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主动为毛主席分担江青琐事，主席得知后：你是知道我心事的人

1953年深冬的清晨五点，中南海西楼灯火犹亮。值夜的高智揉着发酸的眼睛，听见廊下脚步声，毛主席披着灰色斗篷出来透气。此刻，京城北风呼呼，高智正准备递上一杯热水，却被一句轻声问候打断。“辛苦了，天冷，注意身子。”短短一句，语气平和而郑重，像把火烤在胸口。从那天起，高智更笃定：贴身机要并不是职位，而是一种信赖。

要说缘分，还得追到1944年。十六岁的陕北少年高智读到《解放日报》，第一次在报上看见“毛泽东”三个大字，心里就像塞了块热炭：非得亲眼见见不可。第二年，他背着行李从绥德师范直奔延安机要科。那支队伍负责译电、编码、拆封，一串数字能决定前方千军万马的动向。年仅十七的他第一次摸到电台键盘，紧张得手心全是汗，却偏偏敲得最快最准。

机要科随中央一路西走，过五台、翻吕梁、夜渡黄河。那年大雪封山，吉普陷进半人深的泥窝，高智顶着零下十几度的寒风探路，脚面冻得没有知觉。半夜，叶子龙提来一瓶白干，大家围在窑洞外喝两口御寒。毛主席隔洞喊了一句：“孩子们，雪大，小心摔跤。”声音不高，却压过山风，众人默默应了一声“是”。彼时没人想到，几年后高智会走进丰泽园，成为那句关怀的直接听者。

北平和平解放后，机要科搬进西山。1952年秋，高智探亲归来，被通知调入中南海。叶子龙半开玩笑：“主席要个年轻点的机要，你合适。”高智却直摆手：“怕听不懂湖南话，误事。”叶子龙乐了：“主席在陕北待十来年，口音早混杂了。”推辞三回，高智提出“先试再定”。第二天一早，他站在丰泽园门口，心跳得像小鼓。

初识场景极为家常：毛主席倚床阅报，听到动静才抬头，随手把烟夹进烟缸：“高智？名字挺灵。”两句调侃，化解了少年的惶恐。安排工作时，主席反复用“愿不愿意、好不好”这样的词，仿佛征求同辈意见，这份尊重让高智暗下决心：绝不能让错误出自自己手里。

机要工作枯燥却危险。文件、电报、批示——字句都得精准。高智常说，小说一本也不敢翻，怕分神。夜班时困意上头，他偶尔打盹，醒来见桌上文件摞得老高，吓出一身汗，冲进书房自责。毛主席夹着烟头抬眼：“没有急事。”高智红着脸追问：“为什么不叫？”主席缓缓吐烟：“你们被动，我主动，辛苦的是你们。”一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让高智半夜站在廊下，手脚冰凉，心却滚烫。

江青喜欢打扑克，常因大小牌吵得值班室不得安宁。一次闹到主席那里，高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了不让琐事影响首脑工作，他把田云玉、封耀松几个卫士叫到偏房：“陪夫人打牌，别顶嘴，码牌慢点，输赢无所谓。”几句劝导，屋里果然安静下来。毛主席后来得知此事，轻轻敲桌道：“高智，你最懂我的心事。”这话在场人不多，却成了高智一生的勋章。

1959年6月，主席准备南下，目的地湖南、江西。按照新规，两名秘书一人留京。一听只带自己，高智立刻联系警卫、总参、机要室，路线、车次、沿途补给，全在小本上画圈做记号。抵长沙后，主席忽然想回韶山。乡亲来往频繁，高智连夜排名单，担心遗漏，干脆把各生产队队长、赤脚医生、老支书都写上。次日凌晨，主席却先去了父母坟前，鞠躬三次，站起时望黄泥说：“母亲若遇到现在的医疗条件，就好了。”那句喃喃自语，没人敢接，高智只觉眼眶发热。

三年自然灾害最紧张的时候，主席生日也不过八个人、几碟素菜，连白酒都没上桌。客人夹肉，高智怕怠慢，又给主席夹一块红烧肉，第三次伸筷时，被主席冷不丁一瞪，只听低声说道：“留给客人。”简简单单的餐桌细节，透露的却是当家人的分寸——自己可以忍，待遇要先给别人。高智牢记这点，后来回陕北调查粮情，遇到困难群众，先把自己的干粮撕一半，说是“中央配给”。

1962年4月，组织决定将高智调往西安。谈话那天，主席握着他的手：“十年相处，感情很深。不论身在何处，为我做点事。”随后又提起东渡黄河时那匹青马，语气轻淡，却藏着未了的愿望——沿黄河骑行一遍。高智赶到西安后，把黄河两岸道路、涵洞、桥梁全记在册，等着那趟行程成行。遗憾的是，计划始终停在纸面。

1976年9月9日凌晨，噩耗传来，高智在西安失声痛哭，向组织申请去京守灵未果。整整一个月，他夜里常惊醒，枕边只有一句“主席”回荡。2003年冬，他再赴北京，特意到纪念堂鞠躬，那天他站在水晶棺前足足五分钟，嘴唇轻颤。出来时对陪同人员低声说：“看见主席，心就实了。”

2016年7月，毛新宇带着家人探望病榻上的高智。老人呼吸已重，却执意抬手：“想主席。”同年9月9日，恰逢主席逝世四十周年，高智病逝西安，享年八十八岁。翻看他的旧制服，十几个口袋依然规整，那是当年随时装文件的习惯留下的痕迹。有人感叹：机要秘书的职业生涯，无非两件事——守住机密，懂得心事。高智为此把一生熬成了灯火，无声却长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