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虞舜身份的考古线索

——三星堆“重瞳”青铜人像的历史指向研究

作者｜翁卫和

摘要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系列青铜人像，长期以来被概括性地称为“纵目人像”，并多被解释为地方性巫术或超自然形象。本文基于古史文献系统（《尚书》《山海经》《竹书纪年》《史记》《尸子》《论衡》《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与考古材料的对读，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三星堆所谓“纵目”青铜人像，更应被理解为“重瞳”人像，其所指对象高度集中于上古圣王——虞舜（有虞氏，号重华，亦即蜀史系统中的望帝、杜宇）。

本文认为，三星堆遗址保存的并非抽象神像，而是对帝舜历史人格、政治德性与宗教象征的系统性物化表达。

一、问题的提出：“纵目”解释的根本缺陷

自三星堆发现以来，学界与公众普遍以“纵目人像”指称其青铜面像特征，所谓“纵目”，实指眼球夸张外突。然而，该概念存在三方面问题：

第一，“纵目”仅是形态描述，不具任何历史或文献指向性；

第二，该表述隐含“怪异化”“非人化”倾向，与古代王者、圣人形象传统严重不符；

第三，它回避了一个关键事实——中国古史中，存在唯一一位被系统、反复记载为“目有重瞳”的圣王形象，即帝舜。

因此，继续以“纵目”命名，不仅解释力有限，反而遮蔽了考古材料与文献体系之间的互证可能。

二、“重瞳”并非生理怪异，而是古代圣王的德性象征

先秦至两汉文献中，“重瞳”从未被视为畸形，而是圣王独有的身体符号：

• 《尚书》《史记》：舜目重瞳

• 《竹书纪年》：“目重瞳子，故名重华”

• 《尸子》：“舜两眸子，是谓重瞳”

• 《论衡·骨相》：尧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三漏

这些记载构成一个高度稳定的传统：

重瞳＝大明＝明辨是非、洞察天下之德性能力。

与之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其父“瞽子”——

“有目而不能辨好恶”，象征“不明”。

舜“生于不明之家而独大明”，正是其被尊为圣人的根本理由。

三、三星堆“重瞳”青铜人像的关键特征分析

对三星堆青铜人像的系统观察表明，其并非“夸张造型”，而是高度结构化的圣王塑造：

1. 双目结构被刻意强调

并非简单外突，而是呈现“层次感”“聚焦感”，符合“重瞳”而非“异目”。

2. 人像整体为王者尺度与姿态

高冠、正立、前视，具备“元首”而非巫者或侍从的身份特征。

3. 面像中央（鼻梁以上）设置“中宫鸱尾”装饰

对应五行之“土”、方位之“中宫”，在古代天文—政治体系中，为中宫大帝之象征。

综合来看，该类人像并非泛神，而是指向唯一历史人格的标志性塑像。

四、帝舜在川蜀的历史记忆：从“有虞氏”到“望帝”

将三星堆材料置入巴蜀古史体系，其指向更加清晰：

1. 帝舜别称系统高度集中于蜀地记忆

• 有虞氏、重华、望帝、杜宇

• 化为子规（杜鹃）以劝农，成为蜀地最核心的王权神话

2. 文献明确记载“虞都在郫”

郫城（今成都平原西北）被多种文献视为虞舜治所，其政治—宗教中心与三星堆文化圈高度重合。

3. “望帝”之名，与“重瞳—望远—大明”构成完整象征链

重瞳非怪相，而是“能望千里、明察万物”的视觉象征。

五、虎面、人面与象崇拜：帝舜体系的复合图腾结构

三星堆并非仅有“重瞳人像”，而是呈现一个完整的舜帝象征系统：

• 虎面人像：对应“有虞—虎族”传统

• 象牙、象骨的大规模祭祀性掩埋：

象在上古并非普通动物，而是王权交通、祭祀、降雨与治水能力的象征

这一体系在夏后期政治变动中被系统清除，其被焚烧、深埋，本身即是王朝更替与宗教断裂的历史记录。

六、讨论：三星堆是否可以“还原”帝舜的历史形象？

本文并不主张简单等同“某一件文物＝某一位历史人物”，而是强调：

当考古形象的身体特征、象征系统、空间分布、文献记忆高度重合时，

其历史指向性已不可回避。

三星堆所呈现的，并非抽象神话，而是一个被反复物化、被系统崇拜的圣王形象。在现有古史体系中，只有帝舜，具备如此集中而独一无二的标志组合。

结论

所谓三星堆“纵目人像”，实为对帝舜“重瞳”形象的考古呈现。

三星堆遗址，并非“非华夏”“异文明”的孤立存在，而是早期华夏圣王政治—道德传统在西南地区的历史遗存。

不将地下材料与地上文献互证，而刻意回避其历史指向，才是对考古学最大的误读。

三星堆，正是我们今天重新理解帝舜、理解早期华夏文明精神结构的关键现场。