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政策的十大高光与十大败笔｜IPP编译

IPP评论是国家高端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台。

（图片中部分视觉元素由AI生成）

导语：

当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美国外交中一些”旧逻辑“再次回到舞台中央：对多边机制的冷处理，对盟友关系的功利化重估，对势力范围的重视，以及以关税、制裁等工具的回归。冷战后曾一度被压低音量的强权逻辑，正重新被调高了声调。

“旧逻辑”的回归，也引出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当美国在不同历史节点反复采用相似的外交思维时，它们究竟产生了怎样的长期后果？哪些选择曾塑造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哪些又最终演变为沉重的战略负担？

近日，美国外交关系史学会（SHAFR）与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对1775年以来美国外交史上的关键政策决策进行了回顾，选出了“十大高光”（10 Best）与“十大败笔”（10 Worst）外交决策。这份榜单横跨战争抉择、制度构建与全球战略布局，既记录了美国塑造国际秩序的成功时刻，也直面其在军事干预与强制性外交中反复付出的高昂代价。IPP评论特将本文进行编译，供读者参考。

图源：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美国外交政策十大高光

The 10 Best U.S. Foreign Policy Decisions Ever

从巩固国家主权、拓展大陆版图，到塑造二战后的国际制度、开启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繁荣，美国的一些外交抉择深刻改变了自身命运，也重塑了世界秩序。以下内容将回顾那些留下最为积极、持久历史遗产的美国外交政策决策。

第十名｜1962年：应对古巴导弹危机

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标注的古巴地图。图源：路透社

1962年10月，一次美国空军U-2高空侦察机对古巴的监视飞行，证实了美国官员此前最为担忧的判断：苏联正在该岛部署可携带核弹头的导弹。这一发现迅速引爆了一场持续十三天的危机，将世界推向核战争的边缘。

危机初期，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一度倾向于通过空袭彻底摧毁尚未投入使用的导弹基地。但在权衡风险后，他选择了一条更为克制的路径——首先下令对古巴实施“海上隔离”（即事实上的封锁），以阻止更多苏联军事装备进入岛内。

更为关键的是，在公开施压的同时，肯尼迪并未放弃外交斡旋。他通过秘密渠道与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展开沟通，最终促成双方妥协，成功化解危机，避免了不可想象的灾难性升级。

正是对这场危机所展现出的审慎与克制，让两国领导人深刻意识到核对抗的极端危险性。危机结束后，美苏相继达成多项缓和紧张关系的协议，为随后开启的军备控制时代奠定了基础。

基于这一历史影响，美国外交史学界将肯尼迪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处理，评为美国历史上第十位最成功的外交政策决策。

第九名｜1823年：门罗宣言

关于门罗主义的政治漫画。图源：美国国会图书馆

1823年12月2日，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以书面形式向国会提交了其第七次年度国会演讲——相当于今日的《国情咨文》。在一份整体而言并不起眼的国内事务综述中，门罗提出了一项后来被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经典表述的原则——“门罗宣言”。

门罗明确宣示：西半球不再对欧洲列强的进一步殖民开放，美国则有权维护西半球各独立共和国的主权。这两项主张在当时都堪称大胆——美国事实上并不具备足以支撑其承诺的军事或政治实力。然而，这种看似“虚张声势”的宣示，建立在对国际形势的精明判断之上，向世界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这个新兴国家的抱负，远不止于自身疆界之内。

正因如此，SHAFR的历史学者将“门罗宣言”评为美国历史上第九位最成功的外交政策决策。

第八名｜1807年：《禁止输入奴隶法案》

1856年，弗吉尼亚州里士满，一名被奴役的妇女正在被拍卖。图源：美国国会图书馆

1787年夏天，制宪会议在费城召开，奴隶制的前途成为与会代表激烈争论的核心议题之一。来自北方各州的一些代表希望彻底废除这一制度，但他们最终不得不在现实面前让步：南方各州宁可退出会议、令建立更有效联邦政府的努力功败垂成，也不愿同意废奴。面对这一僵局，反对奴隶制的一方虽未能实现初衷，却争取到了一项关键让步。

