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未来的一条主线：君子之国、好人社会

什么是“君子”？

什么是由君子为主体组成的“君子之国”“好人社会”？

带着这两个问题，开始这一篇文章的分享。

西方经济学博弈论领域有一个“囚徒困境”的经典假设。

有甲乙两名嫌疑犯，警察没有足够证据指控二人有罪，于是把两个人隔开，分别单独询问两人，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是否对抗询问。如果两个人选择密切合作、共同对抗询问、拒不招供，那么全都判刑半年；如果两个人都背叛了对方、向警方如实招供，那么共同服刑六年；如果其中一人选择合作、另一人选择背叛，那么背叛的立即释放，合作的判刑10年。

在这场博弈中，以甲乙双方合计刑期最短作为最优选择。但如果两个人都是绝对理性的，反而不会选择密切合作、拒绝招供，虽然这样两个人加起来只判刑1年，而是从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全都背叛，结果个人利益最大化导致共同利益严重受损，最终合计判刑12年。

这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以“自私自利的理性”为核心的典型思维，原本按照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经典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如果每一个人都从利己的目的出发，最终全社会可以实现利他的结果，但“囚徒困境”指出了这一理论的悖论：从利己目的出发，结果损人不利己，即不利己也不利他。

对应以自私、利己、理性为核心的“囚徒困境”，中国人也有自己的寓言故事，那就是清代小说《镜花缘》中描述的“君子国”，这是一个以利他为核心的“好让不争”之国，从问世以来被多次翻译到西方世界，成为西方理解中国伦理观念的一个重要切入口。

《镜花缘》中以一段故事描述君子国的人以让自己吃亏、让人得利为乐。第十一回说君子国的一名衙役从商贩那买东西，现实中的清代衙役肯定要欺负百姓、大占便宜，拿东西少给钱、不给钱才是常态，但在君子国反过来了。

衙役质问商贩卖的东西这么好，结果收的钱却少，这不公平，要求商贩必须收更多钱，而商贩也不愿意，觉得自己开的价已经太高了，如果还要加钱，就不愿意继续交易了。

两人争吵不休，衙役非得要求掏全价只买一半货物，而商贩坚决不同意，最终路过两名老人从公评定，让衙役拿走了八成货物，这才作罢。

这个故事似乎说明：哪怕以利他为核心，也会导致争执不休。

比如茅于轼就在1997年出版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的第一章“道德的悖论”第一节“《镜花缘》里的君子国”批判道：“君子国”的故事说明，双方让利和争利都会引起争论，但现实世界中，双方如果都为了牟利，通过讨价还价可以达成协议，反而是无私的君子国无法实现讨价还价，只能靠路过的两个老人用强制性的手段来解决矛盾。”

还说君子国必然转变为“小人国”，原书是这样说的“因为君子国最适宜于专门利己毫不顾人的‘小人’们生长繁殖的环境。当‘君子’们吵得不可开交时，‘小人’跑来用使君子吃亏自己得利的办法解决了矛盾。长此以往，君子国将消亡，被‘小人’国代替”。

由此，茅于轼提出了贯穿全书的观点：“人是自利的生物实在是人类社会的大幸。由此，人类才有了最终的大同世界的理想。如果人是利他的，则任何理想都不可能建立起来”。紧接着第二节“义务为群众做好事”，展开批判，称“每培养出一名做好事的人，必然同时培养出几十名捡便宜的人”，进而认为义务做好事绝不值得提倡，人就应该利己。

理解茅于轼的这本书需要结合时代背景，20世纪90年代中国正在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当时以经济学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视西方经济学为人间真理，而茅于轼因为自身经历，也有强烈不满。

茅于轼自称“在经济学社会学方面，基础知识很不够，重要的书都没有读过”，如按照他所称，他并不了解西方经济学，但他本人基于对西方经济学的想象，自己重构了一套，这种靠想象而不是认真学习思考的方式，也影响了后来的很多经济学家。

一些人言必称“西方”，但一问读过多少西方经典，却说不出来，更没有学到西方经济学研究问题、分析现实的精髓，只知道死记硬背脱离理论背景的简单结论。

茅于轼对批判君子国应该感到非常得意，觉得自己抓住了“利他”的君子国的核心问题，所以才放在自己著作的最开头，并作为全书的核心。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第一版封面，就写着两句话“中国目前最迫切需要什么？”“人之本性‘利己’还是‘利他’”，并由此展开谈论他想象的市场经济，在扉页还有这样一句话“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关心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人们”。

