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国战争期间，苏军是如何对待逃兵的？

绝不后退！苏联邮票，1945年4月发行。

国家和人民的生存问题

1941年夏天，随着德国国防军的坦克向列宁格勒、莫斯科和基辅推进，前线局势十分危急。苏军战线面临彻底崩溃的威胁。
到1941年8月中旬，被俘的苏军士兵人数已达数十万。比亚韦斯托克、明斯克和乌曼的包围圈只是其中最著名的几个。仅从1941年6月22日至年底，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就拘留了超过71万名逃兵和超过7.1万名逃避兵役者。

向德军头像的苏军

1941年8月16日，苏联最高统帅部颁布了第270号命令，旨在防止战场上的怯懦行为。该命令规定的措施在国际惯例中既非独一无二，也并非过于严苛。第270号命令的全称是：“关于军事人员向敌投降和遗弃武器的责任”。该文件由斯大林、莫洛托夫以及布琼尼元帅、伏罗希洛夫元帅、铁木辛哥元帅、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和朱可夫元帅签署。
该命令赞扬了苏军的勇气和英雄主义，但也列举了反例，指出怯懦、逃兵和背叛导致苏军战败，甚至出现大规模投降。
苏联士兵们面临着抉择：“要么惜流血牺牲，直至彻底战胜敌人”（出自军人誓言）；要么投降以保全性命。

被德军俘虏的苏军

在反苏意识形态盛行的时期，一种流行的“黑色”谬论是，苏军士兵的大规模投降是因为他们不愿为“可憎的布尔什维克政权”而死。因此，内务人民委员会被迫组建督战队来处决逃兵，并成立了惩戒连和惩戒营。其目的就是“用尸体淹没敌人”。
事实上，太阳底下无新鲜事。这是人类心理的固有特征：没有人想死。军队中懦弱的表现历来都会遭到打击，有时甚至会使用极其残酷的手段。

处决逃兵

逃兵自古以来就受到惩罚，而且惩罚非常严厉。早在古波斯和亚历山大大帝时期，就出现了督战队。
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在其著作《居鲁士的教育》中，描述了波斯国王居鲁士大帝庞大军队中的后方部队，其职责是“激励那些尽忠职守的人，用威慑来约束那些胆怯的人，并处死所有企图逃跑的人，使懦夫比敌人更加恐惧”。
色诺芬还解释了督战队存在的心理必要性：当大众充满自信时，会激起不屈不挠的勇气，但如果人们胆小，越懦弱，他们就越害怕、越惊慌失措。

在古罗马，有一种被称为“十一抽杀律”的现象。一支庞大的部队若在战场上怯懦，便会受到惩罚：每十名士兵中就有一名被处死，无需调查其个人罪责或清白。行刑前，被判处死刑者会被公开鞭笞。逃兵还会被没收财产，处以死刑或被卖为奴隶。
成吉思汗的军队更加残暴：只要有十二名战士逃离战场，他们所在的百人部队都会被处死。
而在日本传统中，武士几乎没有“俘虏”的概念。战败的武士必须面带微笑地向胜利者表明自己的名字，然后切腹自尽。逃离战场的武士会因此蒙受极大的耻辱，他本人及其家人将被剥夺贵族的荣誉身份。
此后，这一传统并未改变。逃兵始终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当时设有专门的部队负责维持秩序和纪律（很像今天的宪兵），这些部队充当督战队。

“死亡营”

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沙皇俄国，首先组建了哥萨克督战队，他们骑马作战；随后又组建了步兵机枪部队，被称为“死亡营”。一些正规但更可靠的部队也被指派为督战队，奉命向擅离职守的士兵开火。
在沙俄内战期间，督战队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这些部队由契卡部队、特种部队（ChON）、通常是国际主义士兵以及来自前奥匈帝国、拉脱维亚和中国的战俘组成。

俄国内战时期的苏联海报。L. O. 帕斯捷尔纳克，1919 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

根据1941年7月19日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第00941号命令，苏军的师、军的特别部门、集团军的特别部门、方面军的营中分别设立了由内务人民委员会人员组成的独立步枪排。
这些部队被称为“封锁分队”。他们有权设置路障阻止逃兵逃跑，彻底检查所有军人的证件，逮捕逃兵，并在12小时内进行调查，并将案件移交军事法庭。掉队的士兵可以被送回部队；在特殊情况下，为了立即恢复前线秩序，特别部门负责人有权处决逃兵。
封锁分队还负责识别和清除敌方间谍，并调查从德军战俘营逃脱的人员。