宪法规定，在为期二十年的缓冲期结束后，国会有权禁止输入被奴役之人。1807年3月，在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请求下，国会正式行使了这一权力。1808年1月1日，《禁止输入奴隶法案》正式生效。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明确与跨大西洋奴隶体系决裂的法律，显著削弱了美国对国际奴隶贸易的参与程度。尽管它并未终结国内奴隶制本身，但在道义与制度层面，这一立法标志着美国开始从全球奴隶贸易体系中抽身而出。

正因其历史意义，SHAFR的历史学者的历史学者将《禁止输入奴隶法案》评为美国历史上第八位最成功的外交政策决策。

第七名｜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1944年7月1日，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的华盛顿山酒店主持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会议。图源：Wikimedia Commons

二战仍在进行之际，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已开始着手构想战后世界的制度基础。他认为，这场战争之所以爆发，部分根源在于20世纪30年代各国推行了错误的贸易与货币政策，不仅加剧了大萧条，也助长了民族主义与对抗情绪。罗斯福同样清楚，战争结束后，美国的企业与农民势必希望重新进入海外市场，扩大出口。

正是在纠正历史错误、并为未来繁荣奠定制度根基的思路下，罗斯福于1944年7月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集了来自44个国家的代表，召开了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此后连续三周，与会代表在正式名称为“联合国货币与金融会议”的框架下反复磋商，最终确立了一套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规则。

这一体系的核心，是两大新成立的多边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它们此后成为战后全球经济秩序的支柱，深刻塑造了国际金融与发展合作的基本框架。

基于其对战后长期稳定与繁荣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我们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评为美国历史上第七位最成功的外交政策决策。

第六名｜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建立

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在签署《北大西洋条约》公告。图源：哈里·S·杜鲁门总统图书馆与博物馆

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中，美国始终回避与他国结成紧密的同盟关系。正如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其首次就职演说中所言，美国应当警惕“纠缠不清的同盟”。这一路线的核心含义，是尽量与欧洲的政治事务保持距离。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一度打破这一传统，但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仍坚持将美国定位为与法英并肩作战的“协作国”，而非正式盟友。战争结束后，美国很快再次转身离开欧洲。这一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似乎也将重演——德国投降后，美国原本准备再次“回家”。

然而，苏联在战后欧洲扩张影响力的努力，彻底改变了美国的战略判断。美国不再选择抽身而退，而是首次在和平时期明确承诺承担欧洲防务责任。1949年，在总统杜鲁门的推动下，美国牵头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

这一决定标志着美国外交传统的重大转折。北约不仅成功遏制了苏联在欧洲的扩张，也逐渐发展为历史上最成功的军事联盟之一，为欧洲带来了被称为“漫长和平”的稳定时期。

正因其深远而持久的影响，我们将北约的建立，评为美国历史上第六位最成功的外交政策决策。

第五名｜1941年：《租借法案》

英国辅助地方勤务队成员与根据《租借法案》由美国提供的步枪箱合影。图源：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图书馆与博物馆。

1940年12月，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致信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告知其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消息：英国濒临破产。自1940年春天对德作战全面展开以来，战争已几乎耗尽英国国库。伦敦很快将无力继续支付从美国购买的物资与武器，而这很可能意味着英国难以抵挡纳粹德国的进攻。

丘吉尔的来信，将罗斯福置于两难境地。就在一个月前，罗斯福刚刚赢得总统第三个任期，并向担忧欧洲战火的美国民众郑重承诺：“我们的孩子不会被送上任何外国战场。”然而，罗斯福同样清楚，如果德国赢得战争，其后果对美国而言将是灾难性的。

在这一判断下，罗斯福意识到自己必须采取行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他一面谨慎拿捏国内舆论的分寸，一面积极争取国会与公众的支持，推动一项向英国及其他对抗轴心国的国家“出借”物资的计划。最终出台的《租借法案》（Lend-Lease Program），被丘吉尔誉为“最不掺杂私利的行动”，向五十个国家提供了超过500亿美元的援助，为盟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提供了关键支撑。

