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权——巫术说”的解释边界

——三星堆文明性质的再讨论

作者｜翁卫和

摘要

将三星堆解释为以“神权”“巫术”为核心的宗教型文明，是当前研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路径之一。该解释通常以器物夸张、祭祀坑形态及非日用属性为依据，进而推论三星堆缺乏成熟的王权政治结构。本文指出，“神权—巫术说”在方法论上混淆了“祭祀活动”与“政治主体”，以宗教表现取代权力分析，导致对三星堆文明性质的系统性低估。通过对上古中国“王—巫—祭”关系的历史考察，本文认为，三星堆遗存所呈现的并非“巫权压倒王权”，而是高度政治化的王权祭祀体系，其核心并不在“神秘性”，而在“合法性建构”。

关键词：三星堆；神权说；巫术；王权；祭祀政治

一、问题的提出：“神权说”为何如此流行？

在三星堆研究中，“神权—巫术说”几乎已成为一种默认前提：

• 青铜人像被视为“神像”“巫师像”；

• 祭祀坑被解释为“宗教狂热”的产物；

• 器物的非实用性，被视为“缺乏政治理性”的标志。

这一解释路径的吸引力在于，它似乎能够迅速消解三星堆与中原文明之间的结构差异，将其归入“地方宗教文化”的范畴。

然而，问题在于：

“神权说”是否真正解释了三星堆，还是仅仅回避了对其政治结构的讨论？

二、“神权—巫术说”的逻辑前提及其隐患

“神权说”通常建立在三个隐含前提之上：

1. 夸张形象＝宗教对象

2. 大规模祭祀＝巫术主导

3. 非日用器物＝非政治文明

但这一逻辑链条本身并不牢固。

在上古中国，最夸张的器物，恰恰往往最具政治意义。例如：

• 商周青铜礼器，其造型、纹饰高度非实用，却是王权等级的核心标志；

• 良渚玉器，几乎完全脱离生产功能，却是王权合法性的象征系统。

因此，将“非实用性”直接等同于“巫术性”，本身就是一种现代经验投射。

三、王、巫与祭：上古政治的基本结构

在中国古史语境中，“王”“巫”“祭”从未构成对立关系。

恰恰相反，王权的核心职能之一，正是对祭祀权力的垄断。

从尧、舜、禹到夏、商、周，文献反复强调：

• 王者“通天”“配天”“受命”；

• 祭天、祀祖是王的专属权力；

• 巫并非统治者，而是被整合进王权体系的功能角色。

若将三星堆的祭祀遗存视为“神权压倒王权”，便等于假定三星堆脱离了整个东亚上古政治传统。这一假定，本身缺乏证据支持。

四、三星堆青铜人像：巫师，还是王者？

对三星堆青铜人像的“巫师化”解读，是“神权说”的核心支点。

但若从器物等级、体量与制作成本分析，这一判断难以成立：

1. 人像体量巨大

——远超一般宗教从属角色的象征需求

2. 制作工艺极端复杂

——集中大量社会资源

3. 姿态稳定、威仪突出

——更接近“统摄者”，而非“通灵者”

在已知的上古社会中，能够动员如此规模资源进行形象塑造的，只能是政治权力的中心。

五、祭祀坑：毁弃行为的政治含义

“神权说”常将三星堆祭祀坑中的焚烧、破坏行为解释为“宗教狂热”或“献祭仪式”。

但这一解释忽略了另一种可能性：

系统性毁弃，本身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行为。

在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器物的毁弃往往与以下行为相关：

• 政权更替

• 王权合法性的终结

• 祖先或神灵谱系的中断

若将三星堆祭祀坑置于“夏后期政治剧变”的背景中，其行为逻辑反而更为清晰：

这不是巫术失控，而是政治清算。

六、“神权文明”标签的真实功能

从解释效果看，“神权—巫术说”并未真正解释三星堆的文明高度，反而在无形中完成了三次“去政治化”：

1. 将王权形象降格为宗教偶像

2. 将政治祭祀简化为宗教仪式

3. 将文明差异处理为文明断裂

这种解释路径，实际上更符合现代学科分类的便利，而非上古历史的真实结构。

七、讨论：为何必须重提“王权”？

重新讨论三星堆的王权性质，并不是否认其宗教性，而是要恢复一个被遮蔽的前提：

在上古中国，最强的宗教权力，永远掌握在王权之中。

脱离这一前提，任何关于三星堆的“神权叙事”，都难免滑向去历史化的想象。

结论

“三星堆＝神权／巫术文明”的解释路径，在学术史上曾具有阶段性意义，但其解释能力已显现出明显边界。它能够描述祭祀现象，却无法解释权力结构；能够强调神秘性，却回避政治主体。

与其不断强化三星堆的“不可理解性”，不如重新将其置回上古中国“王权—祭祀—合法性”的整体框架之中。唯有如此，三星堆才能真正从“神秘对象”，回归为“历史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