茅于轼如此看“君子国”，是错误的，是被他想象的西方经济学洗脑而不自知，以“自私自利”的心态，不可能理解“好让不争”。

小镇为什么说茅于轼说得不对呢？

因为《镜花缘》核心不是讲经济学，而是讽刺清代现实的小说。在“君子国”的故事中，讽刺的是现实中疯狂争利的现象，但读起来就觉得扭曲，明明还是在争啊？

这就对了，毕竟讽刺小说一定要有讽刺性。

在小说中，所谓利他不争的君子国，争的不是利，而是名。所以衙役要求高价买低货，而商贩要求低价卖高货，两人为了名争得面红耳赤，这哪里是利他的君子啊，全是损人利己的小人。

小说是以“名”代“利”啊，茅于轼没有读明白这一点吗？

如果以“利他”作为君子的标准，那么应该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不能让对方难受，既然在君子国名比利重要，那么从“利他”的角度，就应该想办法维护对方的名声，而不是自私自利、沽名钓誉。

所以，如果不是为了讽刺现实，而是真正的君子国，这场交易应该是这样的：

假设交易的商品成本是100元，既然君子国存在交易，就说明互通有无可以增进双方的利益，那么商贩就不应该要求衙役用50元买下100元的商品，而是应该赚取合理利润，比如让衙役用110元买下，赚10元的毛利润；

而衙役也不能为了自己的名声，非得要求用200元买下100元的商品，而是要求商贩多赚一点，比如加到30元，也就差不多了。

双方也不应该为了110元还是130元买下争得面红耳赤，这不就让对方为难了吗？而应该经过简单的交流，就理解到对方不想踩着对方赚取名声，都是“好让不争”的君子，于是折中选择120元成交，皆大欢喜，这才叫利他、公平。

所以，真实的君子之国，既然利他，就不应该仅仅狭隘地把“利”理解为钱，名声、心情、帮助他人的成就感等等，更是“利”啊。

这实际就是中国传统彼此信任的“熟人社会”。

所以小镇说茅于轼根本就没读懂，更不理解什么是“利他”，所以他的这本书从一开始就错了，自然就得出了利他会导致社会矛盾无法解决的错误结论。

上述分析说明了什么呢？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小镇2021年底曾经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分析国家政策导向，认为2021年经济工作会议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打击薇娅为代表的偷税漏税等措施，就是要重塑“好人社会”。

中国古代崇尚的是“人之初性本善”，而非西方主流的“性恶论”。中国自古以来追求的就是“善恶有报”“好人有好报”，而一个普遍善良、有德的社会，治理成本是最低的，彼此也更容易达成信任关系，一定发展极为迅速。

比如在社会治理领域，中国近些年已经基本实现了古代想象中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小镇就有切身体会，有一次爱人团建回家，小镇从网约车后备箱拿出行李箱放在地上，转手去拿其他东西，结果两人都把行李箱忘了，里面有价值几万元的首饰、电子产品等，还有身份证件。

直到两天后才想起来，人都慌了，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问物业有没有监控，结果物业说那个行李箱原来是你的啊，物业还说周六看着在小区放了大半天，一直没看到有人拿，怕晚上下雨，就拿到物业办公室了，让小镇赶紧去拿。

中国人对此可能只是感到小小的惊讶，而外国人就是震惊了。

来中国旅游生活的外国人，看到中国人的快递堆成山也没人偷、女性竟然敢半夜在城市里独自行走，感到极为震惊。外国人已经习惯了治安极其复杂恶劣的社会环境，习惯了时刻警惕周围的人，生怕自己成为小偷强盗的目标。

外国人看到今天的中国，就像看到了传说中的理想国。

一个外国人第一次到中国，大概率书包会放在前胸，什么时候这名外国人正常背着包，才说明习惯了中国良好的治安环境。

正因为中国有如此良好的社会治安，所以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放心地在全中国自由的流动，而仅仅在20世纪90年代，车匪路霸极为猖獗，那时候跑长途甚至要冒着生命危险，又如何活跃经济？

良好的社会治安，也催生了新的经济业态。典型的就是共享单车，价值两三千元的单车就这么放在城市路面上，虽然也会出现盗窃、私占、破坏等极端现象，但整体上运转是良性的。

又比如抢险救灾，西方军队进入灾区一定全副武装，重点是镇压动乱，而中国的军人无需带枪，因为他们要做的是拼尽全力救助百姓，而百姓也无条件地相信人民子弟兵，这就是“危难时刻见忠诚”。