正因其在不直接参战的前提下深刻改变战争走向，SHAFR的历史学者将《租借法案》评为美国历史上第五位最成功的外交政策决策。

第四名｜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地案

路易斯安那州交接仪式。图源：Wikimedia Commons

美国在独立战争后赢得了主权，但这个年轻的国家依然暴露在列强博弈的夹缝之中。原十三州以西的广阔土地，先后被西班牙和法国声称拥有；而当时美国“西部”的大部分贸易，又必须沿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新奥尔良港先由西班牙、后由法国控制，这意味着任何一方只要切断出海通道，便足以对美国经济造成致命打击。

1803年，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派遣使节前往巴黎，指示他们最多支付1000万美元，购得新奥尔良港以及城市以东尽可能多的土地。然而，法国领导人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却向美方抛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提议：以15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整个路易斯安那地区。

这一提议让杰斐逊陷入犹豫。他担心宪法并未授权总统进行如此规模的领土收购。但在国家安全与长远利益面前，杰斐逊最终压下了这些疑虑，果断接受了这笔交易。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不仅使美国的国土面积几乎翻了一番，还确保了对密西西比河的控制权，并由此将美国推上了迈向大陆型大国的历史轨道。

正因其对国家命运产生的决定性影响，SHAFR的历史学者将路易斯安那购地案评为美国历史上第四位最成功的外交政策决策。

第三名｜1778年：美法同盟条约

图源：美国国会图书馆

1776年，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宣布独立后，随即将目光投向英国的宿敌——法国，寻求外部援助。起初，法国仅提供秘密支持。原因并不复杂：公开站在胜算渺茫的叛乱者一边，意味着可能与大英开战，而这场战争在当时看来收益甚微、风险却极高。

然而，美国外交的灵活斡旋，加上一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场胜利，彻底改变了法国的判断。1778年2月6日，法国正式承认十三个美洲殖民地的独立地位，并承诺支持其对英作战。这一承诺最终以两份正式条约的形式加以确立，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关键转折点。

此后，法国不仅向殖民地提供了大量军事物资和财政援助，还直接投入陆军与海军力量参战。更为重要的是，法国的参战迫使英国不得不分散兵力，同时防范其在欧洲、加勒比地区以及北美殖民地的多重利益受威胁。原本看似注定失败的一场战争，由此转化为一场胜利，并深刻改写了历史进程。

正因其在生死关头为美国独立提供了决定性外部支撑，SHAFR的历史学者将美法同盟条约评为美国历史上第三位最成功的外交政策决策。

第二名｜1945年：联合国的建立

图源：联合国

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确立了联合国的组织架构、基本原则与宗旨。这一全新的国际组织，是一项历时多年的制度性努力的结晶，其主导者正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尽管在宪章生效前六个月，他已不幸去世。

创建联合国的初衷，在于弥补一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制度缺陷。美国及其伙伴希望通过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机制，将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发展友好国际关系的共同努力制度化，并为应对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社会、文化、人道主义与公共卫生问题提供稳定的平台。

诚然，联合国在现实运行中并未完全实现罗斯福当初设想的宏大目标，但它作为国际公共辩论的重要场域、在世界各地开展的多项维和行动，以及覆盖广泛的人道主义事务，仍然使其诞生本身成为美国外交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

基于这一深远影响，SHAFR的历史学者将联合国的建立评为美国历史上第二位最成功的外交政策决策。

第一名｜1948年：马歇尔计划

图源：美国国会图书馆

1948年4月3日，总统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签署通过《1948年经济合作法》，这一法案更为人熟知的名称是“马歇尔计划”。该计划以其主要倡导者、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命名，授权实施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对外援助项目之一。

1948年至1951年间，美国向西欧16个国家提供了总计132亿美元的援助——按今日价值折算，约相当于1800亿美元。这些资金被用于购买粮食和各类物资，并投入基础设施与工业体系的重建之中。马歇尔计划迅速推动了战后欧洲的经济复苏，有效遏制了苏联在西欧的影响力，促进了欧洲内部的合作进程，并最终巩固了美国在跨大西洋联盟中的领导地位。正是在经济重建、地缘政治稳定与制度整合这三重层面同时发挥深远作用，使马歇尔计划成为战后国际秩序成形的关键一环。

