为“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此“南阳”是南阳郡的泛指。诸葛亮并没有具体说明到底在哪个位置,只是概括地说在南阳郡而已。而隆中当时属于南阳郡,所以说在南阳躬耕很正常。宛城派反驳说隆中不属于南阳管辖(进入学术辩论范畴)。
宛城派则认为诸葛亮已经把具体的位置讲清楚了,就是宛城。因为宛城代指南阳。而且,也只有治所宛城才能算南阳,隆中不能算南阳。隆中派反驳说,诸葛亮已经走出了南阳郡之外,所以南阳郡的任何一地都可以说是南阳。然后隆中派又找史料记载证明隆中曾经属于南阳郡(进入学术辩论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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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南阳方面单靠“代指互指”来证明南阳指宛,显然是不够的。为什么?因为南阳与宛从本质上来说,属于两种概念,南阳为二级行政区“郡”名,宛是三级行政区“县”名。这是历史常识。即便宛在这里看作是“宛城”,那南阳郡与宛城仍然有大小级之分,不能视为一个概念。
如果说,这里是诸葛亮用的代指,那么在这里为什么必须理解为代指?而不是其本质含义呢?还有,既然代指,那么主人公离开了南阳郡的管辖区域之后,他心中属于南阳郡的邓县隆中为什么不能代指南阳呢?在隆中种地,为什么不能说在南阳种地呢(在未进入到归属地学术辩论的前提下)?
放到现代来讲,来到广东工作的河南开封人,为什么不能说他的家开封是(在)河南,而非得说省会郑州才是(在)河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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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宛城派这种单纯咬文嚼字,玩地名指代的游戏,是没有证明力度的。还是需要找详细的“宛城卧龙岗躬耕”的记载来做直接证明。
元代之前没有。
不过元代建立后,很快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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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的下文中,《大元一统志》里面,就记载了:
“又《荆州记》云:南阳县西七里有独乐山,诸葛孔明尝登此山作梁甫吟”。
正因为有这条支持,前面就堂而皇之地写着:“卧龙岗,在南阳县界内,诸葛孔明躬耕之地”。
这条记载,就是所谓“诸葛亮躬耕于宛城卧龙岗”最早历史记载。
可惜的是,这条记载,却是篡改《荆州记》的原始内容得来。
宋代《九家集注杜诗》记载有《荆州记》的原始记载:
“诸葛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甫吟,盛弘之《荆州记》邓城西七里有独乐山,诸葛亮尝登此山作梁甫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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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在元代之前,这是常识。宋代人不可能篡改元代记载,所以元代篡改宋史料记载,这是铁板钉钉的事。
如有疑问,则又有南宋《與地纪胜》之《襄阳府》记载:
独乐山,盛弘之《荆州记》云:邓城西七里有独乐山,诸葛亮尝登此山作梁父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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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南阳卧龙岗确为元人所著《大元一统志》剽窃并篡改《荆州记》记载而来。
千余年宛城“卧龙岗”历史一片空白,元代横空出世!
南阳方面用这种极不光彩的造假行为,开创了南阳卧龙岗的“光荣历史”,以后的种种动作,均是基于此“历史记载”繁衍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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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基都是腐烂的,朽树上面还会结出真果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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