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总回忆录中曾称：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算重要

1962年6月的一天，总政小礼堂里座无虚席。会后散场前，陈奇涵忽然向朱德提了句：“老总，当年南昌那一仗，你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一句随口的提问，把在场许多年轻参谋的目光瞬间拉回三十五年前。朱德笑笑，没有立刻回答，他抬腕看表，轻声道：“从南昌到井冈，时间其实很短，可路异常长。”这句似答非答的话，让不少人暗暗叹服——倘若不曾亲历，那种迂回与艰辛根本描述不出。

翻开陈毅的回忆，每到讲南昌起义时，他总会先抄录陈老总的一段评语：“朱德同志在暴动当时地位并不算重要，大家只是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这话听上去冷冰冰，可放进1927年的大背景里，却并不突兀。那时的指挥链条以贺龙、叶挺为主，朱德仅被安排为新编第九军副军长；手里不过五百公安队，兵源年龄偏大，多是一听“南下”就心生犹豫的“上有老下有小”之辈。换句话说，他连一支像样的连队都难以绝对掌控。

起义当晚，刘伯承负责参谋调度，周恩来总揽全局，朱德的任务却是“请客打麻将”，稳住守城两个团的主官。到后来叛徒赵福生告密，几个团长拔腿就跑，麻将桌瞬间散伙。朱德笑呵呵送客，心里却明白——定时炸弹提前启动了。前委随即将总攻时刻往前拨两小时，枪声刚响，朱德已带军官教育团压制小花园守敌，完成了预备队职责。此处看似边缘，实则关键：若敌团及时回援，起义首夜很可能功亏一篑。

八一枪声后，部队沿用“第二方面军”旧番号南下广州。江西是朱培德的地盘，滇军第三、九军近在咫尺，追兵越聚越多。进贤失散、蔡廷锴脱队、兵员骤减，战斗力与日递减。朱德之所以未与滇军硬碰，一半靠同窗情面，一半靠行军线路选择。可程潜、唐生智以及粤系李济深却不吃这一套，钱大钧部合围速度极快，前委不得不分兵：主力直趋潮汕，朱德率三千余人据守三河坝。

三河坝十天潜伏，第一天就贴出“周士第安民告示”，真正的指挥手却是朱德。钱大钧以为侧翼空虚，倾一万兵力猛扑，结果三昼夜连连受挫。第三夜起义军主动撤离，只余两千出头。有人质疑：既然守得住，为何退？理由很简单——弹药所剩无几，若继续血拼，湘南、粤北的回旋余地瞬间被封死。朱德判断准确，他必须带着剩下的火种去找大部队。

行至饶平，接到主力潮汕失利消息。队伍合计两千余人，士气几乎跌到谷底。周士第请示“需要中央新指示”之后离队，走前遗憾地说：“没有确切命令，实在不好再指挥。”朱德没挽留，只说一句：“走的人多了，剩下的才是真想革命的。”话虽然硬，可当天夜里不少老兵偷摸离开，天心圩合拢时，只剩千余人，营以上干部寥寥无几。

陈毅在这关口也动摇过，他后来坦陈：“那年我才二十六岁，心里真有去留两可之念。”他找到朱德，想听个准话。朱德边整理地图边回答：“哪怕只剩两百条枪，也得干下去。”陈毅略带羞涩：“那就让我跟着你。”这段对话没有任何豪言壮语，却成了多年后两人共同回忆的拐点。

大庾一线再次整编，番号干脆改成“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师、团全部撤销，只保留一个能打的团；党支部下沉到排，连指导员从党员中产生。集中火力，聚拢人心，比虚高番号管用得多。有意思的是，整编那天恰逢阴雨，朱德站在田埂上说：“俄国1905失败后不过十二年就翻身，我们也行。”不到八百人的队伍，竟无人再言退路。

11月初，上堡地区成了短暂落脚点。赣南根据地的农会主动送来粮草，队伍第一次吃上管够的红米饭。经过三次整训，军心逐渐凝聚，从这里出发，朱德、陈毅率部北上湖南，与后来策动的湘南起义兵力汇合；再过数月，队伍已恢复到万余人。1928年4月，宁冈砻市，井冈山两支红军会师——这条线索，从南昌起义最弱一环，生生延展成苏区柱石。

回到1962年的小礼堂，朱德对陈奇涵那句迟来的追问终于补上一句：“南昌时，我确实说不上指挥。但如果当时没人把散兵拾起来，也就没有后面的事了。”说完他起身理一理中山装，笑着离开。听众席上，一位参谋低声感慨：“真刀真枪过来的老帅，话总这么轻。”此言不假，历史并未因谁起步高低而提前盖棺，真正的分水岭往往藏在最狼狈的转折处，能熬住那几步，后面的路才有得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