基于其无可替代的历史影响，SHAFR的历史学者一致将马歇尔计划评为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外交政策决策。

美国外交政策十大败笔

The 10 Worst U.S. Foreign Policy Decisions Ever

从充满暴力的西进扩张，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孤立主义，再到代价高昂、后果深远的军事干预，美国的一些外交抉择不仅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反而留下了沉重而复杂的历史遗产。以下内容将回顾那些被普遍认为对美国乃至世界造成最为负面影响的外交政策决策。

第十名｜1945年：对长崎的原子弹轰炸

图源：美国国家档案馆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造成约14万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为平民。三天后，美国又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约4万人当场丧生，随后数周内，又有约3.4万人在极度痛苦中死去。

总统杜鲁门辩称，这两次轰炸是迫使日本投降、并避免一场可能更为血腥的美军本土登陆战所必需的。然而，围绕这一决定——尤其是对长崎的轰炸——至今仍争论不休。袭击给平民社会带来了难以想象的毁灭，其长期影响甚至延续至今。

更具争议的是，长崎的轰炸被提前两天实施，主要是为避开不利天气条件，这使日本政府几乎没有时间评估广岛遭遇的真实情况，或据此作出停战决定。杜鲁门的部分私人表态还暗示，他批准轰炸长崎的考量，并不只在于迫使日本投降，还包含向苏联发出战略威慑信号的意图。

正因如此，SHAFR的历史学者将对长崎的原子弹轰炸评为美国外交史上第十位最糟糕的决策。

第九名｜1964年：北部湾决议

海上航行的“马多克斯”号驱逐舰。图源：Wikimedia Commons

1964年8月2日，在北越近海的北部湾国际水域，美国驱逐舰“马多克斯号”（USS Maddox）遭到北越巡逻艇攻击。两天后，马多克斯号再次报告称遭遇火力袭击。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随即下令对北越发动空袭，这是美国首次对北越实施公开军事打击。

约翰逊同时请求国会支持其对抗北越“侵略”的决定。不到72小时，国会便通过了《北部湾决议案》，授权总统扩大军事行动。然而，国会议员当时并不知情的是，约翰逊政府向他们提供的关键情况存在严重失实之处：马多克斯号为何出现在北部湾、以及所谓“第二次袭击”，很可能根本并未发生。在仓促决策和错误信息的双重作用下，国会为美国不断加深介入后来被称为越南战争的冲突打开了大门。

基于其对战争升级所起到的关键推动作用，SHAFR的历史学者将《北部湾决议》评为美国历史上第九位最失败的外交政策决策。

第八名｜1939年：限制接纳德国犹太难民

1939年6月3日，圣路易斯号邮轮上的犹太难民。图源：美国国家档案馆和记录管理局

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对所谓“非雅利安人”的迫害不断升级，迫使犹太人先是逃离德国，随后又从被德国吞并或占领的地区四散寻求庇护。许多难民将美国视为最后的安全港。然而，即便纳粹对欧洲的控制不断扩张，美国仍然严格限制移民入境。

美国政府拒绝正视这一日益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背后既有反犹主义与排外情绪，也有繁复的官僚程序，以及对难民可能成为财政负担或充当德国间谍的无端恐惧。即便总统罗斯福及其他美国高层官员公开谴责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美国媒体也频繁报道难民困境，美国依然坚持其严苛的移民政策。这一拒绝接纳更多难民的立场，直接导致数以万计本可能获救的人最终死于大屠杀。

正因其道义代价之沉重，SHAFR的历史学者将战前美国坚持限制犹太难民入境的政策，评为美国外交史上第八位最失败的决策。

第七名｜2017年：退出《巴黎协定》

2015年11月30日，世界各国领导人在巴黎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图源：联合国

2015年12月，《巴黎协定》的签署标志着全球气候外交的一次重大突破。经历多次失败尝试后，194个国家终于就减少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排放达成共识，以应对正在改变全球气候的严峻挑战。作为全球年度排放量第二大、历史累计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之一，美国亦在签署国之列。