真正的君子国，为他人考虑，只赚取合理利润的案例，已经出现在现实。

2025年8月《人民日报》专访胖东来，主题是“用真诚取信任，用信任赢得市场”。

胖东来不像《镜花缘》中“争名让利”的虚伪君子那样，非得赔本卖货，而是只赚取合理利润，在商品上明确标明利润率。比如售卖的羽绒服，标明进货价184.6元、售价256元，毛利率27.89%，每件商品还附带检测报告，实实在在地让人用不高于300元买到符合国家标准的真羽绒服。

赚取的利润，超过95%分给员工。所以胖东来成功，从来不是什么严格要求、标语口号，而是很简单地把员工当人、把顾客当人、老板是个人。正如于东来在接受采访时所说“对‘人’的重视，是我们成功的关键”，更认为“老板对员工好，员工对顾客好，顾客对社会好，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企业也会向善向好发展”。

这就是国家希望倡导的中国特色的“企业家精神”。2025年2月民营企业座谈会，主题是“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核心体现之一是“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这跟西方所说的“企业家精神”不是一回事。

然而有些老板还是听不懂，一边在网络上展现出忧国忧民的姿态，实际却想尽一切办法赚取高额利润。典型就是反垄断，2021年对互联网无序扩张进行整顿，到2022年开始调整，准备以常态化监管取代专项整顿，到了2023年因为种种原因，对互联网反垄断的整顿暂告一段。

于是有的企业觉得是不是过去了、管不了了，只能让步于经济？继续追求垄断利润。

但风向已经变了，2024年11月国家要求“扎实推进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平台经济整顿进入新阶段，2025年是相关制度体系构建的一年，最终成果体现在2025年11月发布的《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征求意见稿）》，同年12月17日宣布已制定该《合规指引》，还说将通过“送政策上门”“听企业心声”“亮监管利剑”三项措施确保指引落实。

2026年1月14日终于开始行动，宣布对携程集团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正式立案调查。实际上这次对携程立案调查，携程出现的问题，全都写在《合规指引》上，不是没给企业自查自纠的时间。

同在今天，还宣布对拥有3000万粉丝的网红彭煊之等偷税漏税进行处罚。

国家严查偷税漏税，这都已经广而告之多久了，就比如小镇2021年底分享的《》，就说国家未来一定会严查税务问题，尤其是线上经济税务问题。

2025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新规，从5月1日起，“税收筹划”就正式更名为“税收合规计划”，紧接着2025年6月公布实施《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信息报送规定》，于2025年10月开展首次报送。

税务部门也不断地发布偷税漏税的惩治案例，包括司马南、陈震等一批网红纷纷被查，怎么还有网红心存侥幸？

随着社会的进步，尤其在现代技术的支持下，构建“君子之国”“好人社会”并非不可能。

小镇认为：君子绝非圣人，而是介于外在守法的公民与内在修为的圣人之间。所谓“圣人”，在于慎独，不需要外界的监督，仅凭自我的道德约束就能实现一种理想人格，而“君子”，重点在于“论迹不论心”。

过去构建君子社会，最难的是对一个人痕迹的监控和量化。

而且如果仅凭监控，先不说能否完整覆盖，这种单凭外部强迫的做法，必然会催生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种人精通规则，在监控下完美无瑕，但缺乏真正的公德心、同情心和内在道德动力，这样的社会仅仅是“秩序社会”，而非“君子社会”“好人社会”。

但AI时代，很可能解决这个核心问题。在数字时代，个人的痕迹被前所未有的记录、储存，而在AI时代，海量的数据能够被AI不知疲倦地时刻跟踪、分析，进而对一个人做出非常详尽的精确检验。过去一些难以定性的“灰色行为”“潜规则”，在AI的眼中，会变得非常清晰，这会塑造一个更加透明、更加和谐的社会环境。

于是一个人的信誉，不在紧紧依靠瞬间的印象，而是基于海量可以追溯的持续行为，这就是熟人社会强调的“日久见人心”，在这种环境下，伪君子是藏不住的，因为持续的扮演，非常累。

一个人刚开始可能仅仅是被迫遵循，但长期坚持下去，就很可能内化为习惯，于是整个社会的风气为之一变，君子就成为普遍的自觉选择。

当然，这个目标还很远，但路虽远，行则将至。

中国人跟“自私利己”的西方经济学不是一路人，过去西方太强、中国太穷，难免被带歪了，但中国人最终必然走自己的道路，技术不过是加速这一过程。就如同样布设监控，西方国家就是解决不了偷盗问题，在中国偏偏就解决了，这就是非技术的文化底蕴，中国人无论对现实有多少抱怨，内心还是向往君子之美。

30年前，想象不到可以实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30年后，“君子之国”“好人社会”未必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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