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初春,渤海湾一次近程导弹飞行试验戛然而止,指挥所里的信号灯忽明忽暗,舰载测量雷达瞬间失去目标。技术人员焦急地呼喊:“坐标丢了!”那一刻,人们清晰地意识到,如果没有配套的远洋测量舰,再先进的导弹也难以真正翱翔大洋。正是从这次失利起,“718工程”——我国第一支航天远洋测量船队,悄然被提上日程。
远洋测量需要造船、电子、火控、气象等多学科共同协作,当时正值国民经济困难的尾声,技术储备和资金都捉襟见肘。会上有人叹息:“海里一条船,岸上几座厂。”可海军内部却有人顶住压力,主张把工程落在基础较好的上海地区,这个人便是海军副司令兼参谋长周希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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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周希汉的履历,会发现他几乎每次转折都与装备短板紧密相连。1934年,他在湘江边捡到第一支缴获步枪时,就告诉战友“好枪是打出来的”。抗日战争中,他指挥386旅夜袭晋北机场,夺得日军大口径榴弹炮;解放战争渡江作战,他又把俘获的蒋系汽艇改装成突击船。经验告诉他:技术跟不上,战术再高明也走不远。
1952年,海军刚组建三年,肖劲光向中央要人,陈赓爽快推荐周希汉。陆转海并非易事,他白天奔走码头,晚上扒着俄文资料啃动力原理;不到三年,他已把苏联四类主力舰参数倒背如流。1954年春,他代表海军在国务院会议室讲解五年装备规划,条分缕析,一一标注经费来源。邓小平笑着说:“会算账的人不好找。”虽然那份计划因国家总体布局被搁置,但周希汉“用数字说服人”的作风,被周总理牢牢记住。
1969年,国务院决定成立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周希汉被任命为副组长。短短三年,导弹驱逐舰下水,“828工程”潜艇成型,“09工程”实现陆上堆首次临界。每完成一项,他都提醒科研人员:“别急着庆功,海风比掌声凉。”
然而,“718工程”真正启动时,外部环境却愈发复杂。文革造成的技术停滞尚未完全修复,大型船舶钢材、导航天线、惯性平台全都缺口惊人。1972年4月,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上,质疑声不断:“上海自己都断电,哪有余力再搞测量船?”“何不分散到大连、广州?”气氛一度僵住。
会议室尽头,周希汉起身,声音低却清晰:“航天测量是一条龙,船在上海造,后方试验场、电子厂、仪表所都在周边,一拆就乱,进度将倒退两年。时间比钢板更贵。”说罢,他递出一张日程表,上面标着从船台铺设到海试腾越的每条关键线。有人提醒:“风险高,责任谁担?”周希汉没退半步:“风险我担,造不成,撤我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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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沉默后,叶剑英元帅把茶杯往桌上一放,轻轻一句:“现在下马不行,硬着头皮也要搞。”又转向周希汉:“你挺起腰杆干,中央支持!”钱学森跟进补充:“远洋测量是火箭的眼睛,眼睛瞎了,别说上天,连地面数据都白搭。”李先念点头:“资金可以再挤。”定案随即拍板:工程继续按原计划在上海集中实施,周希汉升任领导小组组长,钱学森为副组长。
散会时,叶帅拍了拍周希汉肩膀。周希汉轻应:“保证完成任务。”仅此六字,却像锚链扣紧甲板,稳稳压住了所有杂音。翌日,他马不停蹄赶回上海,先把造船厂的电网改扩建方案拍定,又把几家分散的小电子厂合并成统一配套中心。厂房里有人感叹:“总算有人替我们扛大梁了。”
后续两年里,上海外高桥船坞昼夜灯火通明。焊花飞溅间,首艘远望级测量船缓缓成型。1974年12月,船队解缆出航,驶过吴淞口的那天,码头工人自发吹响汽笛。站在驾驶台上的周希汉没说什么,只把帽檐压得更低,眼里却盛着整整二十年的海风与理想。
远洋测量船投入使用后,“718工程”为长征系列火箭提供了连续稳定的数据链,我国首次实现万公里级实时遥测。不少技术人员私下议论:“如果不是当年叶帅那声‘硬着头皮’,进度不知还要拖多久。”更有人打趣:“周参谋长真是块啃钢板的牙。”
事实证明,关键时刻的一锤定音,为中国航天和海军现代化赢得了宝贵窗口期。后来回顾那场1972年的会议,人们常引用周希汉的一句话:“装备不是写在纸上的名词,它要驶向大洋,才能验证一个国家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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