然而，2017年6月1日，就任仅五个月的总统特朗普兑现竞选承诺，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协定》。他辩称，该协定会束缚美国能源产业、导致数百万美国人失业，却对遏制气候变化“收效甚微”，并多次将气候变化称为一场“骗局”。

特朗普的这一决定并未获得任何国家效仿。在全球平均气温持续上升、极端天气事件愈发频繁的背景下，美国因此陷入外交孤立。

基于其对全球气候治理与美国国际信誉造成的负面影响，SHAFR的历史学者将退出《巴黎协定》评为美国外交史上第七位最失败的决策。

第六名｜1838年：强制迁移切罗基民族（Cherokee Nation）

19世纪初，随着白人定居者不断向东部原住民土地扩张，美国社会内部要求无视既有条约、重新分配土地的政治压力日益上升。尽管联邦政府此前已通过条约确认原住民领地，但这一承诺很快被抛诸脑后。1830年，国会通过《印第安人迁移法》，授权总统将放弃密西西比河以东土地的原住民部族，安置到河以西地区。

1832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原住民部族属于“独立的民族实体”，不受州法律管辖。然而，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无视这一裁决。1838年5月23日，切罗基民族的首批成员被强行赶出其在今美国东南部的家园，被迫徒步迁往位于今俄克拉荷马州东北部的新领地。在这场后来被称为“血泪之路”的迁徙中，约1.6万名切罗基人踏上征途，其中约4000人死于饥饿、疾病与严寒。其残酷程度成为美国历史上难以回避的一页。

正因这一政策造成的巨大人道灾难，SHAFR的历史学者将强制迁移切罗基民族评为美国外交史上第六位最失败的决策。

第五名｜1919年：参议院否决《凡尔赛条约》

1919年6月28日，在凡尔赛宫镜厅签署《凡尔赛条约》。图源：美国国会图书馆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参战，打破了其长期回避欧洲政治事务的传统。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将这一转变视为重塑世界政治秩序、降低未来战争风险的契机。1918年12月，他前往巴黎参与战后谈判，并推动达成《凡尔赛条约》，其中核心构想是建立一个维护和平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

然而，威尔逊在国内并未取得同样的成功。1919年11月以及1920年3月，美国参议院两度否决《凡尔赛条约》，连同加入国际联盟的方案一并否决。国际联盟虽于1920年开始运作，但缺少美国这一关键大国，其效能大打折扣。拒绝加入联盟，也使美国在随后二十年里更容易对不断积累的国际危机视而不见——而这一选择，最终被证明代价高昂。

基于其对战后国际秩序的长期消极影响，SHAFR的历史学者将参议院否决《凡尔赛条约》评为美国外交史上第五位最失败的决策。

第四名｜1953年：支持推翻伊朗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

穆罕默德·摩萨台。图源：哈里·S·杜鲁门图书馆

1951年4月，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q）出任伊朗总理。作为一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通过挑战英国对伊朗经济与政治的主导地位而崛起。就在就任前一个月，摩萨台推动伊朗议会通过法案，将由英国政府控制的英伊石油公司国有化。

伦敦并未选择与德黑兰妥协，而是试图通过扼杀伊朗石油出口——这一政府财政的命脉——来推翻相关立法。总统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起初拒绝英国拉拢美国一同向伊朗施压的请求。但当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后，英国关于摩萨台“破坏伊朗稳定”的说法找到了更为友好的听众。

在担忧伊朗可能发生共产主义政权更迭的背景下，艾森豪威尔批准实施“阿贾克斯行动”，秘密策动推翻摩萨台。1953年8月，政变成功。这一结果不仅鼓励了此后美国针对“不友好政府”的干预行动，也被伊朗民族主义者长期用来激发国内的反美情绪。

基于其深远而负面的历史后果，SHAFR的历史学者将美国支持推翻摩萨台政权评为美国外交史上第四位最失败的决策。

第三名｜1830年：《印第安人迁移法》

19世纪初，美国白人定居者对原住民所占据的土地觊觎日深。起初，联邦政府试图通过将原住民部族视为主权民族、并以条约形式划定其领地边界来限制冲突。然而，在执行层面，政府几乎未能迫使定居者遵守这些条约；相反，华盛顿屡屡向原住民强加条件更为苛刻的新条约。

