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曾是周总理翻译，29岁时被张学良处决，少帅晚年称最对不起他

1935年初夏的奉天郊外，暮色低垂，手枪的回响穿过杨树林，带走了一位只有二十九岁的青年。七十多年后，1990年的夏威夷，年近九十的张学良望着海面，轻声说道：“潘文郁，我欠你一条命。”这句话让在场的友人错愕，也把人们的目光重新拉回到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

潘文郁，1906年4月4日生于湖北襄阳东津湾，一条汉江将小镇分作南北，两岸的春风里常能听见私塾朗朗书声。家中三代务医、教书，祖父潘敬堂医道精湛，父亲潘继贤则执教乡塾，常在灯下给少年讲时事：“山河破碎，书里写得再好，也要有人去救国。”这种话，潘文郁从五岁起就耳熟能详。

1925年5月，五卅风云席卷大江南北，武汉学生运动连日高涨。彼时十九岁的潘文郁已是湖北省学联骨干，他用沙哑的嗓音在江汉路口高呼口号，警察棍棒落下，仍不退半步。一次次游行、一次次宣传，他先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个人可以跨党身份活动，于是他干脆也报了国民党党证，为的只是行动方便。

翌年冬天，莫斯科中山大学来华招生。凭借出众的俄语基础与组织推荐，潘文郁登上北去的列车。苏联的雪夜极长，他抱着词典苦熬，半年后便能流利翻译俄文报刊。1928年6月，党的六大在莫斯科郊外的五一村举行，周恩来、彭德怀、邓颖超等先后来到会场。会议需要一名精通中俄双语的助手，潘文郁毛遂自荐，出色完成口译。

会后，周恩来对身边人点评：“此子心明口快，可堪大用。”不久，他被送回上海，进入中央宣传部参与编辑《斗争》周刊。按部就班走下去，前程光亮；但时代从不按剧本出牌。

1931年底，上海白色恐怖骤起，潜伏网络遭到破坏，潘文郁不慎被特务逮捕。弃暗投明者廖化平落井下石，向戴笠细说他的真实身份。多番刑讯后，南京报纸登出“潘某脱离赤匪”的启事，表面上他与共产党就此决裂。可暗地里，特科迅速恢复联系，嘱他化暗为明，伺机收集要情。

1934年春，因译出《资本论》第二、三册并颇得赞誉，潘文郁被保荐至东北军任机要秘书，直接对少帅张学良汇报。张学良西装革履，翻着厚重的英文本，笑问：“马克思这里讲‘剩余价值’，究竟是怎么回事？”潘文郁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surplus value三个单词，随后补上一句：“工农若得不到它，国家便难长治久安。”少帅沉吟良久，没有反驳。

有意思的是，尽管身份悬殊，两人颇为投缘。张学良常带他去打高尔夫，挥杆间谈东北如何抗日，谈华北危局何去何从。潘文郁见缝插针，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娓娓道来。张学良点头：“我明白，可眼下蒋先生要先‘安内’。”这句回答，后来在西安事变前夕仍盘桓在张的脑海。

然而形势急转直下。南京方面盯上了潘文郁，怀疑他暗通共产党。1935年3月的一天深夜，电报机里“滴答”传来军统密令——“潘文郁涉嫌共谍，即押即讯”。张学良看完眉头紧锁，左思右想仍拨通南京：“此人无通敌之实，望从轻发落。”蒋介石只冷冷回了两个字：“决不可。”

处决前夕，少帅来到看守所。墙角汽灯昏黄，两人并肩坐在木凳上，沉默良久。张学良低声说：“我尽力了。”潘文郁却笑：“将军放心，信念在心，死不足惧。”随后，他提出唯一请求——把死讯带给远在汉口的妻子黎英。

5月的奉天，草木初绿。枪声汇入晚风，年仅二十九岁的潘文郁倒下。他的遗体由东北军暗中安葬，墓碑上只刻“潘君之墓”四字，连生卒年月都未敢留下。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忙碌中的周恩来接到中央军委情报部报告，立即批示：“查访潘文郁家眷，妥善安置，按烈士抚恤。”不久，组织找到了已改名换姓多年的黎英与一对子女，把她们接到北京工作、就学。家中那本线装《资治通鉴》被小心保存——书页扉上仍留着潘文郁学生时代的批注。

岁月流转，张学良被长期囚于潭山，后获准旅居美国。每逢谈及往事，他总提到三个人：杨虎城、赵一荻、潘文郁。一次，友人问他此生最大遗憾是什么，他抬眼望向窗外，语气微颤：“潘的血，沾在我的手背上，到现在还洗不掉。”身侧的护士记下了这句话，后来在回忆录中披露，这便是“张公馆深夜独语”的原貌。

官方档案解密后，更多细节浮出水面。1935年那份处决令的最后签字，确实是张学良。军统逼他“自承”对部下渎职，否认即以“包庇共谍”论罪。张学良思索再三，只能在电文落款处草草写下“按令执行”四字。正因如此，他的愧疚延续了半个世纪。

潘文郁的故事并未随尘封档案而湮没。学界公认，他是我党在东北建立情报线索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翻译的《资本论》手稿现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武汉东湖畔，那座不起眼的纪念碑记录着他的生卒年月：1906—1935。碑侧，一句短小的题字透出无尽唏嘘——“以青春铸信仰，以热血昭忠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