因此，封锁分队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负责拘留逃兵和可疑人员（包括间谍、破坏分子和纳粹特工）。在危急情况下，他们亲自与敌人交战。他们还与匪徒作战，包括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主义组织。
在决定战争胜负的残酷莫斯科战役中，1941年9月5日，应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叶列缅科将军的请求，苏军最高统帅部授权在那些已被证明不稳定的师中组建警戒部队。一周后，这一做法推广到所有方面军。警戒部队由每个师一个营、每个团一个连组成。
他们复杂向师长报告，并配备运输工具、数辆装甲车和坦克。他们的任务是协助指挥官，维护部队的纪律和秩序。他们有权使用武器阻止逃兵，并消灭煽动恐慌的人。

现代人在玩战争重现游戏

这意味着，他们与为打击逃兵和可疑分子而设立的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特别部门的警戒部队不同，军队警戒部队的设立是为了防止未经授权的逃兵。这些部队规模更大（每个师配备一个营，而非一个排），人员也并非来自内务人民委员会，而是来自苏军士兵。他们有权射杀煽动恐慌和挑起逃跑的人，但无权射杀正在逃跑的人。

在战争的转折点（库尔斯克战役）之后，这些警戒部队实际上开始发挥指挥连的作用，负责守卫指挥部、交通线和道路。1944年10月29日，根据国防人民委员斯大林的命令，由于前线局势的变化，这些警戒部队被解散，其人员由步兵部队补充。
为了阻止溃逃者，他们有权向撤退者头顶开枪，处决挑起逃跑者和带头逃跑者。然而，这种情况并不普遍，只是个别案例。他们还可以在后方设置额外的防线，阻止撤退部队，并巩固阵地。因此，内务人民委员会和苏军的警戒部队忠实地履行了职责，为最终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惩戒营》是2004年俄罗斯的一部电视剧。该剧改编自爱德华·沃尔达尔斯基的同名小说，由尼古拉·多斯塔尔执导。它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反苏宣传作品：罪犯拯救了祖国，即使他们并非惩戒营成员；惩戒营成员集体处决自己人；对特勤人员、内务人民委员会士兵和指挥官以及红军进行彻底的诋毁；与德国人勾结等等。

保卫祖国的职责

第270号命令区分了投降的苏军普通士兵家属和“在战斗中撕毁军衔、逃往后方或向敌人投降”的指挥官和政治官员的家属。前者将被剥夺国家援助，因为他们是保卫祖国的战士家属；而那些表现出怯懦的指挥官家属将被逮捕。
对于那些获得更多援助的人，包括经济支持，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苏联军官的薪水很高。战前，排长每月薪水625卢布，连长750卢布，营长850卢布，团长1200卢布，师长1600卢布。
战争爆发后，这些薪水平均增加了一半，还不包括奖金。例如，每击落一架飞机，飞行员就能额外获得1000卢布的奖金。相比之下，战前苏联的平均月薪为330卢布。

古拉格劳改营

斯大林经常因其针对思想狭隘者的荒谬言论而受到批评，例如他声称所有从纳粹集中营获释的苏联战俘都会被送往古拉格劳改营或被处决。事实上，获释的红军战俘在经过苏联反间谍机构“斯梅尔什”（SMERSH）的甄别后，大多数情况下会被送回前线继续战斗。战后情况也类似：在甄别营对战俘进行甄别后，绝大多数人会被送回军队和国民经济部门。
投降的军官和政治工作者则受到更严厉的对待。他们通常会被降为列兵并被送回前线。然而，甄别的结果因人而异。因此，1941年7月在乌曼战役中被俘的第六集团军司令穆济琴科将军，在经过调查后被恢复上将军衔，随后担任伏尔加河军区副司令。与此同时，在同一场乌曼战役中投降的第十二集团军司令波涅杰林，在尚未穷尽所有抵抗手段的情况下被审判并处决。

第270号命令下令逮捕逃兵和叛国者的家属，并将他们流放到北方和西伯利亚的偏远地区，为期五年。未成年儿童不得被关押在监狱（“转运营”）。
叛国罪的惩罚还包括没收叛国者的财产。军属通常居住在驻地的服务住房中，但这些住房不会被保留。通常情况下，他们会被安排到劳动力短缺的其他地区居住。

因此，第 270 号命令，就像后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斯大林于 1942 年 7 月 28 日发布的第 227 号命令（“一步也不退！”）一样，并没有包含任何最初在苏联实践中使用的残酷措施。其目的是提醒苏军官兵和指挥官，他们有义务保卫祖国、家人和挚爱之人，并告诫那些为了保全性命而不惜一切代价违背这一义务的人将受到惩罚。

1941年11月至12月，纳粹分子将整列载有被俘红军士兵的火车冻死。

附录：关于警戒部队活动的文件 // Toptygin A.V. Unknown Beria. 莫斯科，圣彼得堡，2002 年。绝密。

“国家安全三级委员S·米尔施泰因致内务人民委员L·P·贝利亚的报告，内容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各特别部门和警戒部队自战争开始至1941年10月10日期间的活动。
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致国家安全总委员贝利亚同志。