随着双方紧张关系不断升级，美国社会中要求将原住民驱逐出其祖居之地的呼声日益高涨。1830年，应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的要求，国会通过了《印第安人迁移法》。在随后二十年里，联邦政府背弃了其庄严的条约承诺，强迫多达十万名居住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原住民，迁往河以西更为狭小、贫瘠的土地。其造成的人道灾难与历史创伤，至今难以弥合。

基于这一深远而惨痛的后果，SHAFR的历史学者将《印第安人迁移法》评为美国外交史上第三位最失败的决策。

第二名｜1965年：向越南部署作战部队

1965年3月8日，美国海军陆战队抵达南越岘港。图源：美国海军陆战队

1965年3月8日，隶属第九海军陆战远征旅的3500名美军海军陆战队员抵达南越岘港，任务是保护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免受自称“民族解放阵线”的游击力量攻击——这一组织在美国语境中更常被贬称为“越共”。就在六天前，美国已启动“滚雷行动”（Operation Rolling Thunder），对北越展开持续三年的大规模轰炸。

当时，一些美国官员曾明确反对向岘港派兵，警告称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很快将被迫不断加码兵力，卷入一场难以取胜的战争。事实上，约翰逊本人也对战争前景深感忧虑，曾将其形容为“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糟糕的烂摊子”。但即便如此，在接下来的五个月里，他仍向南越追加了12万名士兵，并在随后三年内将驻军规模扩大至50多万人。然而，这场战争始终看不到胜利的可能。不断升级的军事投入，最终换来的是长期消耗、国内撕裂与国际声誉受损。

基于其对美国国力与国际地位造成的深重打击，SHAFR的历史学者将向越南部署作战部队评为美国外交史上第二位最失败的决策。

第一名｜2003年：入侵伊拉克

解散的伊拉克军队士兵在巴格达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政府总部附近抗议他们被解散。图源：路透社

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国内对伊拉克向恐怖组织提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的担忧急剧上升。尽管联合国在1991年海湾战争后已要求伊拉克拆除其核、生物与化学武器项目，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仍坚持认为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继续秘密推进相关计划。

2002年底，联合国安理会警告伊拉克，若不配合武器核查，将面临“严重后果”，但并未授权对其发动战争。美国随即绕开联合国，组织所谓“自愿联盟”，以推翻萨达姆政权。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自由行动”正式开始，美军迅速击溃伊拉克正规部队。然而，战争结束后，并未发现任何正在运行的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

美国随即陷入一场持续八年的血腥占领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人命与财政代价，其国际声誉亦遭到严重损害，并在中东乃至全球范围内助长了反美力量的崛起。基于其后果之深远与破坏性之强，SHAFR的历史学者一致将入侵伊拉克评为美国外交史上最失败的决策。

*本文内容编译自美国外交关系史学会（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SHAFR）与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联合发布的“A Survey of Historians: The 10 Best and 10 Worst U.S. Foreign Policy Decisions”（《史学家调查：美国外交政策的十大成功与十大失败决策》）。文章汇集SHAFR成员学者的评选意见，系统回顾了1775年至今美国外交史上的关键决策。原文发表于CFR官方网站。

内文根据篇幅需要有所删减，不代表IPP意见。

编译｜周浩锴IPP新媒体编辑

IPP公共关系与传播中心

审校｜刘 深

排版｜周浩锴

终审｜刘金程

IPP评论热门文章

《南华早报》｜对话郑永年：关于特朗普、委内瑞拉，以及中国为何不希望“另起炉灶”？

郑永年：当今世界革命与战争交织，中国如何做到“我自岿然不动”？

IPP播客｜对话戴明洁：Manus被收购背后，中国AI正在“向外生长”吗？

王江雨：美国新国安战略，如何影响中国周边？｜IPP专访

关于IPP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个独立、非营利性的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IPP围绕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政策、中国话语权与国际关系等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创新和政策咨询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开放式的知识创新和政策研究平台，成为领先世界的中国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