参考资料：自战争开始至1941年10月10日，内务人民委员会各特别部门和负责后方安全的警戒部队共拘留了657,364名脱离部队、逃离前线的军人。

其中，249,969人被特别部门的行动警戒部队拘留，407,395人被内务人民委员会负责后方安全的警戒部队拘留。”后方被拘留者中，25,878人由特别部门逮捕，其余632,486人被编入部队送回前线。
特别部门逮捕的人员中：间谍1,505人，破坏分子308人，叛国者2,621人，懦夫和散布恐慌者2,643人，逃兵8,772人，散布挑衅性谣言者3,987人，自杀者1,671人，其他人员4,371人，总计25,878人。
根据特别部门的命令和军事法庭的判决，10,201人被枪决，其中3,321人在列队行进前被枪决。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特别部门副主任、国家安全三级委员米尔施泰因 1941年10月。

因此，在特别部门的屏障分遣队和作战屏障拘留的657,364人中，只有25,878人被捕，即4%。

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关于《关于第227号命令执行情况及第4坦克集团军人员对此的反应》
摘自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内务人民委员会特别部门1942年8月14日提交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特别部门总局的报告：

在规定期限内，共有24人被处决。例如，第18步兵师第414步兵团的班长斯特尔科夫和多布雷宁在战斗中临阵脱逃，弃班而逃。两人均被封锁分队抓获，并根据陆军情报局（Osoaviakhim）的命令，在全队面前被处决。

同属该团同师的红军士兵奥戈罗德尼科夫左手自残，被判犯有此罪，并接受了军事法庭的审判。
根据第227号命令，组建了三个陆军封锁分队，每个分队200人。这些分队装备齐全，包括步枪、冲锋枪和轻机枪。分队指挥官由特勤部门人员担任。
1942年8月7日，上述封锁分遣队和惩戒营在各军区单位和编队中拘留了363人，其中：93人逃脱包围，146人与部队失散，52人失去部队，12人获释，54人逃离战场，2人伤势不明。
经彻底调查，187人被送回原部队，43人被送往征兵部门，73人被送往内务人民委员会特别营地，27人被送往惩戒连，2人被送往医疗委员会，6人被逮捕，如上所述，24人在编队前被枪决。

《斯大林格勒史诗：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军事审查部门资料，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藏》，莫斯科，2000年。

根据内务人民委员会第227号命令，截至1942年10月15日，共组建了193支陆军警戒部队，其中16支部署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这一数字与上述戈尔多夫中将的命令有所出入，原因是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组成发生了变化，部分集团军被撤出），25支部署在顿河方面军。
此外，从1942年8月1日至10月15日，这些警戒部队共拘留了140,755名逃离前线的军人。在被拘留者中，3980人被逮捕，1189人被处决，2776人被送往惩戒连，185人被送往惩戒营，131094人被遣返回原部队或过境点。

最多的拘留和逮捕来自顿河和斯大林格勒战线的封锁分队。在顿河前线，36,109人被拘留，736人被捕，433人被枪毙，1,056人被送往劳改公司，33人被送往劳改营，32,933人被送回各自单位和中转站。
在斯大林格勒方面线，15,649人被拘留，244人被捕，278人被枪决，218人被送往劳改连，42人被送入劳改营，14,833人被送回各自单位和中转点。

红军第12集团军司令P·G·波涅杰林少将（中）和第12集团军第13步兵军军长N·K·基里洛夫少将被俘。乌曼地区。1941年8月。

1941年8月初，在乌曼以南，德军包围了苏军南方方面军第6集团军和第12集团军的20个师。约55000名苏军官兵被俘，其中包括波涅杰林将军和基里洛夫将军。德军广泛利用这些高级军官的投降进行宣传，包括这张照片。根据1941年8月16日最高统帅部第270号命令，波涅杰林和基里洛夫被宣布为恶意逃兵和叛国者。1941年10月13日，他们被缺席判处死刑。被俘的两位将军被关押在德军集中营。据了解，尽管苏联方面曾做出不利于他们的承诺和决定，但两位将军在被俘期间表现得十分正直，没有与德军合作。1945年4月29日，他们被美军解放。波涅杰林曾被邀请加入美国陆军服役，但他拒绝了。5月3日，他们被移交给苏联。

获释后的几个月里，两位将军过着自由的生活，但在1945年12月30日，他们被捕。1950年8月25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以“军人叛国罪”判处他们死刑，并于当日执行。1956年，由于缺乏证据证明他们的行为构成犯罪，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他们进行了平反。

作者：亚历山大·萨姆索诺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